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李可染先生第一次外出寫生，這個想法跟張仃先生彙報了之後，張仃先生不僅支援可染先生這個想法，而且要親自和可染先生去寫生，所以就有1954年羅明、張仃和李可染這個寫生，這個寫生我感覺是中國山水畫由傳統轉為當代過程中很關鍵的一個活動，所以我對張先生比較崇敬，張先生從一個領導就是一個非常好的領導，論中國畫講“畫品和人品的高度統一”，我感覺在張先生身上體現這種高度的統一。他是一個非常厚重的、有人格力量的一個人。

在筆墨上，很多人還局限在技術層面來理解筆墨問題，但是真正搞國畫的人，深入研究筆墨精神的人，筆墨不僅是個技術層面的問題，而且它有很多精神層面的問題，所以中國畫筆墨是中國文化精神的很重要的一個標誌，它不僅是個用筆用線的這個問題。“畫品如人品”，筆墨能夠直接反映人的精神，張先生畫焦墨是對山水的風骨的一種追求，畫中所有媚俗的、討好人的東西都不要，他就抓一個山水的風骨，我感覺從張先生的畫裏體現出張先生的人格力量，我感覺這是山水畫最高境界。寫一篇文章《寶林六十算甲子》，寶林六十剛起步，你還得好好的學學元人的繪畫，在傳統裏還要追一下，我感覺張先生對元人的畫有很深的理解，也很喜愛，在張先生的作品裏我能體味到元畫的精神，所以我從張先生這學到的是一種精神力量，一種人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