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43年8月8日生於河南葉縣，時值抗戰，襁褓中隨父親輾轉于豫陜隴諸地，周歲後由滬抵居青島。父杜宇，生前任青島民報總編輯，是青島左聯的發起人，與王統照、吳伯簫、洪深、臧克家、姚雪垠等過從甚密，1947年病逝。母姚淑珊，金陵女大畢業，受外祖父熏陶，吟詩填詞，曾任戰地記者，父歿後一直任小學、中學語文教師，1957年被劃為右派，一生含辛茹苦，因性情豁達，2003年仙逝時，年逾九旬。弟杜小悌，小我三歲，退休前任青島教育局局長。愷悌者兄弟和睦，父所矚望。

    因母親之故，我十五歲輟學，步入社會，先後任職校教師、美工、工藝美術設計師，與藝術亦近亦遠。工作之餘則畫畫讀書，盡興而已，並無奢望，任時代安排我的生活，然我的失學是母親一生的心病。感謝鄧小平，是他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我的命運。1978年恢復高考，我意外的考入了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師從祝大年先生，讀研究生，學習裝飾藝術。祝先生之外曾聆聽張仃、龐薰琴、雷圭元、鄭可、吳冠中、袁運甫諸先生教誨，言猶在耳，惠及終生。今日思之，我于藝術之結緣，一半是命定，一半是機遇，但一經結緣，則深以為幸，從未悔之。

    因裝飾藝術而涉足陶瓷、金工、纖維、木、石、漆等眾多領域，因此而得識材料工藝之美，知藝術與生活息息相關。二十年間，值得記憶的事是參加首都機場壁畫，中央政府贈送香港行政區《永遠盛開的紫荊花》雕塑，以及中華世紀壇《中華韆鞦頌》壁畫等的創作，與其相關者均係中國歷史的轉折期，因而知藝術與時勢，與國運休戚相關，不惟個人私事，對藝術滋生一種莊嚴感。然心性使然，裝飾藝術囿于空間人事終有不能盡興之憾，故自1990年始，試做水墨，初畫水鄉、荷花、人體，漸及山水，假色入畫，墨與色兼施，幼時從母教，習書經年，略悟筆法，加之畫油畫、水粉、水彩之經驗，故能諸法雜揉，不拘一格，皆以人所不為而為之，遂與時風迥異，漸呈風格。有評論將我歸入以西入中一類，與林風眠、吳冠中等同宗，我不以為然，自以為我仍是很中國的，惟以當代是歸，骨子裏十分執著的守護著中國情結，依我所見，林風眠、吳冠中亦然。

    中國繪畫若以題材論成就，唐以前人物為上，宋元以下首推山水。然成就愈高，愈近程式，愈近程式，愈易因襲，因襲日久，必祈新途，世事皆然，故季羨林有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之説。古人畫山水以可入、可望、可居、可遊為之，以今日視之，畫中山水無論如何悠遠終不可入，無論如何廣袤終不可望，無論如何清麗終不可居，即盡積天下山水于一圖終不可遊也。因而以層巒疊嶂，谷深壑幽，林邃泉瀉，芒鞋藜杖圖之，古人極賞者，今人未必以為然矣，我遂以《一山一勢勝千勢》為之，非以一圖勝，而以勢勝；一面解構，一面重建，在古今中西之間徜徉，融具象與抽象為一式，平衡精神隱喻與視覺的機緣，如石濤所言，以無法之法為法，看似苛意，實是時勢驅縱，亦算無奈，隨被逐流識時務而已。

    1999年11月，中央工藝美術學院併入清華大學，成立繪畫係，任系主任，2006年卸任，兼授中國畫與公共藝術兩科課程，畫畫從此名正言順，近六十歲時，職業與興趣的一致尚不期而至，是幸事或是不幸？人生是不能自己把握的，對於這一點無論愛恨若何皆是枉然。我不信命運，但相信偶然性，因此我對成功或有嚮往，卻不苛求。其嚮往亦不過如兒時的夢，亦真亦幻，有且未有。

    2003年出版文集《藝術帚談錄》，收錄八十年代以來發表的一些短文，其中序言最多，都是朋友或同道的囑託，不説亦不行的話。2003年出版《杜大愷水墨作品集》，收錄了自1990年以來的水墨作品一百二十三幅，算是對自己一段時間的總結。2001年始收博士生，2003年始任博士後合作導師，2004年創辦《清華美術》，任主編至今，都是與理論沾邊的事。作為畫家，或對理論有興趣，但不會迷信理論，理論愈是系統，愈遠離藝術，藝術是視覺的，年齡愈大愈以為文字與視覺之間的間離近於宿命。理論最終應歸於知識系統，是別樣的存在，在感覺的意義上並不真正有影響力，只有惟權利是從的藝術才需要理論的煽情。視覺雖不能完全實現對藝術的詮釋，但視覺以外的詮釋對於藝術究竟有多少意義我是懷疑的。細想起來，文字或不是理論，我對文字的敬畏從未動搖，至今仍將文字奉若神冥，惶惶然哉。

    一百年來，中國人一直沒有停止對傳統的是與非的爭吵，比較現實存在這些爭吵均顯荒謬，過去，現在，未來，是生命存在中的當然，並不真有是非，亦如牡丹芍藥不能以是非論之，人各有愛，愛與愛之間無所謂是非，愛之者以為是，厭之者以為非，傳統的存在亦儼然如牡丹芍藥，任人好惡，隨性使之，但愛之者應不以厭之者為輕，且愛且厭各行其事為好。因此而少是非，因此而天下太平，坦坦蕩蕩然。自然界萬木蔥蘢，然寧靜悠然，能以自然為師復有望世之久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