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一詞早見於《莊子》。宇，指無際無涯的空間；宙，指無始無終的時間。中國人從來把宇宙二字視為時空的不可計量的存在，一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自在之物，稱之為“自然”。所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説的是天地萬有都遵循著這不假言説的存在運轉、變化、遷流。這大不可方的存在是那樣奇妙、那樣和諧、那樣幽奧。她是邏輯的、詩意的、甚至是富有哲理的，或者，宇宙本身便是哲理的存在、哲理的化身。
我們都知道，理論物理學的語言是數學，而數學的靈魂是邏輯學。宇宙萬有的消長生滅都依循著不可抗拒的邏輯，而這種大秩序的形成，不知經歷過千百億年的幻化。“幻化”二字用得最宜，因為迄今為止的任何偉大的數學家、理論物理學家、天體物理學家都無法言之鑿鑿地論説這“幻化”的全部過程。“幻”者，奇幻也、夢幻也、神幻也，那是一首不朽的詩篇，是一曲偉大的交響。宇宙是大美的所在，莊子説：“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而這大美深藏不露，也許，她在人類智慧所可能達到範圍內，偶爾一現她的卓約、她的美煥。卓越的天體物理學家開普勒，在他的書齋中陷入美妙而詩意的幻想，他深情地説：“天體的運動只不過是一首歌，一首連續的歌，幾個聲部的歌。她只為智慧的思索所理解，而不能由聽覺感到。這個音樂好像通過抑揚頓挫、根據一定的、預先設計的六聲部韻律進行，藉以在不可計量的時間穿流中定出界標”。科學研究的對象必須有界標，但這界標不是靜止的，她存在於“不可計量的時間穿流”之中。物理家倘僅于靜止的界標中研究，他們可以得出相對靜止的方便説詞，然則“時間穿流”終會證明其局限，甚或謬誤。從牛頓到愛因斯坦，物理學的進展正證明了這一點。
科學家並沒有在無可窮極的宇宙前鳴金收兵，而是以他們的卓絕的探索精神、走向未知的世界。這不僅需要付出積年累月的實證試驗和冥思苦想，還須要有一顆藝術家的心靈，尊敬的物理學大師楊振寧先生引用盛唐詩人高適的“性靈出萬象，風骨超常倫”來描述狄拉克方程式和反粒子理論，真是妙不可言。科學家不是作家筆下呆頭呆腦的人物，以為“癡絕”會孕育天才的發現。科學家需要從“性靈”中得到對宇宙詩意的判斷，同時對社會的俗見具有著決不茍同的、超越常倫的“風骨”。楊振寧先生進一步談到“性靈”二字，指出她“似乎是指直接的、原始的、未加琢磨的思路，而這恰巧是狄拉克方程之精神”。也許，這就是天地大樸的所在，莊子把那些“真人”稱作是“與天地精神相往還”的人，當狄拉克用最簡約而漂亮的方式來解讀原子結構和分子結構時，我想他果真是達到“羽化而登仙”的境界的。
有一次我問當代最偉大的數學家陳省身先生，解一至為複雜的方程，怎麼可以看出其優劣？什麼樣的解法是優秀的、了無渣滓的；什麼樣的解法是拙劣的、拖泥帶水的？陳省身先生用他一貫的要言不繁的語言方式回答我作得好的數學：“簡潔、漂亮”。這“漂亮”二字在此處絕對是神聖的美，而這“簡潔”二字，幾乎從一切混沌中劃出一道清亮的閃光，使我們知道宇宙的源頭一定是排除繁文縟節、排除疊床架屋的極為單純質樸的存在，中國古哲簡化為一個字：一。這使我想起了中國畫史的異數式人物：八大山人。
又有一次我和物理學家葛墨林兄在陳省身先生的寧園小坐，聽他們興高采烈地談論，使我想起“對牛彈琴”一詞的本義。然而我會忽然發現談起我能聽得懂的地方，陳省身先生問：“愛因斯坦是很偉大”？葛墨林講：“那當然，您應該比我了解”。陳省身：“當然，我在普林斯敦常常見到愛因斯坦，不過有一次他提出有些統一場論的數學問題希望我幫助解決，我覺得意思不大。”陳省身先生對數學領域的問題的判斷力是眾在數學上所共認的，他經常的口語是：“你這個問題意思不大”，“你這個問題有些意思”。數學史已然證明了陳省身先生的無雙眼力。宇宙萬有的運轉因其微觀物質組成與運動之不同，形成種種的場（如電磁場）互相作用。愛因斯坦要尋找一種幾何，它將統轄自然界，這無異於將他的引力理論無限外推，顯然，陳省身先生當初認為的“意思不大”，即是指此。數學和物理學可以殊途同歸，楊振寧先生説：“為何殊途同歸呢？大家今天沒有很好的答案，恐怕永遠不會有，因為答案必須牽扯到宇宙觀、知識論和宗教信仰等難題”。我想楊振寧的回答正是哲學上的無限的概念。而“無限”是不可言説、無法言説的。宛如證明上帝存在與否，不是科學家份內之事。這無限中包含著無法解釋的天地之大美。
二十世紀以來的偉大物理學家狄拉克、海森伯，無論他們是清晰的天才或混沌的天才，無疑他們都是有自身獨特的詩意判斷的天才。這使我想起了八大山人和徐文長的區別，前者如楊振寧先生稱讚狄拉克文章：“秋水文章不染塵”後者我想張伯玉之詩句：“辭含混沌來。”庶可喻之。
然而，科學與藝術畢竟是兩片水域，科學家所看到的美，和藝術家所看到的美是兩回事。科學家的靈性是理性領域的飛躍，而藝術家的靈性則是感覺上的升騰。當然，科學家離不開感覺，然而他們的武器是實驗與邏輯推理，於是他們追逐的更接近自在的本體，更接近那渾蒙中的大造之美，他們的公式是對宇宙大秩序的描述。藝術家所追逐的美，無論是訴諸聲音、色彩、形體、動作的，不過是對這種大秩序的皮相之判，“深刻”雲者，不過是透過皮相，約略地、隱然地透露自在之美——那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大秩序的消息，這當然也是一種詩意判斷。在科學的領域，美的存在是一種發現，譬如狄拉克的公式，她具有證誤性，實驗證明不合此公式者即錯誤。而在藝術的領域，美的表現則是一種對天地大美的臨摹，有的屬於天才的臨摹，有的則是拙劣的臨摹。他們有文野之別，但不具證誤性。藝術的作品有時會從“理”游離，嚴羽所謂“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而這種游離，不能距事物的“理”太遠，藝術也許不契同於“理”，但決不可與“理”為仇寇。只有當藝術遵循著大造的根本道理——秩序時，她的游離便不會是雜亂無章、不會是怪亂臟醜的。陳省身先生的“簡潔、漂亮”的四字科學箴言，對至極的、美煥的藝術同樣是適用的。
科學和藝術在人類智慧的發展史上依循的是不同的軌跡，她們不會重疊或者合而為一，藝術沒有解釋科學的使命，更沒有解釋科學的能力。心理學是比較接近藝術的一門科學了，但是弗洛伊德並不希求藝術家在二維的平面上表現他的思想，如達利希圖作到而被弗洛伊德所拒絕的。同樣科學家所論證的“弦”，也和李可染先生平生所畫的唯一的一幅荒誕無稽的畫“弦”——一根漫纏胡繞的線，毫無共通之處。這一定是恩師作了一件很滑稽的遊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