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院
説實話，當時我非要去插隊，除了覺得投身到廣闊天地挺浪漫，還有個私念，就是做為知青，將來上美院的可能性比留在城裏街道工廠更大。上中央美院是我從小的夢想。
由於《爛漫山花》，縣文化館知道有個知青畫得不錯，就把我調去搞工農兵美術創作，這是我第一次和當時流行的創作群體沾邊。我創作了一幅北京幾個紅衛兵去西藏的畫，後來發在《北京日報》上，這是我第一次發表作品。
經過一波三折、美院師生的激烈爭論，我還是當做77級新生接收了。我的大學同學與中學同學截然不同，過去個個家裏都有問題，現在的同學“根正苗紅”，我像是成功混入革命隊伍的人。這些同學樸實平淡，人都不錯，我們和諧向上。
當時是入學後才分專業。我填寫志願書，堅決要求學油畫，不學版畫和國畫。理由是：國畫不國際，版畫大眾不喜歡。其實院裏早就定了，我被分到版畫係。梅園一年級第二學期，最後一段素描課是長期作業，畫大衛。美院恢復畫西方石膏像和人體模特，是新時期藝術教育標誌性的事件。畫大衛對每個學生來説也是“標誌性”的。我決定，把這張大衛無休止地畫下去，看到底能深入到什麼程度，是否能真的抓住對象，而不只是筆觸。一個寒假下來，我看到了一個從紙上凸顯出來的真實的大衛石膏像，額前那組著名的頭髮觸手可及。深入再深入，引伸出新的“技術”問題——石膏結構所造成的光的黑、灰、白與這些老石膏表面臟的顏色之間關係的處理。
這張作業解決的問題，頂得上我過去畫的幾百張素描。我後來與世界各地不少美術館合作，他們都把我視為一個挑剔的完美主義者。我的眼睛很毒，一眼可以看出，施工與設計之間一釐米的誤差，出現這種情況是一定要重來的，這和畫素描在分寸間的計較是一樣的。
大衛的事情之後，學校開始考慮應該讓徐冰轉到油畫係去，他造型的深入能力不畫油畫浪費了。可當教務處長向我暗示時，我竟然沒聽懂其用意，我説：“在版畫係這個班，大家一起畫畫挺好，就這樣吧。”既然我的專業思想已經穩定，他也就不再提起了。現在看來，沒轉成專業是我的命，否則我也許是楊飛雲第二。
我那時最有感覺的藝術家，是法國的米勒和中國的古元;都和農民有關。看他們的畫，就象對某種土特産上了癮一樣。古元木刻中的農民簡直就是收糧溝的老鄉，透著骨子裏的中國人的感覺。王式廓的農民“畫的好，但比起古元的，他的農民有點象在話劇中的。我那時就對藝術中“不可企及”的部分抱有認命的態度。有一種東西是誰都沒有辦法的，就象郭蘭英的嗓音中，有那麼一種山西大姐的醋味，怎麼能學呢。而她成為一代大師，只是因為比別人多了這麼一點點。
這種對農村的“癡情”，也反映在我那時的木刻中。
在寫這篇文字時，我正在肯亞山實施我的《木、林、森》計劃。這個計劃，是一個將錢從富裕地區自動流到貧困地區;為種樹之用的、自迴圈系統的試驗。它的可能性根據在於：一、利用當今網路科技的拍賣、購物、轉賬、空中教學等系統的免費功能，達到最低成本消耗;二、所有與此項目運轉有關的部分都獲得利益;三、地區之間的經濟落差(兩美元在紐約只是一張地鐵票，而在肯亞可種出十棵樹)。這個項目最能説明我今天在做什麼，以及它們與我成長背景的關係。我的創作越來越不象標準的藝術，但我要求我的工作是有創造性的，想法是準確、結實的，對人的思維是有啟發的，再加上一條：對社會是有益的。我知道，在我的創作中，社會主義背景藝術家的基因，無法掩飾地總要暴露出來。隨著年齡增大，沒有精力再去掩飾屬於你的真實的部分。是你的，假使你不喜歡，也沒有辦法，是你不得不走的方向。
我坐在非常殖民風格的花園旅館裏，但我的眼光卻和其他旅遊者不同，因為我與比肯亞人還窮的人群一起擔心過、生活過。這使我對納盧比街頭象垃圾場般的日用品市場，馬賽義人中世紀般的牧羊生活景象，不那麼好奇和敏感，從而，使我可以越過這些絕好的藝術和繪畫效果圖景的誘惑，抓到與人群生存更有關係的部分。
從這個邏輯講，可以説，這個《木、林、森》計劃的理論和技術準備，從七十年代就開始了。
我説：藝術是宿命的，就是誠實的，所以它是值錢的。
徐冰 / 2008年7月于肯亞納盧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