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一個畫家做任何定性的評判，都不是同時代人能夠徹底完成的工作。但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闡述當代中國美術甚至整個中國美術史時，企圖繞過范曾，或者故意無視他的存在，其結論都將變得荒謬可笑。世人對於范曾的攻訐，並不能消除他加諸當代及未來中國繪畫史的巨大影響；而阿諛諂媚式的褒揚，也無關乎藝術的宏旨。
一、范曾的存在與中國畫的命運
在當代中國畫壇，范曾是一個標誌性的存在。對於歷史，他的出現是合乎邏輯的發展與總結，對於未來，他的成就是方向性的路標。所謂“包前孕後”（謝赫：《古畫品錄》），庶幾可以概括范曾。二十世紀的上半葉，中國傳統繪畫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否定與批判，對於中國畫的前途，更是眾説紛紜。爭執迄無定論，擔憂者仍然擔憂，然中國畫的命運非但沒有“衰敗極矣”，卻取得了無愧前代的傑出成就，無論倡導改良者，還是傾向維護傳統價值者，都不乏對中國畫發展做出巨大貢獻的傑出人物。對於變革時代的複雜性，如果拘執一端，很難作出正確的評判。有論者頗費躊躇地將他們分為黃賓虹、齊白石式的“延續型畫家”與徐悲鴻、林風眠式的“開拓型畫家”（張少俠、李小山：《中國現代繪畫史》，江蘇美術出版社1986年12月1版）；但卻難以解釋開拓者對於傳統的重視和倚恃，延續者所具有的藝術史地位和開拓性意義。要之，我們惟有把握藝術的核心本質，才能不失偏頗，“衡量藝術亙古不變之原則是好和壞，而不僅僅是舊和新”。（范曾：《畫外畫·范曾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1月1版）。因此，我們不妨將主張和論爭放置，著重藝術成就本身，就可以對中國畫作如下判斷；中國傳統繪畫有過輝煌的歷史，也有過相對低潮的時期，但它從來沒有停止過發展，它的生命力植根于它自身的傳統，外來因素或者可以激發它的生命力，豐富它的內涵（當然也可能危害它），但絕不可能取而代之，更不可能扼殺它的生命力。
以開拓求新是尚，或以固守傳統為榮，都無法解釋范曾。他接受過嚴格的學院訓練，這使他的造型手段迥然不同於傳統中國畫家。他浸淫傳統之深，使他的筆墨技巧達到了極高的水準，甚至使古人瞠乎其後。他博學多才，“致廣大而盡精微”，又使他的畫面富有詩的意蘊境界。可以説，范曾正是在中國畫諸大師的百尺竿頭，再進一步。他是純粹傳統的畫家；又是真正能夠為傳統開新路的畫家。對於中國畫的發展而言，他是具有典型意義的當代畫家，范曾的道路可能不是唯一的，但卻是合理的。
在當代中國畫壇，范曾是一個巨大而又具壓迫性的存在。畫界佯裝對他恍若無聞，不置一評；他卻無處不在。他的作品流佈四方，幾同於白詩柳詞；他的作品的傳奇市場效應，又常常使私下詆毀他藝術成就的人惱火不已。有人宣佈筆墨等於零，卻無法繞過范曾這個塊然大物；有人聲稱今人無法在古人的純熟體系裏發現新義，范曾卻淩越古人，打出了屬於自己的風格之路。畫壇對於范曾的冷漠，“畫壇”自身的熱鬧，公眾對“畫壇”的冷漠，對范曾的熱情，形成了耐人尋繹的對比。
曾幾何時，西方的現代藝術理論，已經變成聖經式的權威文本，被某些中國的“理論家”們加以經院哲學式的理解和曲解；西方藝術家的創作，也被當成聖徒的奇跡，不容質疑或少加月旦。據此，遵循中國藝術傳統的繪畫，便被宣佈為不是“現代的”，命運前途可憂，倘不投降，便自取滅亡。
我無意抹殺西方藝術理論和藝術實踐的成就，也無意忽視它在當代世界美術中的主流地位這一事實，更無意否認，一些為中國畫的前途命運做積極探尋者的態度，是嚴肅認真的。我只想指出一些學理上的常識：這些理論與實踐，同中國傳統藝術理論與藝術實踐一樣，也需要評價優劣和判斷正誤。主流文化意識不能否定異質文化的價值，也不能作為後者唯一的評判標準。“現代”與否，更不能成為藝術價值的取向標準，批評現代人的繪畫沒有“現代精神”，尤其荒謬不堪，人不能脫離自己的時代而存在，只不過此精神不必茍同於彼精神而已。況且人類文化的創造積累，正是由於有了對於文化核心價值的堅持，才能不斷發展的，目空前賢，見佛殺佛，只不過是爛仔暴動者，其目的在渾水摸魚，不是有建設理想的理性革命家。
我想，不妨各是其説，各自堅守精神家園，無根臆造之説，與蒼白醜惡之精神，自然會被歷史所淘汰，中國畫的前途命運，卻無庸擔憂。
二、范曾的風格與中國畫的現實
范曾自謂“名滿天下，謗滿天下”，他沒有圓熟媚世的性格，對於藝術上的偽君子、真小人，向來不假以辭色。對有成就的前代、同代藝術家，無論是聲震寰宇的大匠，還是無籍籍之名的後輩，他都給予極其熱情洋溢的評價。他這種率真處世，“崇拜時你納頭，憤慨時你破門”（徐志摩：《我也“惑”》）的態度，自然招致不少非議。
范曾的性格決定了他是一個老實嚴肅創作的畫家，而對傳統，他選擇了最艱難的道路：潛心進去，衝決出來。他對於傳統的吸收，確實已達到徐悲鴻所説的：“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絕者斷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畫之可採入者融之”的地步，且不説他朝斯夕斯，已經出神入化的人物，僅僅摭取他畫面上一石一樹、一事一物，無不妙造毫端，每每使專攻此道者斂衽束手。這樣的境地，絕非仗恃一端之學、半日之功便挾技自鳴者所能夢見。
要在中國畫領域取得成就，必須經過漫長而艱苦的過程，我們承認不乏天縱奇才，但他們必然也付出過霜晨雨夜的辛勞，即使吳昌碩、陳師曾、齊白石等大師，如果不假以時日，也難期大成。
中國畫家必須具備深厚的文化素養，“凡中國先哲深容高華之感悟、史家博雅浩瀚之文思、詩家沉雄逸邁之篇章，皆為中國畫源頭活水。加之畫家對宇宙人生，入乎其內，出乎其外，以詩人之眼觀物，以詩人之舌言事，胸次既博大而格調又清新，其所創制，離鄭趨雅，或無多慮”（范曾：《畫外畫·范曾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1月1版）。
范曾積數十年之功，達到了現在的藝術高峰，然而范曾的藝術成就卻不可以此為限，以他今日之畫壇地位，猶自刻苦努力，在藝能上剛猛精進。近年來他在畫風上的變化，似乎已透露出變法的消息；這在中國畫前代藝術大師身上都不乏先例，遠的如錢選，近代如齊白石，他們為後世所熟知的典型面貌，都是晚年大變其法後的風格。
不通過艱苦努力，僅僅憑藉登高一呼，宣佈主義舶來，望風者追隨景從，就算完成了藝術革命，如瞽者作樂，有人吹竽，便有人建鼓從之，聲勢由斯浩大。這樣來畫中國畫，是美術界曾經大為流行的風氣，頗類于紅衛兵搶了印把子，打江山便大功告成，招數已不新鮮。此輩人士對於藝術傳統，頗敢呵神罵祖，非聖謗賢，大有舍我其誰之概，對同在一個江湖上混事兒的同夥，則默守互不戳破的皇帝新衣規則，互相吹捧並大力轟抬。
如果説上述人士的做法還徹頭徹尾地“淵源有自”的話，另一派販賣假洋古董的就更加等而下之了。八十年代以來，各種藝術思潮紛紛涌進，對於中國藝術家了解世界，開拓視野，固然功不可沒。但一般畫壇人士，既缺乏對於傳統藝術思想的自信，又難以深刻了解外來思想的文化背景，僅憑道聽途説的耳食之言、三流翻譯家的誤讀歧解、盲人摸象的片面之見，加之浮躁的功利心態，遂造出一個又一個的怪胎，而曰中國畫的當代成就盡在是矣，陳獨秀所謂“男女拆白黨演的新劇，和不懂西方的桐城派古文宗譯的新小説”（陳獨秀：《美術革命——答呂徵》，刊《新青年》1918年6卷1號）。大可移而贈之。
三、范曾的自信與中國畫的前途
與多數“理論家”不同，范曾沒有匆忙對中國畫的現狀和前途做任何杞人之憂，他以自己的藝術實踐來論證事實，在一片嘈雜喧囂之中，畫家范曾態度超然，遺世獨立，用自己的繪畫成就來回答窮途末路論者和詭辭造臆説者，表現出驚人的自信。當然，這也是主義山頭霸權者流無法企及的高度。范曾不需要宣佈什麼“等於零”以聳動視聽，博取彩頭，也不需要佔領什麼主義幫派的山頭來嘩眾取寵，欺世盜名，范曾更不抱殘守缺，拾前人余唾而自我標榜，他只是堅守自己的藝術良心，嚴肅地、艱苦地探索前行。
從總體的美術史意義上來評價范曾，他更象一個精神家園的守望者，尤其在一個荒蕪不堪的年代，這樣的守望不僅具有文化上的繼絕起衰的意義，更具有剛猛精進的文化道德意義。曾幾何時，古典的家園荒蕪了，人們離開家園，流浪四方，但家園之外沒有沃土，只有流浪者淩亂的腳印，而當流浪的人群成為盲從的大軍，人們便真以為他們的腳下有道路，這時，堅守者的寂寞與勇氣，是需要大智慧與大魄力的。
更令人尊敬的是，范曾不僅僅是寂寞的守望者，他更是激烈的吶喊者；正是他不斷的吶喊，我們才能夠不時地嚮往精神家園。他提倡以詩為魂、以書為骨，就是堅持中國民族藝術的文化原點與哲學底蘊，他一以貫之地將其奉為藝術創造的圭臬，像一個孜孜不倦的指引者，在不斷地強調方向。
這樣的聲音絕不是流俗的噪聲能夠淹沒、盲從者的狂亂所能動搖的。
因此，我對中國藝術的前途堅信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