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裳生於1919年，這是開不得玩笑的時代，意識和過日子的方式全世界都在認真的估價，“生和死，這真是個問題！”哈姆雷特這樣説；“剝削和被剝削”，十月革命這樣説。黃裳比中國共産黨年長兩歲，他是奉陪著中國共産黨一直活到今天的。
黃裳是山東益都人，一般的講我對山東人印象都比較好，大概自小起始於《水滸傳》吧！認識黃裳倒並非因為他是山東人。第一次怎麼見面的已經記不起了，時間在1946年底1947年初，《文匯報》編輯部裏還是別的什麼所在，若是在編輯部，那是至今還歷歷在目的。八張或十張寫字檯，黃裳的桌子在進門的左手邊，有陳欽源、葉岡的座位，他們是在一排。楊重野、楊卓之諸位好像在另一個房間。
我到那裏只是去取稿費，來往較多的當然是黃裳和欽源兩位老兄了。欽源是廣東人，我們多有一些話説，他還邀請我上他父母家吃過飯，他父親是做雪茄煙生意的，在一條熱鬧但很窄小的街的二樓，樓上有講究的貨架，放滿一盒盒的雪茄。
跟朋友開玩笑吹牛皮，我常常講見到許多前輩和朋友的父母，比如説欽源兄的父母，黃裳兄的母親，苗子兄的母親和鬱風老大姐的媽。再遠點見過沈從文表叔的爹媽（我叫姑公姑婆），見到過林庚先生的父親林宰平老先生。近處講，見過汪曾祺的父親，金絲邊眼睛笑瞇瞇的中年人。説這些幹什麼呢？介紹介紹那個時代我的人際氛圍也。
那時我在上海閔行縣立中學教書，汪曾祺在上海城裏頭致遠中學教書，每到星期六我便搭公共汽車進城到致遠中學找曾祺，再一起到中興輪船公司找黃裳。看樣子他是個高級職員，很有點派頭，一見櫃檯外站著的我們兩人，關了抽屜，招呼也不用打的昂然而出，和我們就走了。曾祺幾次背後和我講，上海灘要混到這份功力，絕不是你我三年兩年練得出來。我看也是。
星期六整個下午直到晚上九、十點鐘，星期天的一整天，那一年多時間，黃裳的日子就是這樣讓我們兩個糟蹋掉了。還有那活生生的錢！
我跟曾祺哪有錢？吃飯、喝咖啡、看電影、坐計程車、電車、公共汽車，我們兩個從來沒有爭著付錢的念頭。不是不想，不是視若無睹，只是一種包含著多謝的務實態度而已。幾十年回憶起來，幾乎如老酒一般，那段日子真是越陳越香。
黃裳那時候的經濟收入：文彙編副刊、中興輪船高級幹部、寫文章、給一個考大學的青年補習數學、翻譯威爾斯的《莫洛博士島》（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是不是那時候？不清楚了）、出幾本散文集，還有什麼收入？伺候年老的媽媽，住房及水電雜費，收集古籍圖書，好的紙、筆、墨、硯和印泥……還有類乎我和曾祺的經常的食客們……他都負擔得那麼從容和瀟灑。
前些日子我到上海，問容儀：“你聽過爸爸開懷大笑過嗎？”一個儒雅文靜的書生的朗笑。容儀説：“是嗎？他有過大笑嗎？”有的，一種山東響馬似的大笑。在我回憶中，黃裳的朗聲大笑，是我友誼的珍藏。很可能，兩位女兒哇哇墜地之後，那年月，黃裳沒有空了。從歷史角度看，哭的時間往往比笑的時間充裕。
説一件有關笑的往事。又是那個可愛的星期六或星期天，好像吃過哪家館子，他兩個人喝得微酲的程度，我走在離他們二十步遠光景，觀覽著左右毫不相干的熱鬧，清醒地説，我們應該是從另一些馬路拐到這條著名的馬路上來的，叫做四馬路，四馬路有這個和那個，是我自小聽老人擺龍門陣知道的。我不喝酒，卻是讓兩位的酒氣加上悶熱的酒樓熏得滿臉通紅。説時遲那時快，斜刺裏閃出兩條婆姨，一個挾我一邊手臂，口裏嚷著：“先生幫幫忙好口伐？先生幫幫忙好口伐？”往弄堂裏拖。掙扎了好一會，兩位女士才松了手，這時我聽到黃裳那放開喉嚨的笑聲。兩位仁兄慢慢走近，我似乎是覺得他們有些過於輕浮，絲毫沒有營救的打算，繼續談他們永遠談之不休的晚明故事。眼看朋友遭難而置若玩笑，我設想如果黃裳或曾祺有我遭遇，不見得有我之從容。那次的笑聲似乎是震驚了馬路周圍的人，引開眾人對我狼狽形象的關注，若如此，這又是一種深刻意義的救援了。
黃裳很善於跟老一輩的人往來，既婉約而又合乎法度，令人欣賞。同學中也有許多有趣的、功力深厚的學人，如周汝昌輩。在他的好友中最讓我感動的是那一門忠烈的黃宗江為大哥的黃氏家族，他們的交誼簡直可寫一部美麗的戲。
黃裳到底有多少本事？記得五十多年前他開過美軍吉普車，我已經羨慕得呼為尊神了，沒想到他還是坦克教練！……
至於他的做文，唐弢先生是説得再準確沒有了：“……常舉史事，不離現實，筆鋒帶著情感，雖然落墨不多，而鞭策奇重，看文章也等於看戲，等於看世態，看人情，看我們眼前所處的世界，有心人當此，百感交集，我覺得作者實在是一個文體家……”“推陳可以出新，使援引的故事孕育了新的意義，這是有著痛苦的經驗的。但在文字上，我們卻以此為生活的光輝。”
黃裳兄的書我幾乎都讀過，從上世紀的1947年到今天近六十年了。心胸是一件事，博識是一件事，多情又是另一件事；文章出自一個幾十年自淩辱、迫害的深淵從容步出的、原本有快樂坦蕩天性的山東人筆下，自然會形成一個文化精綵排場。
和黃裳做朋友不易，幾十年來他卻容忍我的撒潑、糾纏，他也有一套和我做朋友的學問。大庭廣眾酒筵面前他幾乎是個打坐的老僧；在家裏我們都曾有過難以忘懷的談話。他是個弄文的，我是個舞畫的，“隔行如隔山”是句狗屁話！隔行的人才真正有要緊的、有益的話説。他明確地、斬釘截鐵地、決絕地討厭過某某人，那是很勇敢的，即使在戴右派帽子的年月，有人聽過他求饒的話嗎？苦難年月，罪人常採用屈辱方式強化自己。培根説過：“那些喜歡出口傷人者，恐怕常常過低估計被害人的記性。”（培根説的僅僅是“出口傷人”，還不夠害命的程度）既然迫害文化人是種文化現象，文化人怎麼會不記得？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化人怎麼辦？讀書！個個文化人發狠讀書，讓迫害者去孤獨！凋零！
我特別喜歡黃裳兄的三篇文章，一是解放前的《餞梅蘭芳》、一是解放後的《陳圓圓》和《不是抬杠》。
《餞梅蘭芳》一文的歷史背景和幾十年後重翻波瀾的情況就不贅述了，想想看，當年的黃裳兄才不過二十幾歲的人，有那麼深刻的膽識、那麼宏闊的氣勢，敢面對大權威作好意委婉的規勸，文章是那麼漂亮，排解得那麼清晰，遺憾歸遺憾，諒解歸諒解，事情卻是鐵板定釘，大家看完，大大舒了一口氣。這釘子是黃裳敲下的。
後兩篇文章是針對姚雪垠的。
抗戰時候在重慶、桂林……批判姚雪垠的小説《差半車麥秸》，連茅盾公都上了陣，像是文藝界很大的一件事。《差半車麥秸》我好像也讀過，可惜至今一點影子也沒有留下。解放後，我一直對朋友鼓吹三樣事，汪曾祺的文章、陸志庠的畫、鳳凰的風景，人都不信。到60年代，曾祺的文章《羊舍一夕》要出版了，我作了木刻插圖，人説汪的文章出版，姚雪垠曾講過好話。怎麼講？哪講？我都不清楚，只覺得姚幾時從重慶到了北京讓我新奇，世上到底也有人懂得曾祺了。算是對姚有點好感。多少年之後的某一天，好友李荒蕪來找我，説姚雪垠要請我為《李自成》作插圖，我告訴荒蕪實際情況不可能。一，我在為北京飯店搞美術設計，工作很忙；二，為《李自成》一書去認真研究史料太費力，不值得。荒蕪還是纏住不放。我們在北京飯店幾個畫畫的為了蒐集創作資料旅行到漢口時，姚還有信追到漢口，我沒有回信。幾個月後臨近春節，我們來到成都，聽説北京將要開展批黑畫運動，其中一張貓頭鷹尤其惡劣……我説：“唉，畫張貓頭鷹算什麼呢，我不也是常常畫嘛！”回到北京才知道指的就是我，這已經是家喻戶曉的了。一天跟潘際坰兄嫂幾位老友在康樂酒家吃飯，進門又碰見那位熱心而誠篤到家的荒蕪兄，説要和我談件事。我説：“你甭談，我先談，我從沒考慮過為姚雪垠作插圖，請他放心。你還有別的事要談嗎？”荒蕪説：“就這事。”我説：“好，就這樣？”荒蕪也説：“好，就這樣！”
姚的《李自成》我找來看過，沒有看下去，覺得似乎是別有所指。後來香港某家月刊登了姚寫的古體抒懷的詩，其中大意是：“為什麼我把《李自成》寫得這麼好呢？都因為學習了馬列的原故。”……這樣一來，對姚的印象就豐滿多了。
黃裳兄的兩篇文章無異是端給姚雪垠的兩碗醒酒湯，人一醒，話也就少了。
一個人的文章好，總是給人提供一些智慧的線索；正如托爾斯泰稱讚契訶夫文章説的“既美麗又有用”。
黃裳兄這一生為書遭遇過煩愁也享受過泡在書裏的快樂。人常常稱呼這個是讀書人，那個是讀書人，要曉得，做一個真正的讀書人可真不易。作家有如樂器中的鋼琴，在文化上他有更全面的表現和功能，近百年來的文化陣營，帶頭的都是文人。
一個作家歸根結底是要出東西，出結實、有品位的東西，文章橫空出世，不從流俗，敢於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閒事管得舒坦，是非晴明，倒是顧不上輩分和資格了。
和黃裳兄多年未見，這半年見了兩次。我怕他行動不便專門買了燒鹵到府上便餐，他執意邁下三樓邀我到一家館子去享受一頓盛筵；我再到上海，興高采烈存心請他全家到我住的著名飯店餐廳吃一頓晚飯，那頓飯的水準吃得我們面無人色，使我慚愧至今。
座談會説好我要參加的，“老了！打不動了！”（蕭恩語）眼看從鳳凰到張家界四個多小時的汽車，還有個來回，寫了個小小發言稿，抒發友誼情懷。
黃裳
著名散文家、記者、文史專家、收藏家。1919年出生，山東益都人。先後就讀于天津南開中學和上海交通大學電機係。1943年開始徵調到昆明、印度等地擔任美軍譯員，抗戰勝利後任《文匯報》駐重慶和南京特派記者。50年代後主要在《文匯報》擔任記者、編輯、研究員。現居住上海，主要從事寫作。散文集《過去的足跡》1989年獲新時期全國優秀散文雜文獎。
主要著述
1935年中學期間即在校刊上開始發表作品，第一本散文集《錦帆集》出版于1946年。《錦帆集》、《錦帆集外》、《舊戲新談》、《關於美國兵》、《榆下説書》、《金陵五記》、《珠還記幸》、《筆禍史談叢》、《黃裳自述》、《來燕榭書跋》、《來燕榭書札》、《來燕榭集外文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