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幾年前，港臺大陸三地文學評論家弄了一回活動，是從新小説迄今為止選出100位作家，展示中國現代小説的成績。不消説，魯迅先生頭一名。頭一名既是魯迅，那麼頭一篇，就是《狂人日記》了。評選者的一段話，我記住了:中國的白話文小説起于魯迅，也在魯迅手裏成熟。
九十年前大部分的中國讀書人，包括魯迅，渴望革命，不信任改良；熱衷於文化爭論，以為制度的確立還在其次，還在其後；而那時的先鋒文學，有意喚起、並直接刺激國家民族的拯救意識和拯救行動。文學革命的發起者陳獨秀後來自任新黨的黨魁，文學革命的傑出創作者魯迅，成為革命者的精神資源。毛澤東在延安窯洞裏説:“我的心與魯迅是相通的。”而奔赴延安的知識青年都是魯迅的崇拜者。他們不清楚魯迅晚年對左聯的深刻失望，就像魯迅不知道日後的延安發生了什麼；日後的延安，那些未被延安整風整死的青年又哪想到後來進城做了大官，或大右派，而毛澤東自己也未必想到解放後會坦然語告:魯迅要是活著，不是沉默就是坐班房……反正，當魯迅1936年去世之際，夢想自救與救國的青年，正打算上路，奔赴延安——這一切，在政治思想政治實踐的一面，可以追溯到馬克思列寧主義和蘇俄，在文學的一面，則可以追溯到魯迅的小説，追溯到1918年問世的《狂人日記》，追溯到其中那句呼喊:“救救孩子”。
文學能不能拯救國家？如果能，過去九十年被稱作拯救的巨大成績單，我們看見了。如果不能夠，九十年過去，應該怎樣看待魯迅？怎樣看待文學？沒有疑問，《狂人日記》是一篇卓越的小説，是中國新文學的開山之作。今天，《狂人日記》的犀利與才華仍然令人驚異，但歷史高高抬舉這篇很短的小説，並不僅僅因為才華，而是它惡毒的挑釁，以至它的影響遠遠超過魯迅能夠達到的想像。在魯迅的時代，有過一些試圖將文學與拯救審慎劃分的小説實踐，但很少有人聽取。在我們的時代，仍然有一些試圖將文學引向拯救的熱情作品，也很少有人聽取。怎麼會呢？我們可以想想。所謂“文學”這個概念，其實來自西方，“拯救”的概念，同樣來自西方，來自基督教，一如馬克思主義和無産階級專政的概念，來自歐洲。是什麼，使這些概念居然在六十年前的中國成為現實？
我沒有能力回答。我不願意説，文學只是文學，文學必須純粹，不，我確信偉大的文學拯救人心；我也不願意説，文學理應背負拯救的使命，煽動革命，救國救民，所謂啟蒙也決不單單是文學的事情。我不知道別的國家有哪一篇小説會發生《狂人日記》這樣的影響，但我看見，一場文學革命，一篇小説，一句話，在中國歷史中曾經發生了怎樣的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