黃梅：還有一點讓我對兩位藝術家覺得特別欣喜和尊敬。我關注譚平老師您的作品有十年的時間，我把您的抽象更世界上很多的抽象大師，像康定斯基，羅斯科等一一對比，我就發現譚老師的作品很有特色，二十年前就能做到幾乎看不到別的藝術家的痕跡，不像我從別的作品中就經常能看到藝術大師留下的痕跡。我想請您談談，您在學習的時候是不是有意的，或者您是不是曾經也特別崇拜某一位大師，您怎麼能夠特別巧妙而堅定地找到了自己作品的方向？第二，譚平老師您拿出去的作品都是特別雅致，功夫很深，不像有些作品很粗糙，不夠精細。您創作的時候是不是經常一下就能創作成功或者把自己作品扔掉，塗抹的幾率是多大？
譚平：其實每個人都有學習的階段。只不過我過去學習的階段你看得很少或者你沒有看到。我80年代就開始做一些抽象的繪畫，那個時候也有很多抽象大師的痕跡。到了90年代，我對抽象繪畫特別感興趣，也是做了一些試驗性的作品。這些東西在我的腦子裏，我學習他們是為了背叛他們。我現在不斷地走向了對自己作品最後成果的一個覆蓋，破壞，達到一個新的畫面效果和想像，其實都是通過否定的方式來完成的。一旦畫出一個完整的畫時，它有可能就是我們曾經看到的東西。毛主席經常説：不破不立。立就在其中。我的繪畫道理就在這兒。所以你看我作品的時候，會看到畫了很多層，但是這個很多層不是過去塑造的概念。我這個是通過破壞的方式，使它一層層地疊加，這個疊加有時間的概念，就像歷史一樣不斷被覆蓋。
黃梅：您一幅作品覆蓋很多遍，您覺不覺得佔用了很多時間，總是一幅作品沒成，或者覆蓋就是一種快樂？
譚平：覆蓋就是一種體驗。每個人都可以試一下，我想畫這個線條，那你放慢三倍試試，馬上你的目標就變得非常模糊，你的狀態迅速就改變了。這個時候對每個人來講，他就會更加關注你所畫的那個瞬間，非常圍觀和具體地看到筆和紙之間的關係。這種改變會直接影響到你的結果。你剛才説與大師不同，最重要的是過程必然導致了結果不同。
黃梅：我想問問卡斯特利先生作品一次性成功或者改變會很多嗎？扔掉或反覆修改的時候多嗎？
卡斯特利：我在創作繪畫的過程中，一般來説改動很少，如果有一些不太滿意的地方也可能會在上面重新畫或者徹底毀掉不要了。但是總的來説，基本上創作的過程很快，從頭到尾幾乎都是一氣呵成的。我提前用比較小的紙打草稿，打完之後達到我理想的效果後才畫，所以儘量避免改動。
黃梅女士去我畫室兩次，我正在創作這次展覽的圓形旋轉繪畫，你去的時候可能畫面還是空白的，其實我之前已經在平面的紙上試著畫了很多次，等我覺得狀態可以了就會畫在圓形的轉盤上。這樣就能儘量少犯錯。我在創作的時候也更很多藝術家進行過交流。有的藝術家在創作的時候也會遇到這種小小的悲劇性事件，比如你想要這麼畫一幅畫，但是你最終沒有能力去完成這幅畫，這會讓很多畫家傷腦筋。
黃梅：通過這個展覽，我想我們三個人都感受到了這中間不僅是繪畫的交流，藝術的交流，更多的還是文化的交流。藝術家都特別渴望自由，如果説卡斯特利是一種天性的自由，我在譚平先生身上體會到的更多的是限制性的自由，您在繁忙的工作和事務中來創作和把控自己，但你還是一種比較愉快的狀態，您比較能把控好。我不知道這樣的體會是不是對的。或者您看到卡斯特利會不會羨慕他無限制的自由。您談談這方面的感受。
譚平：他是一個職業藝術家，我是一個業餘藝術家。我的心態就是這樣。我覺得心態特別重要，如果我把自己放在職業藝術家的位置，那別的工作壓力就非常大。但如果我是一個業餘藝術家，下班之後就是我的業餘生活。在德國是教授治校，教授説了算，所有的行政工作都交給秘書去做。這和國內的區別非常大。國內整個院校在不斷地發展，規模也越來越大，所遇到的困難和問題也非常多。我記得去德國的時候，我在柏林藝術大學跟校長談的時候就問了一個問題：我80年代就在學校上學，我們採取的是導師工作室制，直到今天也沒有什麼變化，你怎麼想？世界變得這麼快，為什麼整個教學結構沒有變？他給我一個反問：為什麼要變？又沒有錯。當然我們深入談的時候，其實每個導師的觀念都在變。過去的時候，可能導師就是師父，學生就是徒弟。但現在導師和學生之間是平等的關係。但在中國不一樣。中國這30年的變化是我們自己都無法想像的。在學校也是一樣。過去我們一屆招30個人，現在中央美院一屆的本科，研究生，博士生加一起一共1000多人。所以不能再用原來的管理方法來管理。中國的城市也是面對這樣的一個狀況。所以對我來講，不僅僅是上班8小時，可能下班8小時還是要面對這樣的工作。這對我們來講也是激動人心的，很少有人能經歷這樣的發展過程。很多東西不僅能夠實現社會的發展目標，同時也實現了個人的理想。
黃梅：我想問卡斯特利先生，作為一個自由的職業藝術家，您到中國來以後跟譚平先生接觸的時間很短，我以前也跟您描述譚平先生會比較忙。那您能不能體會到他的忙碌？或者説譚平的抽象和以前你在西方看到的抽象有什麼不同嗎？
卡斯特利：我這次來中國的時間非常短，我也知道譚平先生抽出來了盡可能多的時間跟我進行交流。雖然我是一個自由的職業藝術家，但也不代表真的就是從早到晚都是絕對的自由的。因為畫家也不可能中間不休息地畫12個小時，你自身的能量也撐不了這麼久，並且也有一些別的事務會分散你的注意力。所以我並沒有覺得有太大的差別。
我倒不覺得譚平的抽象帶有特別明顯的國別的特徵。我之前在歐洲的博物館也看到展出過譚平的作品。我當時不認識譚平老師，也不知道這是一個中國人。我認為到底是中國人還是西方人畫的不重要，重要的是畫面給人非常強烈的印象。譚平老師的作品中是體現了中國式的主題和中國式的抽象，每個國家在發展的過程都不一樣，有的受現實主義的影響多一些，有的少一些，每個時期都有流派的並列，就像人本身是不同的一樣的。
黃梅：剛才卡斯特利講的一點很有意思。我講譚平先生日常非常忙碌，但是他説他來的這幾天沒體會到。確實卡斯特利來的這幾天，譚平老師抽出了很多時間一起交流，一起布展。兩位藝術家之前都跟國際上其他藝術家合作過，首先請譚平老師談一下這次和卡斯特利合作有什麼不同或者有什麼獨到的感受？
譚平：我特別在意合作，要不然就是雙個展了。20年前，我也曾經做過策展，但這策展也只是我個人的一個想法，叫“北京，柏林”。我找了兩個中國藝術家和兩個德國藝術家共同來做一個展覽。我們都在做版畫，版畫最大的一個特點是它可以套色。我就提了一個建議：每個人可以做同樣尺度的版，做完之後每個人可以自由挑選對方的版來疊印。我記得當時每個人至少做了十塊，有人做的寫實的，我當時就做了抽象的了，還有人做了水墨感的。我們印了四五十張不一樣的，組合的可能性非常多。後來我們做展覽的時候就變成了一件作品，把所有印的放在一面墻上，當時在北京也在德國展出。這件作品後來被德國慕尼黑收藏。這個交流非常有意思，不同的藝術家在同一件事裏進行交流，這體現了各自創作的審美。後來第二次又做了銅版畫。德國是銅版畫的發源地。在北京做的是木版浮水印，兩個地方進行交換。我們這次的交流是非常具體的現場交流。比如開始那個小廳的放法後來逐漸調整，放完之後他馬上説：對了，就是它！我也覺得就是它。這才有對話的感覺，感覺大家共同創作一件作品。只有這個過程才能體現交流的意義。
黃梅：一開始卡斯特利來之前，譚老師的想法是有兩面墻是各自的影像作品和簡歷，小廳裏只有各自一幅作品，而且更多的可能是色彩的作品。後來卡斯特利來了，換了一種思維，影像和簡歷放到了一面墻上，挪出了兩面墻來放作品，而且都是黑白，産生了特別酷的效果。我想請卡斯特利談談，您以前有沒有跟別的藝術家這樣合作過，有沒有什麼經驗可以分享，跟譚老師合作是什麼樣的感受？或者上次跟霍克尼合作是怎麼分配展廳的？
卡斯特利：我以前也跟藝術家有過特別密切的合作時期。1979-1989年我生活在柏林。我剛到柏林的時候，就去畫室見了兩位同齡的青年藝術家。第二天莎樂美就邀請我吃早飯，此後7年的時間裏我們每天都在合作。這次跟譚平教授在中國美術館第一次見面，之前也看了譚平老師的照片和作品，所以見面的時候就覺得已經非常熟悉了，兩個人就進行了自然而然地交談，也都互有好感。我覺得譚平老師有中國人的這種儒雅，安靜，善於思考的特質，而我是屬於更有活力，更著急的急性子。譚平老師也儘量抽出時間來跟我一起吃飯，吃特別辣的火鍋，喝白酒。就像認識了十幾年的老朋友一樣，我覺得以後我們也會成為非常好的朋友。
黃梅：特別恭喜我的兩位藝術家成了好朋友。現在在中國美術館的展覽準備了兩年，布了兩天，出來的效果遠遠超過了我當時的策劃。呈現給觀眾的也是完全不同於最初的效果。現在觀眾可以進行天圓地方地進行對比觀看，觀眾可以圍繞地上譚平先生的作品，不斷地欣賞各個角度的，各面墻上的卡斯特利的作品。小廳裏也可以欣賞卡斯特利的圓形旋轉作品，譚平先生地上擺著的立方體作品。整個展覽有很多可以對比觀看的地方。我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到中國美術館去看這個展覽，這個展覽一直延續到5月31日。
譚平：我們兩個要進行合作，過兩天我們要共同畫一張畫。我還是第一次嘗試和別人一起畫畫。我非常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