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吳冠中老先生對畫院的意見,深感老先生的誠實和正直。再看看我們的國家畫院院長龍瑞理不直氣不壯的反駁,覺得驢唇不對馬嘴。我曾對很多同行和朋友説過,一百個吳冠中的對手加在一起,也抵不上吳冠中一個。我指的是,除老先生的創作實踐外,他在不同時期發表的不同觀點,皆能夠切中要害,引起大家的反省和思考,也激起既得利益者的恐慌和鼓噪。
龍院長聲稱國家畫院承擔著宏揚民族藝術和落實國家重大題材創作的了不起的任務,帽子確實夠大的,夠嚇人的,但這頂帽子是否只是一個幻覺呢?是否只是那些吃皇糧的人的自我吹噓和自我標榜呢?這裡,我摘錄一段我在1998年發表的《體制中的畫家》一文中的有關部分:
我想人們早已忘記畫院存在的理由了,我的意思是,畫院就其功能而言——如果國家願意花錢扶持這門傳統藝術的話,應該是集創作和研究于一身,應該是專家好手匯集之所。但是這一功能早已蕩然無存,它既沒有將中國畫這門傳統藝術發揚光大,也沒有培育出第一流的畫家。一言蔽之,畫院對中國藝術事業沒有産生應有的作用,相反它已成了保守和平庸的代名詞,成了一群吃大鍋飯的人固守既得利益的頑固堡壘。不妨將全國大大小小畫院的創作進行一番檢閱,一幅幅平庸無奇的作品會令有眼光的觀眾驚訝。事實就是這樣的,多少年來幾乎見不到這些體制內的畫家有什麼突出的作為。像傅抱石、石魯、李可染這些比較優秀的畫家的成功,都不能計在畫院功勞簿上,因為他們進入畫院前早就奠定了自己的優勢。另外我還要強調一點,當下的畫院與其他一切多餘的官衙一樣,是以往整個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産物(就如人體中的盲腸),説它多餘是因為割去它絲毫不會對藝術的繁榮産生不良影響。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如此大方,養了如此之多的畫家,而不過問這些畫家為國家為社會做了些什麼。
這篇文章曾激怒了幾原先關係還算不錯的朋友,他們的論調與龍院長大差不差。是的,這就是體制與合理性、與歷史觀之間的分歧。我用驢唇不對馬嘴作為題目,意思已很清晰了。我還想補充,吳老先生也提出畫院是計劃經濟時期的産物,可能得加上一條:同時又是計劃政治的産物,是當時高度組織化的需要。當某種事物在其自身的演變過程中已亮出了底牌,如果我們還在繼續裝蒜,或者繼續糊塗,那就有理也説不清了——這筆賬只能由歷史來了結了。這篇文章曾激怒了幾原先關係還算不錯的朋友,他們的論調與龍院長大差不差。是的,這就是體制與合理性、與歷史觀之間的分歧。我用驢唇不對馬嘴作為題目,意思已很清晰了。我還想補充,吳老先生也提出畫院是計劃經濟時期的産物,可能得加上一條:同時又是計劃政治的産物,是當時高度組織化的需要。當某種事物在其自身的演變過程中已亮出了底牌,如果我們還在繼續裝蒜,或者繼續糊塗,那就有理也説不清了——這筆賬只能由歷史來了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