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值:張仃先生,您畫出的讓您自己激動的作品中,最早的一幅是什麼時候的?
張仃:上小學之前,五六歲的時候,我從小就喜歡畫畫。東北雖偏僻,那時紅白喜事還是很風行,有錢人的家中死了人的時候,常常會扎很多的紙人紙馬做道場,抬著這些紙人紙馬的隊伍加起來有一兩裏路那麼長。我的家鄉是個小鎮子,有一座廟。是什麼廟我忘了,一般燒紙人紙馬都在廟前燒。小時候,我對這個特別感興趣,一有人家出喪,燒紙人紙馬的我就跑去看。有一次,我回家就拿出我的哥哥們上學的彩色粉筆,在兩扇大門上用彩色粉筆畫出喪的場景——我們家原來是沒落地主,有兩扇很大的黑色大門,東北地主的宅院旁邊還有炮樓。畫完後,我哪知道這個事不吉利,不知道。畫被我的家長看見了,不是我的父親,我父親不在家,那時他在張作霖部隊裏做一個文書,他還在部隊。是我的族長看見了,把我訓斥了一頓,讓我趕緊擦掉。
灰娃:當時他特傷心,因為他喜歡這個。
張仃:我喜歡畫人很多的場面,我的家中屋子裏有隔斷,中間用木板隔開的。這個木板約有一丈見方。我冬天不能出來,有兩個地方可以畫,一個是玻璃上上霜,我拿火柴棒在玻璃上畫;另一個是在木板上畫。我特別喜歡畫大場面,打仗的。那時,直奉戰爭,東北與湖北在打仗呢。結果,畫完後,我母親又把我訓斥一頓。她説:“你父親在軍隊裏頭,畫這個不吉利,打仗是要死人的。”叫我把它擦掉了。
張值:您兄弟幾人?
張仃:我是老五,兄弟七人。我的母親是續弦,前面三個哥哥的母親死了,我父親又娶了我母親,我是母親的第一個兒子,我的母親生了三個孩子,當中的一個弟弟十八、九歲時得肺病死了。我的幾個哥哥都已死了,現在只剩下一個弟弟,我弟弟比我差十歲,是最小的弟弟。
張值:您是十五歲那年來北京的嗎?
張仃:那是九一八事變後的第二年,那時我十五歲,就進關了。當時,我的家鄉被日本人佔了,中學不能上,我父親托一個認識的人帶我到北京來,讓我考中學。但是,同時有一個私立的美專,公立的美專已經不招生了,他們準備南遷放棄北方。結果我考上一個私立的美專,校長是張恨水,寫小説的。那時,我也考了中學,兩個學校都錄取了。考美專我還記得很清楚,共錄取了五、六十人,我考了第十四名。考上以後呢,我父親主張我上中學,説,我再困難也幫你繼續上學。美專必須中學畢業才能考,我是以同等學歷考的,因為畫的成績好錄取的。在那種情況下,我説我要進美專。
張值:那您父親同意嗎?
張仃:我父親本來也喜歡畫畫,還喜歡書法!他愛結交這些朋友。但是,我想學美術,他卻不贊成。他説:“這要挨餓的。”後來,我告訴他,這個美專的文憑相當於大學文憑。父親一聽挺高興的,但他説,他只能付一次款,給了我200塊錢,以後就沒有錢給我了。我進學校半年,就沒有辦法生活了,我是學校裏最窮的。這時學校的校董叫劉半農,寫文章的。因為我的成績比較突出,他看過我畫的一些畫,他説:“我給你介紹一個工作。”介紹當時的《世界日報》,讓我半工半讀,我給《世界日報》設計廣告,就是一個小編輯吧!這樣我就半工半讀就等於不上學了,只是有時去學校旁聽。工作要佔半天的時間,每月拿30塊錢,這30塊當時對我來講就不少了。
張值:在美專的第二年,您因為什麼事被逮捕入獄?
張仃:我組織了左翼美聯,這個美聯剛剛組織起來,我到一個同學家裏——這個同學是搞電影的,叫淩子風,這個人已經死了,他是我美專的同學——我到他家去玩,結果叛徒帶著憲兵跟到他家把我抓起來了。
張值:您父親知道嗎?
張仃:父親還不知道,當時就把我們抓到憲兵三團去了,讓我寫悔過書,要我承認是受共産黨指使。我不能寫,如果寫了在社會上沒法做人哪。他們説:“你不寫就要送到南京去判刑”。就這樣把我送到南京。到南京後,我父親才聽説我出事了。他到北京來看我,同學對他講:“他被特務抓走了。”我父親沒有看見我,就回東北去了。我在南京憲兵司令部關了三個月,後來判了三年半有期徒刑,改送蘇州反省院,這樣我在蘇州住了一年半。
張值:在反省院裏,您當時心情如何?
張仃:我當時年紀很輕,不在乎;相反的,我很高興,監獄的生活對我也是一個體驗,反省院裏給畫畫的犯人發了許多筆墨紙張,讓我們畫畫。他們希望你用畫畫來洗腦。結果,我用這些材料畫了很多抗日的東西。我跟看守的關係不錯。在反省院呆了一年,我畫了30多張畫。從反省院出來,看守幫我想辦法把畫都帶了出來。我回到北京就找老同學辦了個畫展,是在中南海旁邊的中學,現在叫藝文中學。從藝文中學一進大門就有個展覽廳,可以辦展覽,租金很便宜。我們當時一共是三個人開了一個聯合展覽。
張值:那個老同學是誰?
張仃:張振仕,在我們學校教素描的,這個人也死了;另一個叫周維善,也死了。
張值:您出獄以後呢?
張仃:開完畫展,小報上還介紹了,對畫展評價還很好,但是,我還得生活,沒法生活呀!當時,我的校長張恨水在南京辦了個小報《南京人報》,這個人是帶有自由色彩的文化人,這家小報有時也批評國民黨。我就從北京去南京找他去了,我想在他的小報上畫漫畫。他説:“我已經用了一個人了,是金陵的當地人”。他又説:“這樣子,我給你介紹些關係吧!”於是,他介紹了一個當時在東北呆過的南京人給我,此人在《中國日報》——國民黨部隊上的報紙——工作;又把我介紹到《扶輪日報》——鐵道部辦的一份報刊,這個報副刊的編輯是姚蓬子,是姚文元的父親。我就給《扶輪日報》畫畫,給《中國日報》畫得少些。《扶輪日報》是隔一天用一張,一張1塊錢。但是,一個月15塊錢不夠我生活;一個小報給你一個月30塊錢,開銷又太大。這時候,我看到上海有漫畫雜誌,當時那裏的漫畫雜誌有四、五種之多。我就給上海投稿,投了幾張畫,在上海有了影響。我常給上海的漫畫雜誌畫封面,一張封面就15塊錢,所以,我算起來一個月也有30塊錢的收入,就這麼對付著生活。
張值:這樣的生活大概有多長時間?
張仃:一直到37年,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爆發,上海救亡協會,就是李公僕、鄒韜奮他們組織了一個漫畫宣傳隊,漫畫宣傳隊領隊是葉淺予,他從上海出發,有六、七個人到了南京,我就加入了漫畫宣傳隊,後來去了延安。
張值:您在延安從事什麼工作?
張仃:到延安,我也沒介紹信,也沒有通過辦事處去,延安並不歡迎我留下來,要經過審查才行。我沒辦法,便找先到延安的熟人,他們説要給毛澤東寫信。我就直接給毛澤東寫信。這樣,毛就把這封信轉給周揚,讓他給我安排工作。我那時二十一、二歲吧!就在魯藝當教員,當時是最年輕的教員;因為他們知道我在上海畫過畫,我把我的簡歷告訴毛澤東了,結果我成了魯藝最年輕的教員。但是,魯藝當時很左,我並不喜歡這個環境。我一度回到重慶,找老朋友,打算辦一個刊物,辦個美術雜誌。但一到重慶就趕上了皖南事變,沒辦法,又返回延安。
當時,有兩個人跟我一起回延安。一個叫艾青,我是在監獄裏認識他的;另一個叫羅烽,東北的一個小説家。他們的家屬已經到延安了。在重慶,周恩來同志説:“張仃,你不是在西北呆過嗎?”我是在榆林呆過,在西北時,我還有國民黨的假護照。後來,我們在護照上填上他倆的名字,把他們兩個人也帶到延安。經過寶雞的時候,有兩個寫文章的,一個叫嚴辰,原《詩歌》的主編,他妻子叫陸非,他倆都是江蘇人。再加上他們兩個人,一共五人,化粧成國民黨的官員,這樣就又回到延安。回延安以後,魯藝的環境我不喜歡,就調到文抗,文藝界抗敵協會。到了文抗有個老鄉作家蕭軍,他在那成立魯迅研究會,讓我做魯迅研究會的藝術顧問。他出些魯迅的書,我幫助設計,這樣我就呆在了文抗。後來,文藝整風,康生他們搞抓特務,把文抗解散了。解散後,一部分黨員進黨校了,把我分配到青年劇院搞美術。灰娃當時在青年劇院,那時她是十三、四歲的小孩,兒童演員。我就在青年劇院呆了兩年,青年劇院的環境比較好。青年劇院是哪兒領導的呢?叫延安的聯防軍政治部和宣傳部,宣傳部部長叫蕭向榮,這個人很有學問。後來,蕭向榮就把我調到聯防軍宣傳部去了,那兒成立了一個美術組,一共四、五個人,讓我去做組長。我就給他們畫畫,一直到抗日戰爭。
張值:在魯藝時您教什麼?
張仃:教創作課。
張值:您現在看不看畫展?
張仃:我很少看畫展,也很少出門。
張值:您喜歡的中國畫家有哪些?
張仃:上海的朱屺瞻、黃賓虹、齊白石,我最喜歡黃賓虹,其次是朱屺瞻。
張值:您喜歡張大千的畫嗎?
張仃:我不喜歡,張大千這個人商人氣太重,劉海粟這個人畫得也不錯,但這個人巴結官方,我本來與劉海粟也有些來往。後來,他一來就要住釣魚臺,我對他的這一點很討厭,後來就不來往了。
張值:您對林風眠的畫怎麼看?
張仃:是不錯的,林風眠這個人就是太受西洋人的影響多了一些,對中國傳統的東西少了一些。同輩的,我比較喜歡李可染的東西。
張值:中國古代的畫家呢?
張仃:中國古代的好畫家很多了,我比較喜歡荊浩、關仝,特別是後來的倪雲林,這些畫家我都喜歡。還有黃子久、董源、范寬等都很好。
張值:清朝的畫家您喜歡嗎?
張仃:清朝沒什麼好畫家,哦,我就喜歡一個石豀,石豀的比較拙。
張值:您是什麼時候開始寫書法的?
張仃:我很小的時候就寫,我的書法一直沒有間斷。我上中學的時候,一個書法老師讓我寫張遷碑。後來,我寫石鼓文。我比較喜歡篆書。
張值:七十年末八十年代初,您創作了壁畫《哪吒鬧海》,能談談當時您的創作情形嗎?
張仃:那時,我到工藝美院負責成立一個壁畫專業,當時社會上沒有人需要壁畫,首都機場要畫一批壁畫,就找到我,我就組織了班子,在全國找了四、五十人,搞了七、八個月。
張值:當時您是怎樣創作哪吒的形象?
張仃:剛好上海有我的一個學生在美術製片廠,他請我去搞設計,就設計一個哪吒鬧海。我的學生在那兒搞編導,整個的美術設計都是我搞的。因為有這個基礎,首都機場的壁畫就是採用這個素材來畫的。
張值:您在工藝美院負責時,畫畫的時間少,是不是覺得很難受?
張仃:那當然了。
灰娃:他是一個畫畫的,當然很難受了,而且又不是他喜歡的專業,工藝嘛?他當然就提倡:“我們搞工藝的也要畫好畫,提高藝術修養。”他們反對呀,不同意他這個主張。
張仃:當時,我請了一些國畫教員:田世光、俞致貞,都是我請來的。那時院裏的許多領導都反對。
張值:您明確地搞焦墨是在什麼時候?
張仃:在文化革命後期,當時我的心情不好。我在文化革命期間挨批,搞裝飾什麼的都不行了。我住在香山,我就是拿根破筆畫點寫生。後來我就對焦墨有了興趣,就一直搞這個了,就沒有變。這個二、三十年就一直畫這個。
灰娃:他那個時候對色彩比較反感,到處都是紅海洋,他在心理上也有反映。後來就用黑白來表現,同時,有黃賓虹的小冊子,非常的小,像語錄那麼大,都是焦墨,他看見焦墨就非常喜歡。
張值:後來您沒覺得用焦墨在表達上有缺陷嗎?
張仃:那當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你要把它發揮起來,那局限性就成了優越性了。
張值:您外出寫生最長的時間?
張仃:三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