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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陽（何武東）
民歌是什麼，
民歌就是女人苦了哭一哭，
男人苦了唱一唱，
娛樂消遣是它，
悲苦高興慶祝也是它
本刊記者 王大騏發自銀川
家鄉
我的家住在同心路邊上／那裏有我的爹和娘／黃河的渠水流淌在遠方／我在風沙中成長—— 《長在銀川》
蘇陽又喝大了。滿桌的西北風味粵菜他還沒來得及吃上幾口，一杯杯白酒已經灌了下去，他還冒著刷爆卡的風險，神不知鬼不覺地出去買了單。這真應了那句話，“哪怕胃喝出個洞洞，感情不能喝出條縫縫”。2000年，他就曾因喝酒過多導致胃穿孔，做了一次手術。
每次回到銀川，總少不了喝酒，因為那裏有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和親人，酒局經常可以持續一個多星期不斷。在北京，蘇陽反而很少出門，也不怎麼跟外人來往，一般都是從四惠的住處到錄音棚，再到排練房和各種演出場所，三點一線，生活單一且麻木。
閒時他會到潘家園淘雜書，那裏書便宜，有老的版本，大部分是詩歌類的，例如《意象派詩選》、《卡蒙斯詩選》、《漢魏六朝詩選》、《杜甫敘論》、《格律詩小寶典》等，現在他手頭上正在翻一本《詞學解析》。之前看賈平凹的《秦腔》，他用陜西話默念著看完，裏面有譜子，後來他就拿著琴放在旁邊，不時地彈一下上邊的段落。
在銀川，一到晚上啥事沒有，就是喝酒。“儘管物價比北京還高，可是餐館從不缺熱鬧。”但是無論喝到多晚，他總會在六七點起來，一個人去街上轉悠，有時候會走很長的路，伴隨著日出，仔細打量這座物質上暴發、精神愈發荒涼的城市。他曾這樣描述道：
在很多那樣的地方，貧瘠但是倔強地長著我們的父輩，蒼涼的黃沙灘和土房，黃色的村落，沒有一點綠色，冬天枯草邊那結實的冰，我們的爸爸和媽媽、叔叔和阿姨們，忍受貧瘠，在這裡建工廠，造化肥，他們為忙碌後的低工資無法維生而爭吵，哭，為生活的一點點改善而從心裏笑。我們，還有後來的少年，同樣生活在貧瘠的土地上，那樣倔強，我們的生活在發生改變，跟隨逐漸起來的小城鎮。
蘇陽原本出生在浙江小鎮，7歲才隨支邊的父母定居銀川。初中他曾因逃學被學校開除，後來混了一張轉學證，上了寧夏最好的中學，高一時再次被開除，只能到陜西上中專，學了電工。
對他和周圍的人來説，“不是要做什麼，而是能做什麼”。他先是喜歡畫國畫，後來找到了吉他就沒再離過手。電工活他也幹過，有一次爬得老高修理電線桿子，沒想到漏電，啪的一下差點把他從上面打下來摔死。之後他跑到陜西，加入了類似賈樟柯電影《站臺》裏的文工團，加入了全國走穴大潮。
1988年，17歲，一輛大卡車載著一群“文藝青年”，過著乞討般的表演生活。大家吃住都在舞臺上，冷了就蓋上油氈布。早晨不吃飯，中午吃一碗3塊錢的餃子，晚上少吃點，演出完了肚子咕咕叫。經常有演不下去團長卷錢走人的時候。顛簸的土路上，伴隨著他們的是侯德健的《歸去來兮》和羅大佑的《誕生o青春舞曲》，尤其是羅大佑那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來的嗓子給了大多數人唱歌的膽量。
少年時代結束得很快，蘇陽22歲回到銀川，開始和市裏青年秦腔劇團的一個演員談戀愛。23歲結婚，還立馬生了個娃，接著又組了個樂隊，開始在剛興起的夜總會裏演奏謀生，主要是模倣港臺和西方樂隊。
那時他和大部分中國早期的搖滾歌手一樣，前衛但是迷茫，留著披肩長髮，瘋狂地練琴，著了魔一樣地想成為重金屬吉他大師，後來才發現，那是一個虛妄的目標。之後還開過酒吧，卻自己把它喝垮了。就這樣瘋魔到30歲，為生計去銀川的虹橋酒店，當了舞臺總監和伴奏樂手。
建發橋頭
你是世上的奇女子呀／我就是那地上的拉拉纓喲／我要給你那新鮮的花兒／你讓我聞到了刺骨的香味兒——《賢良》
蘇陽本想帶著我去看當地秦腔劇社的，誰知道開發商先到一步，原先的城中村已被推成了一片廢墟，只有拾報廢鋼筋的工人和一輛鑽地機在裏面工作。踱過一塊水泥板，下面是塞滿優樂美紙杯和速食麵袋子的乾涸之河，僅存的幾間秦腔劇社還在裏面唱著小曲，外面一幫人在風吹日曬、已經起皺掉皮的檯球案子上捅球。
聽曲子的都是常客，一曲曲的挂紅，話筒前面於是便挂滿了繡著數字的綢巾，穿著霹靂的女演員一個個輪番上臺獻唱，男演員早都不見了蹤影。她們大多是在糊弄，倒是伴奏的板胡拉得味道十足——那人曾是蘇陽妻子所在劇團的首席板胡。
蘇陽以前也是常客，每次來能待上一下午，最後他意識到對方並不好好唱，全奔錢來，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沒再來過了。談起秦腔，他最愛《下河東》裏的“三十六哭”、《斬李廣》中的“七十二個再不能”，還有《斬單童》。這3部戲都是秦腔的代表作，分別斬了3員大將，全都是悲劇，他認為在表現力上比搖滾樂更為真摯和徹底。
在盲目地模倣了一陣西方搖滾樂之後，蘇陽開始厭倦，他聽一個外國鼓手説過，“傾聽生活中自然的聲音，模倣它”，他想，這對象一定包含花開、落葉靜靜地呆在地上、母親肚子裏的嬰孩、早晨的街道、我們身上的血液、相互凝望的眼睛、凍結的河流、草籽在土裏發芽。
搖滾畢竟不能拯救中國音樂，它只是貢獻了節奏，音樂的語言還是要自己找。有段時間，蘇陽到處打聽能唱小曲的藝人，他想摸索以前民間音樂的語言旋律習慣，包括花兒。他曾經參加過甘肅和政縣松鳴岩的萬人花兒大會，每個人找棵樹就開始唱，誰能把誰唱得接不上，誰就是最俏的情郎，場面非常壯觀——可當每個人的手機響起，全是口水歌，又把人帶回到現實中來。
民歌正在消亡已是不爭的事實，當地人自己也正打算遺忘。如果不是政府有意挖掘原生態民歌，當地人也看不起這些音樂表達方法。也許他們覺得歌舞團之類的MIDI伴奏，和有民族服裝的用學院嗓音唱的才叫民歌。
於是，他在第一張專輯《賢良》的前言裏發出了質問：
新世紀的新民間，在新的音樂形式下，曾經發出了魚鼓書、賢孝、秦腔的聲音的人群，在今天，我們可以有自己的語言嗎？可以有自己的習慣嗎？能發出離人群最近的歌聲嗎？能在生活中歌唱嗎？能讓眼淚和笑都在歌唱裏更直接嗎？能嘗試讓血液回到身體裏來嗎？通過喉嚨，可以有自己身體發出的歌唱嗎？希望能聽我們掩蓋的笨拙的表達下的聲音，有關逐漸被公路和樓宇吞噬的土地，有關簡單卑賤的像螞蟻一樣奔波惶恐繁衍生息的人群，有關我們血液發出的哭和笑，有關變了形的家鄉的消息，有關生活的細節，更多，但，不僅如此。
問題也許在2004年銀川富寧街小戲社裏“土的聲音”小型演出已經得到了解答。當時舞臺很簡陋，平時就是一幫老人打麻將的場所。蘇陽專門租了一天，按照他們以往的小公告，在門口小黑板上寫道：今天晚上蘇陽樂隊演出，演出人員誰誰誰。因為音響聲音太大，演出期間就有人投訴，110來了兩次，但都沒有嚴厲要求停止，而是看完了才走。最後20元的票沒賣幾張，但門口半條街全是免費聽眾，蘇陽從這些人的表情看出來他們是真的愛聽，而不是在湊熱鬧。因為他們聽到的不是被閹割過的民歌，而是幾乎遺忘的旋律。“後來的照片裏，有一個中年婦女貼著窗戶，神態太讓人感動了。”蘇陽回憶道。
就在那天晚上，蘇陽開始隱約感覺到了一種交流的途徑。
鹽池縣
陌生的人呀，經過我的村莊／聽我像風中的樹葉為你歌唱／這歌聲啊，是黑夜做的衣裳／你聽見我的心跳和血在流淌——《像草一樣》
鹽池有3樣東西名頭比較響：羊肉好吃、土地乾旱、人能喝酒。蘇陽上次來的時候，一口涼菜都沒吃就被敬了18杯，立馬不省人事。
這裡跟中國很多富饒縣城一樣，靠自然資源起家，然後就有了新修建的廣場、政府和銀行、電力公司之類壟斷公司的大樓，接著是裝修得金碧輝煌的大飯店和三四條繁華的商業街，轟轟的叫賣聲和蔓延的紅色商品打折條幅，多數是地方白酒和服裝品牌。縱橫其中的是小城青少年，他們三三兩兩從檯球廳、錄影廳和網吧裏走進走出，年齡稍大的多數穿著黑灰色的夾克，豎起一頭染發。
當晚吃飯的有攝影愛好者、畫油畫和國畫的、詩社成員，還有彈貝斯的，他們都來自這個縣城，蘇陽的第二故鄉，可為了第二天的工作，沒喝一口酒。
蘇陽已經來了無數次鹽池，多數是為了采風，雖然他討厭“采風”這個詞。他“更想看到他們的生活，他們在生活裏歌唱的態度，他們怎樣用身體來完成歌唱，而不是用五線譜或者阿拉伯數字來記下他們的旋律。”
之前他曾冒著嚴寒拜會過這裡的小曲藝人李學皋，李老漢能把話變成歌來迎接他們：“友情又送友誼人，友誼人又把友情送，崔鶯鶯又送小張生，蘇三姐要送王金龍，張桂英又送高學生，王寶川又把平貴送……”老漢聲腔共鳴性強，渾厚，瓷實，通過嗓子形成顆粒感強的粗線條聲線，偏中音，一邊唱著鹽池民間小調，一邊眉毛一攢一挑。
對於人生和音樂，老漢從來就沒有過痛苦的選擇，中國鄉村式的樂觀主義態度竟與美國密西西比三角洲地區的布魯斯音樂如此一拍即合，那是生活在底層的的人民的一種權利。
談起民歌，蘇陽就來勁，他認為那些東西特別美，説著就能來幾段花兒：“出去了大門往樹上繞(拿眼睛往上瞟)嘞，喜鵲在盤窩，我就把我的大眼睛想著，我把我的大身材想著。”他説這些東西貌似遲鈍，實際上卻比西方語言更迅速。“我揭開門簾往裏面繞著，我的二牡丹正在睡著，我就把我的憨肉肉想著。”
他説《詩經》就來自於民歌，但因為中國語言太強大，於是音樂一度變成了附屬品。而民歌是什麼，民歌就是女人苦了哭一哭，男人苦了唱一唱，娛樂消遣是它，悲苦高興慶祝也是它。
蘇陽固執地相信音樂與日常生活以及內心的關係。在新專輯裏，他似乎對現實充滿了更深的憂慮，因為唱民歌的人群正被迅速地瓦解，鄉村已經上了手術臺，肢解後變得半死不活：“我們提前過上了城裏的生活。高樓，合同，談判，生意，農村變成縣城，縣城變成小城市，小城市變成大城市，即使在寧夏鹽池那麼小的縣城，落地窗外，是嶄新的樓宇。我們把身上從那片土地帶來的汗水和一腔熱血，都給了這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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