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機場人體壁畫事件
1979年10月，建國以來我國美術工作者第一次大規模壁畫創作———首都機場壁畫創作圓滿結束，成為粉碎“四人幫”之後美術界的一個重大成就。袁運生參與其間的作品《潑水節———生命的讚歌》因大膽畫入了3個沐浴的傣家女，甫一面世便激動四方。海外新聞媒體這樣報道：“中國在公共場所的墻壁上出現了女人體，預示了真正意義上的改革開放。”鄧小平等到機場參觀時，也對此次壁畫創作給予肯定。然而隨後事件發展卻陡然逆轉，最後以立起一堵墻封住有人體部分而告終。一場風波自此寫入中國美術史及中國改革開放風風雨雨二十年檔案之中。
袁運生
1937年生，1962年畢業于中央美院油畫係。1979年創作《潑水節———生命的讚歌》。後任教于中央工藝美院、中央美院壁畫係。1982年起應邀訪美並任教于哈佛大學等幾所大學，1988年起在紐約當職業藝術家。1996年9月返國任中央美術學院油畫係第四畫室主任、教授。
之所以注意“袁運生”這個名字，將於今晚7點在中央美院美術館推出的個人畫展只是個由頭，對於一個美術圈外人來説，曾喧囂一時的《潑水節》———所謂“首都機場人體壁畫”，遠比它這位作者有名得多。
不斷看到它被人提及。有一篇《新中國視覺衝擊二十年》開篇明義：“對於中國人來説，真正意義上的視覺衝擊從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而“1979年首都機場裸體女子壁畫的出現給人們帶來的莫名衝動”，便在這篇文章中與“1979年美術館外小花園中‘星星美展’的人頭攢動、1981年全國青年美展中《父親》的逼人之勢、1988年底人體大展時售票處門口排起的長龍”並行。
關心袁運生，其實更關心那段歷史。歷史往往有著人們想像之外的面貌。比如“首都機場人體壁畫事件”，其實並非國人初面人體藝術的面紅耳熱和大驚小怪那麼簡單，對於大多數人來説，它最後究竟如何演化成“要一個傣族，還是要一個袁運生”、最終驚動中央領導的“民族和政治事件”，一直是一個謎和久遠的秘密。
根源其實是人事之爭
記者：我看到一個文章提及你對1979年“機場人體壁畫風波”的態度，用的詞是“痛恨”。
袁運生：1957年我剛大學二年級就被打成右派，所以“四人幫”垮臺之後我極為興奮，畫《潑水節》的時候我們天天加夜班，沒有任何別的考慮，只是覺得22年了，我終於畫了一張壁畫。我們一群人還雄心勃勃要以此振興中國的壁畫運動。可沒想到後來鬧出很多風波，美術界裏有人就在那裏揪這個事情。我成為了個有問題的人，雖然被調到美院教書，可我除了教書做不了別的，那時壁畫係有一些任務，比如賓館某個地方要畫畫，可一聽是我畫的稿子，一個科長都可以把它斃掉。我們的壁畫運動勢頭也一下子給打得提不起來了。
記者：你後來去美國14年，跟這種處境有關係嗎？
袁運生：有關係。我覺得我浪費了22年，剛剛可以施展又變成一個有問題的人。我的《潑水節》開始被説得好得不得了，從鄧小平同志到當時的中宣部長都是肯定的，其實這個事情政府已經解決了，可就是有人硬抓住不放，到處講話，直到把它上升到“我們是要一個傣族，還是要一個畫家”的荒唐層面，最後搞成解決起來非常麻煩的民族問題。可事實上這都是人製造出來的，根源是美術界內的人事之爭，而且矛頭也不是指向我，是借我整別人，我討厭透頂這種事情。到1982年，我的處境很糟糕。我覺得太沒勁了，這麼下去我又不知道會浪費多少年，去美國就為了找一個空間，全身心地去畫畫，做我想做的事。
圍繞那堵墻的悲喜劇
記者：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畫人體，而且畫在首都機場的壁畫裏，你應該會想到要引起爭議有壓力的吧？
袁運生：是，但絕不是後來發生的這種。這個畫一開始我就想這麼畫，我特意選了一天大家開會，我一個人在那兒一個下午就把那三個人體全畫了，為的是不讓別人承擔責任。當時主持這個事情的是李瑞環，他是機場建設總指揮，他很開明的，沒有吱聲，説等小平同志看完了再説，一點兒都沒有給我壓力。後來小平同志看了很肯定，後來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大量的記者來了，很多著名的作家、藝術家都來了，沒有一個人出來説什麼，但後來卻鬧成這個樣子。
記者：後來解決方法是在這個畫前用三合板立了一堵墻。
袁運生：對，我畫了，而且我不改。當時的中宣部長王任重也知道，他們沒有一個人強制我去改，而是説：“好，我們不考慮改畫這個辦法，我們把它遮起來。”
記者：我看到一個資料，提到你1990年回國的時候到機場去看你那幅畫。那堵墻拆得好像也很戲劇化。
袁運生：對，我哥哥袁運甫，也是當年首都機場壁畫創作集體成員之一。1990年他從國外弄回一些非常昂貴的壁畫保護液給機場壁畫都涂上一層。到了這幅畫他問機場：“這板底下的部分要不要涂？”機場人説那拆吧，就這樣拆掉了，很滑稽，一會兒把它搞得很嚴重，一會兒又什麼事兒都沒有。我去看的時候，就那一塊兒跟別地兒顏色不一樣，顯得特別新鮮。
記者：那你當時是什麼心情？
袁運生：我當時就是覺得，怎麼説呢，像個喜劇。其實很慘，我們這些人的壁畫運動夢想，我這麼多年只能在國外畫畫，一切，不是因為什麼政治的、時代的原因，不是人們簡單認為的對於人體畫的認識差異，只是因為人的紛爭，真是不值。
能回國教書最滿足
記者：那怎麼1996年又想起回國呢？
袁運生：其實我遲早都會回來的，我沒有想一輩子呆在外面，1996年不過是時機成熟，我知道國內而今的變化很大。我一直跟學生講：如果你想當畫家，當一個好的畫家，我建議你把利益這些事情要看淡，我覺得畫畫不能發財。你也許可以發財，但那個畫跟你的理想之間就不會有什麼關係了。
記者：有人可能會説你是不是站著説話不腰疼，因為現在你成名了，你的畫在國外一直賣得也不錯。
袁運生：我的畫真的沒有怎麼賣，我回國來這麼多年，我沒有賣幾張畫，我沒有畫商，我沒有固定的畫廊，原來在美國老買我的畫的那個收藏家，我跟他的關係也已經斷掉了。
記者：那現在是什麼東西給你滿足？作為藝術家，肯定需要通過什麼方式來實現自己。
袁運生：我有滿足，比如説我帶學生，去年我帶了學生去了西北，然後到四川，到湖南湖北，我看到他們在改變看法，對中國文化的興趣在提高我就非常高興。我自己也有很多收穫。我覺得作為教員的話我做了教員能做的可能是最好的事情。另外畫畫上，我對一些問題的看法上，我越來越能表達得清晰。
有自信才有寬容
記者：我看到你關於百年油畫展的發言，你提到“從中國美術館正展出的中國百年油畫展看我們百年來的美術運動，最突出的問題，嚴格一點説，它至今仍未能改變它的嬰兒狀態。如此下去，好像永遠也擺脫不了亦步亦趨的學步心態了。”你問了一個問題：“至今沒有取得一個成熟自由的心態是因為什麼？”這是否是一直以來你思考的一個問題？
袁運生：對，這是我認為最大的問題，這個問題不是光對著別人説，也包括我自己。這個問題是多年造成的，有責任感的藝術家、評論家、理論家應該思考這個問題，如果這個問題沒有很好地解決，我覺得這個現狀跟我們這個民族非常不相稱。
記者：你提到：“唐代的士人雖也熱衷於‘西學’，但對於自己的文化卻未見損毀。他們是在強健的中學基礎之上融佛學為新興文化的。唐代的雕塑、敦煌的壁畫是很張揚而有自信的，即使在這些宣揚異族文化的佛教藝術中，也透露出中國文化獨特的風貌、氣度和自信。反觀百年中國油畫創作，卻沒有體現類似的特質，或者説，還遠不在狀態。”
袁運生：吸收外國沒有什麼不好的，我也不贊成説真的把過去的東西重復一遍，但是我們做選擇，必須肚子裏頭對中國文化的價值很清楚，完了你的取向你很自由，你去做任何事情，這是不一樣的。我覺得中國傳統文化中有很重要的東西，比方中國人對線的認識，中國人在造型上，這種創造力是從新石器時代就體現出來的，從來就沒有落後過，一直到明和清，後來就弱了，但是它還有，還很自信。到了民國之後才開始不自信了，一直到現在。我覺得這個歷史應該回過頭來看。
記者：自信更重要還是寬容更重要？比如這兩天新聞，塔利班在滅佛，信仰之外這是不是一種自信極端的表現？
袁運生：自信與寬容是相關而不是對立的，因為自信才能寬容。尤其是中國，那麼豐富的文化你把它擱在一邊，太可惜了。這方面，作為老師，作為年長的人，應該可以做一些事情。
采寫／吳菲
攝影／王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