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8年前，中共北京市委就決定樹立抗戰紀念碑。當時所採取的是普通徵稿的辦法，讓北京市幾個創作單位出稿投標，於是，每個單位，都只是一般性的投入，其結果，當然是選不出高水準的設計稿，一拖就是8年。今年北京市委大概覺察到“投標”的弊病，於是毅然決定由中央美術學院雕塑係獨立承擔了這個任務。
正值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週年，全世界隆重紀念的氣氛深深打動了美院雕塑係的全體教員。我們這個群體中有親身經歷了抗戰的老教師，也有剛畢業留校的青年教員，大家進行了充分的醞釀和準備，又全面地徵求了歷史和軍史專家的意見。進行了全面深入的討論。正是這些活生生的歷史資料把我們又帶進了那個使人熱血沸騰的歲月。正如青年教員、係副主任孫偉説的：“創作過程中激情的産生和孕育是極其關鍵的。”這是創作成功的根本保證。隨著對抗戰歷史的深入研究和深刻體會，大家愈感覺到市委這個委託的重量。係副主任隋建國説得好：“這是一個民族的委託，是慘遭涂炭的三千萬生靈的委託。”正是這種激情和感奮，使我們明確了這個創作任務的出發點和應該達到的目標，正是這個根本的出發點，確定了我們在藝術形式上的繼承和創新。
首先是歷時8年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內涵無比廣闊、無比生動而豐富。因此用一個單體的傳統式的紀念碑，是遠遠不夠的。當建築家馬國馨同志提出環境規劃方案時。我們多次研討後達成共識，一種平面的、多體的環境佈局規劃被確定。並進一步確定為38座群雄柱體集中矗立於宛平城外的紀念地中。這種佈局有序而多變，可以形成壯闊肅穆的氣氛，即打破了歐洲一般性紀念碑的框框，突出了我們東方文化的特色，又能充分體現中國抗日戰爭規模的遼闊與壯烈。社會各方認為這個紀念群雕的創作設計，是極有創意、極有特色的。
接著大家進行了初步的分工，立即投入小樣的創作。很快陸續地做出第一批稿子，但是這時發現了一個重大問題，就是大家還囿于傳統紀念碑的框框之中，大部分都受前蘇聯、南斯拉伕等紀念碑模式的影響，因而，和渣滓洞烈士紀念碑等目前國內常見的紀念碑形式大同小異。
大家認真研究認為，過於籠統、一般化、缺少具體生動的細節的模式必須衝破，辦法是進一步從半個世紀以來所有反映抗日戰爭的文學藝術作品中吸收營養，使其成為我們組織、提煉、創造形象的源泉。最早突破的是青年教師們，他們從民族民間的雕刻處理手法中尋找到突破口，和最恰當的表現形式，使我們能自由地超越固定的時空限制，具體、生動地刻畫感人至深的情節。他們的想法得到了老先生們的充分肯定。於是一種全新的紀念性、主體性的雕塑形式得以産生。這種新的手法把眾多場面、眾多人物穿插組合，具體情節和概括造型，細微刻畫和總體氣氛，都結合在一起，形成了“情景交融”的氛圍，這正是民間木雕、磚雕的優點，是我國廣大觀眾所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也是我國藝術的“寫意”特色。我們就這樣突破了第一關。
自然而然地突破了歐洲雕刻的洋框框，也嘗到了學習民族民間傳統的甜頭。我們學傳統不是為了突破而突破，而是因為只有這樣才會打動中國老百姓，方能使中華民族的子子孫孫從三千萬人的犧牲中受到激勵和教育。在這個進展的同時，我們進行了集體的討論和研究，逐個進行審查，特別請了老一輩雕塑家來，聽取他們的意見。問題當然是多種多樣的，比如正反面人物出現的處理問題、國民黨軍和日軍的區別、情節性和紀念性的矛盾問題、細緻刻畫和統一概括問題等等。其中比較重要的困難是如何才能既有細緻的情節，又能概括統一，如何使人深入細部欣賞卻又能感受到整體氣勢，如何避免瑣碎繁細的問題。
有的構圖是把眾多人物都組織在一個單純的“構架”之中。有如一個交響樂章，把形形色色的樂器配置統一在一個單純的基調之中，猶如一塊繁細的花布，但要理成一個有序的單純的“紋樣”之後，也就不覺其繁細了。這“紋樣”的形成卻不是純形式的遊戲，而是根植于作者的激情和所要體現對象的基本特徵和基本韻律之中。這種方法既不是明清民間雕塑的傳統，也不完全是歐洲的“構成”原理，這是汲取了“構成”原則而加以靈活運用的結果，但“構成”不是蒙德里安式的“冷抽象”，也不是貝爾所説“視覺平衡”感、多樣統一的形式感，而是中國書法式的形式感，這種抽象的形式感是從被表現對象的神韻中提煉而成的，是充分體現作者特定感情的，這種處理當然要適當的減弱一些過分的具體情節，或將一切細節都融入總體環境、總體氣勢的律動之中，這種原則也體現在年輕同志幫我修改“扒鐵路”這組創造中。我本來在碑的四面安排了四組不同的情節，顯得各自為政、瑣碎而氣弱，年輕同志大刀闊斧去掉了一些不十分重要的環節，把翻倒鐵軌的兩隊人馬、一推一拉的基本動作組成旋轉而上籠罩四面的統一韻律，形成一個主旋律，形成一種群眾奮起、移山倒海的磅薄氣勢。同時也保留了剪電線、炸鐵甲車等細節，但都處理在主調的間隙之中，可以增加氣氛而無傷大局。有的同志在談他的體會時説，這種創作可以説是“規定動作下的自由體操”。統一的柱式結構，應該説是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行家手裏卻照樣遊行無礙。一些同志較多的研究民族民間藝術，所以，對民族民間藝術的審美觀念、構成原理，以及工藝技巧的掌握較我們這些習慣於搞純藝術、搞大型雕塑的人為強，他們運用了多視點、多時空、多場景並列的方法，以及局部的誇張變形手段，重意象表現、重傳神的個性特徵，甚至自由地吸取繪畫因素，取得了鮮明生動、活潑自由的動人效果。同時，他們又很注意西方雕塑的形體語言和象徵性表現方法。如我在前面所説的“構成”因素更是工藝美術這之所長。他們來者不拒，融會貫通，所以又能使這些作品有氣勢逼人之感。有的同志充分發揮了開闊大方的風格，充分利用歷史資料再現了當年女子大刀隊的雄風。有些同志所表現的情節是以往用雕塑語言很難表現的。例如：日本飛機狂轟濫炸下的滾滾濃煙和氣浪四迸中的血肉橫飛景象以及雁翎隊等等。應該説這些本來不是雕塑題材尤其是不宜於用圓雕來表現的。但他們都創造了另一種“形體基調”。另一種“紋洋”。
我們這個雕塑群是由18位老師共同創作的，年齡最大的是我，既有洋學生，又有土生土長的藝術家。但這次是各抒已見、各具特色，真是個性和共性的統一，多姿多彩的總體氛圍的統一。有的藝術家以虔誠的接近笨拙的手法刻畫抗日軍民的魚水之情，質樸真摯、自然清新。一股淳厚純凈之風撲面而來，而相信這種氣質的發揮將在他們今後的創作生涯中起重大作用。有的老同志的敬業精神是令人感動的。我要特別提出來的，創作集體中的年輕教員，朝氣蓬勃，思路活躍，富有激情，在整體創作活動中起到了中堅骨幹作用，在創作的每一個關鍵環節上，是他們在起衝鋒陷陣的作用，我們有的青年教員，春節前母親病危，也不能盡其孝道，這次創作使我們看到了中國當代雕塑發展的希望。
我覺得這次創作把雕塑係整個帶活了，把年輕人和老年人緊緊地聯合了起來。可以毫無愧色地説，我們組成了一個有戰鬥力的集體。我們這裡沒有人下命令，只有共同的目標，互相學習、互相吸收、互相幫助、共同提高。我深深相信，我們走對了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