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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披頭士”引領了一場流行音樂革命，從此改變了世界流行音樂的格局。
1964年初，庫布裏克的荒誕傑作《奇愛博士》上映。這部作品原本定於1963年上映，但由於肯尼迪遇刺事件而推遲了檔期。
女權運動的經典之作《女性的奧秘》在1963年出版。
1963年，鮑勃·迪倫出了被公認為經典的專輯《自由馳騁的鮑勃·迪倫》。
1963年，馬丁·路德·金髮表了著名演説《我有一個夢想》。
1963年，出生於巴基斯坦的英國作家塔裏克·阿裏(Tariq Ali)剛滿20歲，還是一名學生的他親眼目睹了當時政治、文化和社會的非凡巨變。那一年定義了後來的“現代社會”。回憶起1963年，塔裏克説：“那是充滿預示性的一年。在當時，甚至幾年後，沒有人想到會發生什麼，直到那場席捲全球的風暴。”他試圖回想起這一年，找到內心深處的一些回憶，哪怕只有一點點印象，也可以重建一個沒有太多扭曲的模糊過往。
“1963年10月，我到牛津大學讀書，當時正流行波西米亞風，女人穿著黑色塑體衣或皮夾克，男人都穿皮夾克或海軍防雨衣，而我固執地穿了好幾個月的馬褲呢和粗呢大衣。古巴導彈危機臨時觸發了核裁軍運動，實際上英國工黨會議在1960年已經投票通過了單邊核裁軍，但是第二年又改主意了，其中左翼工黨領袖安奈林·比萬（Aneurin Bevan）産生了重要影響。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覺得核裁軍運動太溫和了，從主席位置上辭職並創立了反戰團體百人會。”
女人愛披頭士
男人愛滾石
1963年，人們談論最多的是披頭士。所有在卡法克斯交叉路口附近聽過他們唱歌的人都被迷住了。在各個聚會，披頭士黨和滾石黨整天吵鬧不停，後者認為滾石無疑更優秀，更刺激，更有感覺，也更適合跳舞。“有一次我們搞了個投票，結果女人大多喜歡披頭士，而男子漢都熱愛滾石。”塔裏克説。
鮑勃·迪倫也在人們的談論中。他剛剛發佈了那張著名的專輯《自由馳騁的鮑勃·迪倫》（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這位“鈴鼓先生”（2004年一首新歌的歌名）為無數暗送秋波和勾引提供了前戲的音樂。避孕藥改變了人們的態度，女人獲得更多自由，但性別歧視仍然可怕。巴黎索邦大學的新生朱迪思·奧克麗（Judith Okely）開始提倡女權主義，並把西蒙·波伏娃的作品介紹給眾人。
這一年，迪倫和女朋友蘇西·羅托洛搬到了鄉村。她的父母是“麥卡錫主義時代”（注：1950年代初，美國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發起了美國全國性反共“十字軍運動”。他任職參議員期間，大肆渲染共産黨侵入政府和輿論界，煽動人們互相揭發，許多著名人士如演員查理·卓別林和“原子彈之父”羅伯特·奧本海默等都受到迫害，被指控為向蘇聯透露機密和為蘇聯充當間諜）倖存下來的共産黨人。他們令迪倫變得激進，使他寫下了1964年那首《時代正在變化》（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這首歌推動了美國的黑人民權運動（注：二戰後美國黑人為反對種族隔離與歧視，爭取民主權利而發起了民權運動），令那些原本對肯尼迪總統抱有很大期望的學生更加激進，他們在期望中收穫的只有豬灣入侵事件和越戰，同樣令他們失望的還有下一任美國總統林登·約翰遜。8月，馬丁·路德·金的演講“我有一個夢想”觸動了整整一代人。在內戰將近一個世紀後，美國黑人依然在被處以私刑，被剝奪基本人權，在南方諸州不允許投票，在北方遭到歧視。3K黨在共和黨和民主黨都有支援者。他們決定回擊，馬丁·路德·金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決，而按照另兩位黑人民權運動的領袖斯托克利·卡邁克爾（Stokely Carmichael）和馬爾克姆·X（Malcolm X）的説法，不排除暴力的可能。
“紀錄片”《奇愛博士》
“我記得很清楚，”塔裏克説，“1963年11月22日，我和一群朋友正坐在牛津辯論社的電視機前看早間新聞。突然間，天昏地暗。我們沉默地看著電視畫面，約翰·肯尼迪被刺殺了。我們誰也沒説話，徑直走到了酒吧。我遇到的第一個人是漂亮、嬌小、臉色蒼白、鬈頭髮的朱迪思·G，她是共産黨俱樂部的堅定分子。我告訴他肯尼迪被刺殺了，她面無表情地説，‘他們沒有把林登·約翰遜也殺了？’她總是那樣裝腔作勢。”
關於誰指使了刺殺行動的辯論第二天就開始了，但問題無法得到解決。三個月後，導演斯坦利·庫布裏克的荒誕傑作《奇愛博士》上映。片中一群正在準備核屠殺的瘋子控制了五角大樓，彼得·塞勒斯（Peter Sellers，英國喜劇演員）在其中扮演焦慮的總統大人。今年早些時候，美國經濟學家詹姆斯·加爾佈雷斯（James Galbraith）告訴塔裏克：“在我們家《奇愛博士》一直被當做紀錄片。”他的父親J.K.加爾佈雷斯是肯尼迪的密友。塔裏克評價：“一些將軍傲慢無禮，一些只是偏執妄想。”
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些領導人的地位搖搖欲墜：英國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德國總理康拉德·阿登納，以色列總理戴維·本-古裏安，都被各種各樣的性醜聞或國家安全醜聞拉下了水。儘管1945年開始宣揚“社會主義精神”，但1963年的英國仍然是一個壁壘森嚴的階級社會，絕對服從的精神主導了政治文化。新的工黨領導人哈羅德·威爾遜事實上只是傑出的反對黨領袖，擅長在每個方面挑戰、嘲笑和抨擊保守黨。
“諷刺”帶領社會
走向現代性
塔裏克説：“實際上，真正帶領社會走向現代性的是電影製片人、劇作家和諷刺作家。”電視在當時還是新鮮事物，並非人人擁有，因此大家通常集體觀看。美國數學教授湯姆·萊勒（Tom Lehrer）用他的諷刺歌拿中産階級取樂，在基辛格拿了諾貝爾和平獎後，他開始拒絕演唱，因為“諷刺已經不可能了”。他旁邊還有蘭尼·布魯斯（Lenny Bruce），舞臺上最聰明和最粗魯的喜劇演員之一，他神志不清語無倫次的意識流表演被認為破壞力太強，最終以“猥褻罪”在舊金山被逮捕，並因1962年在彼得·庫克（Peter Cook，英國喜劇演員、諷刺作家）“建立”（Establishment）俱樂部的演出而被英國永久驅逐出境。
在英國，諷刺和時事評論雜誌《私家偵探》已經出現，而BBC英國廣播電臺正在播放諷刺喜劇《上周發生了什麼》（That Was The Week That Was），每週有一千萬觀眾收看。大衛·弗羅斯特（David Frost，英國著名電視節目主持人、作家、記者）和威利·拉什頓（Willie Rushton，英國漫畫家、諷刺作家）在裏面出演，丹尼斯·波特（Dennis Potter，英國電視編劇），彼得·庫克，理查德·英格拉姆（Richard Ingrams，記者、《私家偵探》編輯），約翰·克裏斯（John Cleese，英國演員）等人則幫忙寫段子。
塔裏克説，如果要看最新的歐洲電影，要去牛津沃爾頓街的“斯卡拉”（Scala）電影院——後來是牛津街的“學院”（Academy）——和漢普斯特德的“人人”（Everyman）。“我的第一次觀影經驗很有教育意義。在斯卡拉放映完波蘭導演安德烈·瓦伊達的《灰燼與鑽石》後，他們放了《天佑女王》（英國國歌）。我幾乎本能地站了起來，就像我在故鄉拉合爾聽到國歌時的反應一樣，結果後一排的人異口同聲地説道：‘坐下，你個法西斯！’後來我再沒犯過這樣的錯誤。”法國新浪潮富含啟示，光是讓-雅克·戈達爾的電影便如一顆子彈——《蔑視》、《不法之徒》、《已婚女人》、《狂人皮埃羅》、《我略知她一二》、《中國姑娘》、《週末》統治了電影界整整十年。這並不是説英國電影業已死，約瑟夫·羅西（Joseph Losey）和哈羅德·品特（Harold Pinter）這對拍檔在那一年帶來了《僕人》，一部描繪階級和性壓抑的強大電影，精巧的鏡頭令它成為時尚經典。影片展現出濃郁的同人氣質，而同性戀直到1967年才合法化。此外還有約翰·施萊辛格（John Schlesinger）的《説謊者比利》、托尼·理查德森（Tony Richardson）的《湯姆·瓊斯》和林賽·安德森（Lindsay Anderson）的《如此運動生涯》，都是當時的先驅者。
“我在英國看的第一部戲是瓊·利特伍德（Joan Littlewood）的《噢！多可愛的戰爭》，這部戲是對音樂廳文化和貝爾托·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的感人致敬。”瓊在當時解釋説，“布萊希特的作品我們從1930年代就開始熟悉了。”這部戲是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殘酷解構，“明年2014年100年紀念的時候應該再演一次。”塔裏克説。皇家宮廷劇院是倫敦當時最活躍的劇院，既有貝克特（Beckett，愛爾蘭戲劇大師）和尤尼斯庫（Ionescu，荒誕派戲劇大師），又馬不停蹄地上演新戲。品特（Harold Pinter，英國劇作家）的三幕戲《看管人》在這一年首演，而後來最重要的國際劇場導演之一彼得·布魯克（Peter Brook）當時是利特伍德的忠實粉絲，正沉浸在一項挑戰戲劇傳統的偉大工作中。
50年後，人們不笑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幾十年中，文化反映出日益增長的自信。“我的一些大學朋友正在反叛一切：教授、考試、學校，還有生活本身。他們追求整個世界，尋找它只為了毀滅它，他們馬上也要這樣對待自己。”塔裏克説。
1963年，塔裏克面對的最大問題是食物。“我到英國一週後便去了當地一家印度餐廳，名字叫泰姬陵。太可怕了！”他叫來餐廳經理問為什麼這裡的飯菜連流浪狗吃的都不如。經理很生氣，把塔裏克叫到辦公室，“你剛來嗎？那以後就不要來了。牛津北部有一個旁遮普婦女每週末都會燒可口的食物，你可以提前預訂。”那家餐廳短期內拯救了塔裏克，但他還是決定自己學燒飯，後來他從未後悔過學會這項技能。“簡直無法相信30年後這個國家居然以它的飯店和美食聞名。奇跡總會發生。”
1965年，在多次食言的工黨政府新一輪選舉後一年，邁克爾·富特（Michael Foot，英國前工黨領袖）因為其領導哈羅德·威爾遜被指責拍美國馬屁而絕望地咆哮，“你們這群白癡，難道沒有意識到威爾遜是你們將會碰到的最傑出的首相嗎？”充滿諷刺的笑聲激怒了他。但是現在人們不笑了。
50年後，全球化使歐洲的政治和文化更加趨於地方化。英國已經沒有電影業可言了，甚至連肯·洛奇（Ken Loach，英國獨立電影導演）也要從歐洲其他國家獲得投資，歐洲電影很大程度上已經淪落到模倣好萊塢恐怖片和動作片的地步，它引以為豪的電影已經死了。它的文學眼光緊盯著《紐約時報》的暢銷書單，它的作家沉迷于作品被翻譯成美式英語，它的政治重復著華盛頓的節奏。最有趣的電影出自伊朗人、南韓人和泰國人之手，最有挑戰的政治發生在南美，而全球最大的市場中心已經東渡到了中國。“不要擔心，”塔裏克説，“北美和歐洲仍舊佔據著軍火工業。無人機主宰著政治和文化，或許它們也能成為軍需産業的暢銷冠軍。”
(本文係塔裏克·阿裏發表在《衛報》的同名文章，早報記者據此文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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