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小東，1963年出生於遼寧省錦州金城鎮。1988年畢業于中央美術學院油畫係。1994年在中央美術學院油畫係任教至今。自80年代末至今，劉小東通過現實主義風格來表達對當下人的命運和生活狀態的關注。80年代末他應邀參加很多國內外的重要展覽，作品被中國美術館、上海美術館、美國舊金山現代美術館、日本福岡美術館、澳大利亞昆蘭美術館等收藏。 1992年起，劉小東多次參與影視拍攝活動，1993年他和妻子喻紅出演《冬春的日子》，扮演一對油畫家夫婦，1994年該片獲得希臘亞歷山大國際青年電影節大獎，並被英國大學BBC評為“電影百年經典影片”之一。
賈樟柯，1970年出生於山西汾陽，1997年畢業于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其作品《小武》（1997年）在第48屆柏林電影節等七個國際電影節上獲得大獎；《站臺》（2000年）獲法國南特三大洲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等六個影展獎項；《任逍遙》（2002年）入圍第55屆法國嘎納電影節，並成為惟一一個入圍的華語影片。日本北野武事務所的市川尚三先生曾這樣評述他：“賈樟柯會成為中國電影的一代大師，他將成為中國電影邁向世界的一座橋梁。”
劉小東和賈樟柯，一個是當代中國油畫界的領軍人物，一個是做獨立電影而享譽國際影壇的青年才俊，他們都可以稱得上是2005年美術界和電影界的風雲人物，將這兩個不同領域的藝術家約在一起聊天，還要歸因于他們剛剛結束的三峽之行。 2002年年底，劉小東去三峽旅遊，看到正在搬遷的三峽縣城，即萌發了創作的想法。 直到2003年SARS爆發的時候，劉小東創作了第一幅關於三峽的油畫作品——《三峽大移民》（200cm×800cm）；2004年他在《三峽大移民》的基礎上，繼續關注三峽人的命運，創作了《三峽新移民》（300cm×1000cm）；2005年下半年，劉小東和賈樟柯相約共赴三峽，分別創作了油畫《溫床》和以劉小東為主角的記錄片《東》，該片計劃在劉小東的畫展上公映。這是賈樟柯首次去三峽考察，即被那裏的一切深深地震撼，因此他在計劃之外還拍攝了一部電影《三峽好人》。
這是一個喧囂的週五傍晚，筆者在三環邊找到了劉小東提議作為見面地點的酒吧。這是一個可以將嘈雜淹沒舒緩的輕音樂中的城市角落，墻上張挂著很多當下賣得正紅火的當代藝術品，像張曉剛的油畫、王廣義和岳敏君的版畫……
8點整，劉小東開著一輛黑色轎車疾馳而來。他瘦瘦高高的身材，戴著一副眼鏡，走起路來大步流星，説話略帶有家鄉口音，淳樸瀟脫。落座寒暄一番後，賈樟柯匆匆趕來，他白皙的面龐上一直挂著親切的微笑，年輕卻有著學者般成熟儒雅的風度。
人性之美
鄧：劉老師曾經去過幾次三峽，這次去了哪，與以往感受有什麼不同？
劉：我們這次去了奉節縣城，老縣城也都快被淹沒了。我兩三年前走過的地方，現在已經認不出來了。
賈：奉節現在還剩大概四分之一吧。
鄧：三峽工程已經開動幾年了，經歷家園的變遷，那裏的人過得怎樣？
劉：那裏的人們沒什麼變化。以前是什麼生活狀態，現在依然是那樣子。中國人到哪兒都一樣。不管我去西藏、去喀什，還是在三峽小縣城，那裏的人和這裡的人也都一樣。只是以我們的生活標準來看，他們的日子確實太苦了。
王：可是您畫面上的人物呈現出來的還是很平和、溫馨、細膩，甚至有點“小滿足”的精神氣質。
劉：其實我喜歡在艱苦的環境中找樂觀的、開心的人和事來畫，不願意找苦的。什麼樣的事物都他美好的一方面吧。
鄧：這一點好像和賈老師有點不同，賈老師作品似乎總是透著一點苦澀味道的。這次是什麼原因促成了你們的合作？
賈：拍這個片子首先不是因為三峽，而是小東要去畫畫，於是邀我去拍記錄片。本來我就好奇他工作狀態是怎樣的，他到那裏是如何展開工作的，他是如何面對他畫裏的人的。我從來沒有去過三峽，但是第一次看到他關於三峽的畫的時候就特別喜歡。對那個地方也産生了興趣，於是就與他一起去了。
鄧：能形容一下拍攝的背景嗎？
賈：這個記錄片就是圍繞他畫畫這一事件來表達對這個地方的感受吧。小東選擇這個地方有他的理由，它正在消失，一切都是變化著的，今天這個人在，明天這個人可能就不在了，他可能就去世了，或者離開了。所有這些都在流動變化著。小東創作的時候基本上是在奔跑，比如説與光線比賽，他選擇畫畫的地方的後面有一個樓，如果不快畫陽光很快就被它遮擋住了。在工作現場的時候，我逐漸地進入到所謂畫家的世界裏了。
鄧：無疑這次合作使您對他藝術和內心的理解又加深了一步。談談感受吧。
賈：最終他讓我感動的不是他選擇三峽這樣一個巨變的地方，而是對生命本身、對人本身的愛。在小東那裏，他所面對的，是同一個身份的人——搬遷工人。他表達的，是一種只可以在這個特定人群身上呈現的美感。你會感覺到他心裏裝滿了對他畫筆下人物的感情。這是這次三峽之行最令我感動的地方。以前我也拍過別的題材的記錄片，但是都沒有對人這樣愛過。我覺得這可能是受和他一起工作時心態的影響。於是我之後又拍攝了一個故事片，這完全是計劃之外的，和以前的作品相比改變也很大。這也是在我拍他畫畫過程中萌發的一些感想吧——不管人在怎樣的環境中，造物主給予人的身體本身是美麗的。
我也算一個美術的發燒友吧，我一直想發現他繪畫世界裏的“秘密”。現在回過頭來看他以的一些畫，會發現他有一個延續不變的閃光點，那就是每一個畫面裏的人都有著只屬於自己的生命之美。用“寫實”啊、“現實主義”啊等等這些詞彙都不能概括他作品的意義。他有著一個最直接的，對對象本身、對生命的愛在裏面，非常自然，非常原始。在今天這樣一個被包裝得失去本色的社會裏是非常難得的。我的記錄片叫《東》，用的是他名字裏的一個字。也暗喻我們所處的一個位置，一種態度。
鄧：《東》的結構是怎樣安排的？
賈：影片裏面非常開放，暗藏了他“作畫的現場”、“他自己的思考”、“他自己的交往”三大部分。
作品之外
鄧：為什麼會選擇三峽來作為畫畫的地點？
劉：我總是害怕——自己覺得好像成了點事兒，然後就變得嬌氣起來。所以我總是願意往下面跑一跑，讓自己變得不重要一點，不那麼自以為是一點。藝術家只有跟當地的生活發生某種關聯，創作出來的東西才可能更新鮮，更有力量。假如不去三峽，我也許會去其他類似的地方。在北京被很多人關注著，身為畫家，自己感覺還有點用，展覽、採訪、出書……而當我面對三峽，面對即將那些被淹沒的小縣城時，你會感覺自己一點兒用都沒有，虛榮的東西沒有一點意義。這個時候你就會重新思考許多問題。當藝術總是被當成神聖的殿堂裏面的精緻品一樣被供奉著，那人會變得空虛。而在三峽那裏，藝術品還沒有一個床墊值錢呢！還沒有一個床墊對人家更有用呢！我們改變不了任何事情，對人家形成不了任何影響。我想把自己往低處降一降，不要把自己太當回事了。
王：去三峽只畫了一張《溫床》？
劉：對。作品長10米，高2米6，我畫了11個農民光著膀子、穿著短褲坐在一個大床墊子上打牌，背景是長江和山。
鄧：《溫床》畫幅巨大，創作現場如何控制？
劉：它是由5張拼起來的，一幅一幅地畫，不打小稿。畫大寫生有意思，和小的寫生不一樣。小的寫生可以將當時那一刻完全記錄下來，但是畫大畫是不同的，你畫人的同時，風景已經過去了。我就像跑一樣地在作畫，和時間賽跑。我覺得寫生是畫畫最快樂的方式。
鄧：記錄片《東》和油畫《溫床》實際上是一個完整的作品。就像三峽大移民這樣宏大的背景和題材，也許是一個畫面上不能完全表達出來的。
劉：畫面承載的內容永遠是有限的，其實我幾次去三峽創作，表達的無一不是我對三峽人命運的關注和感受，而不僅僅是對現實的描繪和記錄。當然通過影像的力量會使這個作品更加充實豐富起來。
三峽的感受
鄧：這次的三峽之行給了你們什麼具體的感受？
賈：非常自然就合作了。基礎也就是所謂藝術觀點，所謂對作品的感受。但是更多是對人類的親近。為什麼喜歡人？面對這些人應該用怎麼樣的方式去表現他們的生活狀態。生活在三峽的人們，經濟、生活條件都比較差。人們依靠那條江生活，搬遷後，以後的生活也許就沒有著落了，但是具體到每一個人，卻發現幸福又不能完全用錢來衡量。我們接觸一些人，他們生活還是很主動，他們沒有太多的憂鬱、痛苦、徬徨，人家活得也好，掙一塊錢高興，掙兩塊錢也高興，真的挺好。
我們整個攝製組回來以後，很多人都不像原來那樣喜歡北京了，覺得這是一個有點虛妄的地方，以前覺得去酒吧玩挺好，現在覺得都沒什麼勁了，對可以支撐幸福感覺的物質的信心一下子減少了許多，所以很多人非常懷念在三峽時的感覺。找到最初始的快樂，這個過程最重要。比如將來這個片子發行如何，多少人喜歡它，能在多大範圍裏傳播，我不會最在意。因為主要的快樂已經過去，就像生孩子，一個生命你很珍惜，你看著他自己長大很高興，但是最初的愛情，生産過程是最懷念的。我回來以後，發現自己變得很穩健，覺得其實生活對你夠好的了！
劉：我也有這樣的感受。在三峽，個人是不能完全掌控自己的命運的。自己到了那邊，通過畫面，借景借人很自然地表達出了自己內心的那些感受，映射心理和命運的問題。
關於電影
王：您曾經在賈導演的電影《世界》裏面客串過一個角色，原來也有過參加電影拍攝的經歷。看來您對電影確實十分感興趣。
劉：我覺得從事影視藝術的人都比較有趣。他們的思路普遍很活躍，總是會有一些新奇而且生動的想法，所以我喜歡和他們在一起。但是真正去拍電影實在是太辛苦了。賈樟柯拍電影從早上5點一直拍到淩晨3點。他確實是太喜歡這個職業了，換了是我早就崩潰了。因為他要處理的不僅僅是藝術的問題，有太多的主意需要他來決斷。
賈：這是一個系統的工作。需要一個團隊合作完成，一個人獨立完成不了。我要和很多人打交道，一直在做各種各樣的決定。而畫畫就比較自由，時間與形式更多是自己可以控制的。
鄧：你們藝術作品有一個共性，就是都立足於平民老百姓的具體生活。
賈：我電影中的人，都是走在街上的人。和小東畫裏的人有相似的地方，都是最平凡的普通人。但是他們有他們的美，那是種人與生俱來的美。那美是可以感動許多人的。
鄧：我在賈導演的一個訪談中看到這樣一段話：“我一直反感那種油畫般畫面的電影，一張美麗的軀殼使電影失去本體之美。關於空間造型我想説的是，電影畫面最重要的是物體質感和情境氣氛，而不是繪畫性。認識這一點讓我這個學過油畫的人頗費一番週折。”你可以解釋下這段話的意義嗎？
賈：因為中國電影有一段時間評價一個影片視覺造型好壞的標準之一是，拍得像不像油畫，這是非常好笑的。並不是説我不喜歡油畫，但是電影的畫面處理和繪畫的畫面處理是完全不一樣。電影的畫面是連續的，有敘事的順序問題在裏面。拍得像不像油畫，這不是電影的評價標準。即使電影存在著油畫之美，也不是真正油畫的美學概念。就好像，中國電影裏很難看到像弗洛伊德油畫那樣的人物形象，因為在大部分人眼裏，那不是美的，雖然弗洛伊德是舉世公認的繪畫大師。
鄧：張藝謀導演最近的作品非常強調造型色彩絢爛奪目，視覺上的美感被著重地凸顯了出來。對此評論界褒貶不一。您怎麼看？
賈：就像風景畫和肖像畫相比較，本身很難比較出好壞之分，但是無論什麼畫都會有品質高低之分。好的品質的東西被接受，讚揚是理所當然的事情。這個時代也確實需要工業電影。我對精彩的工業電影和導演還是很尊重的。只是我的電影裏更多一些的是我個人的習慣。我並不認為生活是很快的，它有很多慢的鏡頭，電影裏要帶有人的色彩，對世界的觀察。
我覺得在商業電影裏也應該有一些本土的味道。武俠電影其實它的本土色彩很強，但是現在的許多武俠電影卻似乎將這個忽略掉了。電影中的人物可以是中國的，也可以換成外國的。這個一句話説不清楚，但是我覺得要有一些導演要做這個事。大眾趣味是一個很危險和誘導人的東西，而人們往往認為習慣了大眾的就是合理的。
鄧：那您做的電影是純粹是您個人的感受嗎？
賈：不能説是我個人的，應該説是帶有我個人的色彩。我一直覺得生活或者生命的本質裏沒有那麼多事件，為什麼一定要在電影中濃縮那麼多事件？可能有的電影就是狀態性的，那也是很有意思的。
其實電影太簡單了，你是什麼樣的人就拍什麼樣的電影。拍電影的方法就是觀察世界的方法。
關於幸福
鄧：您那麼喜歡、了解繪畫，有收藏嗎？
賈：我想收藏，卻沒錢收藏。（笑）
王：最喜歡誰的油畫？
賈：劉小東。（大笑）王：他的畫有什麼地方最吸引您？
賈：小東的畫，這些年也在變，但是不管怎麼變，都能找到人最有意思的狀態。換句話説，他總能把握住時代裏面最精神性的東西。這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把握住的。如果看他沒有變，那就是他的角度、立場、趣味沒有變，但他能隨著時代找到新的東西。這是對人的生命力的最有力量的把握。比如有一幅畫，畫的一個晨練的人在踢墻。這樣一個事，我們每天都能遇到，日常的某些看似簡單的時刻成為他繪畫的描繪之後，會讓你發現，原來那麼有詩意。
鄧：畫家應該是很有詩意是吧？
劉：我覺得畫家應該是詩意的，從我個人來説，我是崇拜詩人的。在我心目中，詩是高境界的作品。詩人在我這裡理解是不一定會寫詩的，但他應該是思想廣闊不受約束和確定的人。
賈：其實每個人都有詩意。可能用畫畫出來，用歌唱出來，用舞蹈跳出來……藝術沒有詩意是很難想像的事情，最起碼有詩意的時刻，比如太陽落山了，你突然有一種説不上的感覺，這就是一種詩意。每個人都能捕捉到。
賈：我原來寫詩，寫得特爛；去畫畫，畫得特爛；最後拍電影去了。每個人都有貼近身體的東西，有時候藝術不是你去選擇的，而是血液裏更接近什麼。高中我猛寫詩，我們印了三本詩集，後來寫小説，再後來拍電影，我覺得還是電影和我最接近。
王：在不同的時代您都會找到符合那個時代的精神性的東西，並在您的理解下完成一批作品，在這個時代您追求的是什麼？您容易被什麼吸引和感動？
劉：我會被很多事情感動。最近我特別喜歡發呆，很懶。有可能是前一段時間太累了。發一會呆再畫一會兒，睏了就睡一覺。這樣心裏會靜下來。就像寫書法的人，心情很亂的時候，寫寫字就靜心了。
王：您覺得怎樣才是幸福的？
劉：如果待著也不覺得是虛度年華，那麼我覺得現在對我來説，待著就是幸福的。即使踏踏實實地在家裏看看電視劇，我覺得那都是一種幸福。現在雜事特別多，每天有兩件事我就覺得很亂了。畫變成了奢侈品是讓我覺得焦慮的一個事兒，但是這又不是我來決定的。想想畫畫，它本質上是反物質的。可是現在我也是一邊享受著物質，一邊畫畫，這很矛盾，也讓我有焦慮感。
回憶昨天都比今天快樂。當年窮，但是過得很高興，用電爐子做飯的時候也覺得挺香、挺幸福的。現在有條件講究了，反倒惹了不少麻煩。其實講究品質是一個很恐怖的事。今天發生了一件事：我前一陣子買兩把古董椅子，特意運到上海修理，然後再運回來，結果一打開箱子，椅子摔碎了。我很惱火。後來想想這件事自己悟出一個道理：不能太追求精緻的生活品質了，當精緻的生活裏任何一個環節出現了哪怕一點兒小問題，心理都會承擔不了。就因為你追求這個東西了，它碎了就傷害到你了。畫畫能解脫生活的煩惱，下午畫了幾筆畫就把這事忘了。我也想追求點高品質的物質生活，但一追求卻惹了不少麻煩。幸福的感覺不是簡單地用錢能找到的。
後記劉小東與賈樟柯是兩位足夠真實的人。姑且拋開他們所取得的藝術成就不談，在為人處世的態度上所擁有的豁達與智慧，也是令人嘆服的。其實無論畫筆下的人物景觀，還是鏡頭前的世間百態，其中的蕪雜反覆，終將非如我們所願。所以，沉澱好自己的心，做好自己的事才是最可貴的生活態度。影像與畫作將作為記錄這些心情與態度的載體給予我們更多的溫暖與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