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張先生非常崇敬，我在50年代的時候被打成右派，我在60年代初的時候，張先生對我的態度讓我非常感動，讓我感覺到一种家長，一種親人的感受。每次張先生要有展覽，都是我一次學習的機會。除了勤奮，在張先生身上還有一種堅韌，這種堅韌，表現在他的畫裏面，他的為人，張先生平時很少説話，你感覺他是一個非常慈祥的老人，他的畫不是在筆墨的趣味當中講中國的人文精神，我就是從他畫畫的態度和為人的態度這個當中透露出來的中國的人文精神，這是他的畫的新意，也是他的畫裏體現出的人的本真的新意，我覺得這就是他的新意， 他不是為了“新”，要有一個新的面貌， 我覺得我們在討論風格問題的時候常常都是講樣式的新鮮，某一個新鮮的點，完了又從那個點發展成為一種風格，都是從外在的因素在討論問題，所以老看不到成果，為什麼好長時間以來，大家都覺得有些失望？就是問什麼看不到成果，看到人們在做這種努力，創新這個人們挂在嘴上，也在心裏頭想，從張先生的經驗我們逐漸能夠體驗到人是最主要的，人的精神，精神的高度，人的精神的品質，和他的堅韌的精神，這個可能是我們的藝術得以生存和發展的一個基本的條件，我覺得這其實是一個文化問題，如果我們把藝術看成是一個樣式的翻新或者任何這一類方面的一個突破，這恐怕都跟我們的藝術沒什麼實質的關係，我對張先生最為感動的就是説它既十年如一日地在追求著焦墨山水，實際上他一直在找到表達他人生的，他的精神的一個載體，他做的總不是很滿意的，他總是在不斷在當中進行探索，不斷地在這裡完善了，所以你可以感覺到他幾十年來他一直在做這樣的一個事情，所以最重要的是他的精神的思索和他的人格的東西，我覺得現代 包括我們的美術教育，現在出現了很多的問題，這些問題都跟我們道聽途説的一些西方新理論混在一塊，讓我們不清楚最根本的問題，如果説我們希望在我們的藝術運動裏有一個比較健康的狀態，我覺得張先生的畫、張先生的為人、張先生的精神的追求和堅韌的態度，這是我們最重要的遺産，非常重要的要對將來的創作做産生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