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船借箭》2006年在柏林首次展出，暗喻國際政治和文化之間的緊張關係。在古根海姆博物館展廳裏（如圖），船舵上的五星紅旗十分醒目，藝術評論家費大為認為，國旗可以表明作者的觀點：對中國的批判和攻擊將有利於中國。但2008年在中國美術館展覽的時候，船頭卻沒了這面國旗。蔡國強只是把船上原本吹旗子的小電扇放在那裏空轉蔡工作室/供圖
蔡國強1978年在武打片《小鎮春秋》裏出演一個反派，在一個黑暗小巷裏蔡國強淩空飛腳踹向一個共産黨員 蔡工作室/供圖
這類似于一個傳奇故事：福建泉州市新華書店的幹部、民間書畫家蔡瑞欽告訴年幼的兒子，古根海姆是世界最好的美術館；多年後，兒子蔡國強在那裏做了個人回顧展。此時蔡瑞欽已經七十多歲，被中風折磨在床，蔡國強把父親創作的《百虎圖》也挂在了古根海姆博物館。知道這個消息的時候，已經很長時間不能説話的老父親，流出了大滴的眼淚。
蔡國強的成功不僅被目為他個人藝術的成功，也是中國藝術的成功。中國美術館館長范迪安和古根海姆館長托卡斯·克倫斯開玩笑説：“美國藝術三百年的展覽用了七個展廳，蔡國強一個人就用了十個展廳，他一個人頂美國的全部。”
中國美術館是蔡國強回顧展《我想要相信》的第二站，展覽幾乎與奧運同步，相比起古根海姆展的三個月，中國展的兩個星期顯得過於短促。與古根海姆有所不同，蔡國強為這個展覽特意回到家鄉泉州，新製作了奧運焰火計劃“大腳印”的巨大草圖，同時親自製作了自己的“腳印”——這是比古根海姆更富有情感色彩的大事記。
蔡國強展覽的視覺效果驚人，甚至充滿娛樂性，很多人長時間坐著，津津有味地看他製造的一次次爆炸的錄影，看他擺弄火藥，怎樣讓萬里長城延長一萬米，怎樣在天空中打出黑彩虹，怎樣模擬時代廣場發生的一次汽車爆炸事件。但在美術館的空間裏，錄影和火藥畫都不如那些裝置作品來得刺激，比如《草船借箭》，即使不論這個産生於1998年的作品所體現的中國式智慧，從視覺上它也令人過目不忘。這艘草船懸挂在中國美術館的大廳，船身插滿了利箭，如同一隻巨大的翅膀。《草船借箭》是從紐約現代美術館搬過來的，單單搬它就花了幾十萬美金，而其體積之大使得中國美術館必須拆掉大門才能讓它“駛入”。
蔡國強堅持要把船帶到北京，除了把它視為自己藝術的代表符號，蔡甚至也覺得這船就像他自己的影子：從一個港口駛到另一個港口，漂泊多年又回到中國。蔡國強從不掩飾他對這件作品的喜愛：“這艘船既有暴力的傷痛，同時又碩果纍纍，既承重，看起來又十分輕盈。”可惜這艘船在中國美術館的展示效果不算理想——懸挂的船可以有兩種觀看的角度，從下往上看船像是在飛，從上往下看這個船像在水裏面漂浮，但中國美術館的展廳決定了這艘船隻能被仰望。
參與奧運會標誌著蔡國強真正從當代藝術界的明星進入到中國公眾領域，人們對蔡的濃烈興趣從奧運會的焰火延續到了隨後的展覽中。從蔡國強自家的四合院到中國美術館只需步行5分鐘，但蔡國強不常去，因為去了就不容易走出來，總是被拉住簽名照相，“我站在那裏就像一個布景。”蔡説。
為奧運和展覽開幕式舉行的慶功會上，蔡國強工作室主任馬文調侃説像是一場婚禮，因為這次參與奧運確實可以稱為是“藝術和政治的聯姻”，馬文自己也是奧運會核心創意小組的成員。蔡國強自己也經常開玩笑説被政府“招安”了，他可以非常坦然地説，他享受為國家做些貢獻的感覺。蔡國強曾對人談到他反感極端的民族主義者：“正確的民族主義者，對自己的民族從不喪失信心，在延續自己民族文化過程中，認識到自己的責任，對對方的文化也是尊敬的，可以與其平等對話，可以被利用，也敢利用對方。如果沒有民族主義，我認為很可鄙，根本就是混蛋。”
古根海姆的回顧展開幕的時候，蔡國強的朋友、評論家方振寧寫了一篇文章叫《蔡國強：中國崛起的縮影》，方説：“開始的時候我覺得‘蔡國強’這個名字跟國家一點關係都沒有，但是現在我覺得真的是有關係。”
不得使用真鳥
南方週末：《草船借箭》沒插原作品裏有的中國國旗，展覽裏有其他作品也受到類似影響嗎？
蔡國強：沒有，但一開始我們想展出《收租院》就不可以。碰到這樣的事情，藝術家可能有兩種想法，有的乾脆不展了，有的可以有所妥協。我是後者，因為我覺得作品是活的，被不同的時空餵養，這個時空不能有旗，這就是在這樣的時空裏留下的象徵。而且國外也有國外的困難，比如我2006年在大都會博物館做的《透明紀念碑》，那個紀念碑底下要有幾隻撞死的鳥，表現鳥想飛過去，但被玻璃撞了，掉在臺上。在國外他們就整天“矯情”這個事情。
南方週末：因為動物保護的問題？
蔡國強：是啊，開始我用的是真鳥的標本，他們絕對不同意。後來我就騙他們是假的，他們問怎麼這麼像真的？我就説中國現在什麼都做得很好。後來趁我不在，他們偷偷摘了幾根羽毛去驗DNA。驗了後跟我説絕對不行，從動物保護法到細菌的傳播，從人性的良心，都不好，不好就不美，上升到美學了……後來我只好把鳥皮摘下來，用樹脂粘在一個模型上面，他們又把毛拿去化驗，説毛上還粘有一點皮，還是不行。我只好去弄很多假鳥，摻在裏面。可這個作品擺在那裏，真的天天有很多真鳥撞死，這是暗喻“9·11”的作品，什麼都沒説，但就是彼岸飛不過去。
南方週末：費大為寫你的一篇文章，前面大多屬於讚美，後面説蔡國強在表達上雜亂無章，沒有內在邏輯，不斷在擴大範圍，而且作品很多義，你覺得呢？
蔡國強：順著費大為説吧，應該説我不怕雜亂，不怕無章，總體上我不怕矛盾，西方藝術和科學的價值觀主要是解釋矛盾、解決矛盾，而我的東西直接就是矛盾的體現，從來沒有想去解決矛盾。因為我認為這個世界就是矛盾的，科學家要去解決矛盾的話，解決了一個矛盾還有新的矛盾。
南方週末：你也承認自己沒有邏輯、沒有順序嗎？
蔡國強：近看顯得雜亂無章，很遠其實沒那麼亂。至少自己看沒那麼亂，像一個雜亂無章的房子，但自己知道東西在哪能拿得到。
南方週末：藝術評論家呂澎説你在思想洞察力和批判性方面，對中國當代藝術史並沒有太大貢獻。在他的解讀裏，你的作品意味著衝突雙方可以握手言和，包括中國的實用主義已經成為今天人類的世界觀，只要願意，人們曾經堅決捍衛的批判或質疑立場就可以變得可有可無……
蔡國強：我挺贊成的，我也沒有感到我貢獻很大（笑）。其實這能看出他有理想主義色彩，他對現代主義精神的顛覆性、批判性有一種敬仰，這精神很好。但不是所有藝術家都要決一死戰，辨別黑白，誰勝誰負，哪個是正確的，哪個是錯誤的，有些藝術家可以用藝術去做藝術，有些藝術家雖然也揭示了一些社會性的衝突和矛盾，但其實最後這些都是隱含在有創造性的藝術形式裏。
想用藝術來直接改造社會，把藝術當作金箍棒，我認為比較困難。大量藝術在這個世界上受到時代影響，也同時潛移默化地影響這個時代，但功利化地用藝術來改造這個時代。用藝術去承擔這個重任，我感到特難。我們國家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不直接去面對、去揭露，而來説文化的事確實聽起來不癢不痛，什麼草船借箭，什麼成吉思汗的方舟，這對中國有什麼意義？但還要注意到，中國是一個很廣泛意義的中國，而且版圖還放在整個世界地圖裏面。我因為長期生活在國外，在談論中國時往往談論的是經常要跟外國發生關係的那個中國，是國際背景下的中國問題。
讓人家胃裏面咕咕叫
南方週末：以前曾有人講，蔡國強做的東西是春卷，只是一道西方人愛吃的中餐前菜？
蔡國強：這是很早的説法了。
南方週末：現在從春卷變成什麼了？
蔡國強：我那麼多次被評為世界藝術百強之一，這一百強裏面也就二十多個是藝術家。最好的出版社都出過我的書，最好的美術館都收藏我的作品，最好的美術館都做我的回顧展。我已經不好裝作是春卷了，至少也是一道菜了。
南方週末：當別人説你是春卷的時候，你的回答很有意思，説即使是春卷，如果是帶了菌的，在整個宴席也會把整個宴席搞得很不安。
蔡國強：我現在還是這樣，如果不是春卷，是一道菜的話，這道菜也有可能是人家端著也不是、吃了也不是。
南方週末：吃了會拉肚子？
蔡國強：也不是，我沒那麼厲害，只是會讓人家胃裏面咕咕叫。我的藝術，人家可以批判説是妥協的，但正面説的話，就是可以和更廣泛的人群溝通交流的，其實我的語言有大半部分是很西方現代藝術的語言，包括我的組織模式，我的整個工作室團隊都是西方化的做法。
南方週末：但這個展覽的開幕式酒會上，你還是説，當你出國的時候，並不知道作為中國藝術家在西方特別難。
蔡國強：作為一個中國藝術家的困難是，即使你用的材料、你的表現形式、你活動的舞臺跟他們都一樣，他們還把你看成中國藝術家。但包容性又使中國藝術家在國外特別容易。
南方週末：一直到古根海姆的展覽才讓你擺脫了這種情況？
蔡國強：我不認為有擺脫，但我也沒有痛苦和傷感，因為一開始就知道我是一個中國藝術家，我很欣慰國內藝術界還把我當作中國藝術家，要不我就太孤獨了。中國當代藝術界一直很在意我，有不好的地方他們也罵，擔心我是不是在討好西方，那麼多中國的主題是不是很危險，是不是走向歪門邪道……
南方週末：《草船借箭》是遍體鱗傷的成就，你曾經講那艘船就是你自己，那麼是不是可以講你自己也適用這個原則？
蔡國強：我不能把自己放大到這麼重要，説我也碩果纍纍，説這種詞我也會害羞。
玩火藥如同一夜情
南方週末：我記得你曾經做過一個火藥作品，坐在爆炸物中間，等待爆炸發生。
蔡國強：這是1992年，在德國的軍事基地裏做的，一個記錄爆炸地震波和心跳的作品。其實我沒那麼喜歡焰火，我更喜歡火藥，喜歡爆炸瞬間産生的能量，它的破壞力是針對我自己的。你看我説話一板一眼的，做藝術也比較拘束，從我學畫畫開始，我就不像別人那樣耍得開，想事情比較理性，所以我要尋找一個不好控制，破壞我設想，對我設想有干擾性的材料和能量，它可以使得我的東西有意思起來。
南方週末：你也曾講過，你畫油畫不如你妻子吳紅虹大氣，但你很幸運找到了火藥這種材料，如果你沒有找到火藥的話，你會不會是一個平庸的藝術家呢？
蔡國強：平庸和不平庸很難説，比如愛畫畫的去畫花，在家裏種很多很多花，晚上的花什麼顏色，白天的花什麼顏色，可以天天畫，特別精神抖擻，特別充實。你説平庸是什麼？我們在判斷一種價值的時候，包括我自己，都是先問有什麼貢獻？有沒有創造力？但是這個評價的標準又以美術史為參照，如果那個人內心無所謂這一切，他也可以很踏實。
南方週末：玩了這麼多年，你和火藥的關係可以多麼親密？
蔡國強：火藥肯定不能比喻成老婆，它可能像是初戀的人。
南方週末：那這個初戀時間很長。
蔡國強：那就説它像一夜情吧，因為很難控制，總碰到新鮮的對手，在不同時間、不同場地、不同壓力、不同材料、不同溫度和濕度的情況下創作，總是一次性的新鮮的狀態。對方是一個很重的主體，畫畫用顏料可以改，可以覆蓋或刮掉重來，但這個不行，做愛做不好不可以改，只能下次做得好一點。這個材料能喚醒你的危機感，不要把它當成你口袋裏的手帕，我很多焰火商朋友都出過事故，你以為你全懂了，其實隨時都有可能栽跟頭，這種材料的魅力永遠讓人感到受到吸引。
南方週末：如果經歷過很多很高的興奮點，是不是不太容易再興奮起來？
蔡國強：不一定。我從中國文化裏面受益最多的是它的包容性，而不是草船借箭、火藥這些符號、材料，是對各種文化的包容、對自己變化的包容。我做大作品之前把它看成一場革命，如果做小作品就看作在沙發上跟人家調情，都有它的心跳和過癮之處，就怕有人把革命當成惟一的，那他就會被革命了。
奧運做得很大，幾十萬發炮彈咚咚地打，所以我自然就想回歸纖細的東西，用火藥炸出人體的形狀，頭髮、皮膚的感覺，火藥很暴力，但是它出來的瞬間是否也可以優雅、細膩，這很不容易的。我一直希望自己掌控自己做什麼，一直都是在“自投羅網”。人們容易把我和火藥聯繫在一起，其實是用火藥後面的哲理和方法論，去做各種各樣的東西。
南方週末：什麼樣的方法論？
蔡國強：就是在時間裏面，能量是變化的，難以控制性，比如在威尼斯雙年展上的《收租院》，後面的泥塑在幹，前面的泥塑已經在剝落，這個裝置是會走向腐敗的。
你們看不到的焰火
南方週末：古根海姆的展覽對你來説意味著什麼？
蔡國強：這是一個回顧展，就是説沒有新作品，可以通過舊作品討論學術上的意義，做一些整理。以前我的東西有很多凸的，爆炸、裝置都很張揚，但現在作品放在一起，堆滿了十幾個展廳，反而看到了凹的東西，看到了我作品裏的傷感和寂寞。
我常參加不同的展覽，隔壁展廳經常是塞尚、波洛克之類的作品，我看他們的作品，不是看他們有多了不起，而是看藝術家在不同時期都有不同的困難，做不下去了就轉向，或者退回來，每個時期藝術家的形式和方法論都不同，但是他們的寂寞、徬徨，對自己所做事情的搖擺或者慾望、野心之類都是一樣的，我可以很敏感地看到這一點。我在自己的展覽裏，成為自己的觀眾和研究家，看一個旅行的故事。
南方週末：為什麼是一個旅行的故事？
蔡國強：我從家鄉走出來，到上海，又到日本，又到美國，走遍了全世界，我一直生活在動蕩和旅行中，客居在這個世界，好比不同的船停在不同的港口。這個展覽是一個男人的浪漫史，一個小孩子的夢想史。一個喜歡做夢的孩子從小夢想在天安門廣場做一場盛大的焰火大會，但是沒別人看。我雖然後來很多次都做過爆炸、焰火，但還是認為那個夢才是最棒的。後來我在義大利小城托倫多的一個大墓園做過一場焰火，是給墳墓裏的人看。第二天我在街上走，很多人過來跟我説，昨天我媽媽應該看到了焰火，太謝謝你了。
南方週末：這次在天安門放焰火，算不算完成了小男孩的夢想？
蔡國強：這次有很多人看，本質不一樣，小時候那個夢其實是不存在的焰火晚會，它只會在你的心裏，在不同地方影響你的藝術。我們都是時代的産物，我小時候受到美國登月的影響，為自己的瘦弱感到悲傷，覺得到死了都做不了宇航員，不會到宇宙去。你去尋找一個你可以離開重力、在時空隧道隨意來往的方法，這就是藝術，只有它可以幫助你往返于不同的空間，不同的精神層面，不同的文化，以及可見與不可見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