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明:畫家要擔起社會責任

時間:2009-03-09 08:57:15 | 來源:北京青年報

編者按:王明明先生是畫家,一位在我國當代畫壇有著翹楚地位的中國畫家。數十年向傳統的學習與筆墨精研,造就了他在人物、花鳥畫上的極高成就;同時,明明先生也是一位管理者。身兼文化部門諸多行政職物的他終日忙碌異常。接手北京畫院院長之職以來,他像對待自己的創作一樣,以極大的熱情探索、開拓,為畫家融入社會提供舞臺和機會,推出一系列讓畫家“入世”的大型活動,使畫院的畫家們感受到火熱生活給予藝術創作的饋贈,更使畫家們認識到自己所肩負的社會責任。值明明先生不久前舉辦自己第一次花鳥畫展的機會,記者採訪了這位儒雅、謙和,素來處事低調的畫家。

人物畫家辦起了花鳥展

北京畫院美術館清雅的展廳之中,一幅幅花鳥畫作品仿佛給空氣增添了靈動的氣韻——院長王明明先生日前在這裡舉辦的首次個人花鳥畫展取名“心跡自然”。五十余幅作品基於中國畫傳統的筆墨,又以大膽的用色使畫面傳達出濃郁的現代氣息。

今年54歲的王明明先生一直以水墨人物畫名重畫壇。展訊剛剛傳出之際,人們曾設想這可能是畫家創作之餘的小“玩弄”,但當你凝神于畫家精心營造的筆墨意境之時,會不知不覺被畫面中傳遞出的對傳統的感悟以及畫家的真情流露而打動。“千變萬化的大自然,總讓我為之感動,為之傾倒。熱帶雨林的神秘絢麗,盛夏荷塘中的幽馨素影,晚秋疏林的蕭瑟之境,雪霽後的空寂之聲……在大自然面前,我的畫筆好像無能為力。人類的各種想像力都無法表現出大自然的奇觀與千姿百態。”畫展之際,記者在採訪王明明先生時,他卻把人們對作品的讚賞歸功於自然的造化。“我追求與自然的和諧,追求天然平淡的境界,強調與觀眾的審美與情感的溝通。”可能正是畫家這份對中國花鳥畫的獨特解讀,使人在欣賞王明明的花鳥畫作品時,感覺到一種撲面而來的詩意氛圍。

簡歷

王明明,1952年生,山東蓬萊人。自幼酷愛繪畫,兒童時代作品曾到三十幾個國家展出,曾獲世界兒童畫比賽特等獎、一等獎。

上世紀七十年代,王明明求教于吳作人、李苦禪、蔣兆和、劉淩滄、盧沉、周思聰、姚有多等諸多名家,打下堅實的繪畫基礎。1978年考取中央工藝美院未入學,同年調入北京畫院從事專業創作。

作品曾多次參加全國大型畫展,曾在北京、香港、台灣等城市及新加坡、日本、加拿大等國家舉辦個展及講學,出版多種個人畫集。

現為北京畫院一級美術師、北京畫院院長、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長、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北京美協主席、北京市文聯副主席、中國美協中國畫藝委會副主任、北京市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常委。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

畫人物也要研究花鳥和山水畫,包括書法

記者:我們知道您當年是有名的“小畫家”,兒童時代的作品就曾經到30多個國家展出,並多次獲世界兒童繪畫比賽金獎。您在青少年時期曾長期受教于吳作人、李苦禪、蔣兆和、劉淩滄、盧沉、周思聰、姚有多等諸多名家,能得到這些名師的指點現在看來是非常難得的事情,能談談這些國畫大師是怎樣言傳身教的嗎?

王明明:我父親就喜歡繪畫,但他小時候沒有條件系統地學習。當他看到我從小也愛畫畫後非常高興,同時還有一個想法就是一定要請名師指點。我六歲時正是“大躍進”時期——記得當時王府井的和平畫店請來李苦禪老先生等書畫名家搞面向大眾的筆會,現場作畫,父親就帶我去看他們畫畫,當大家知道我也會畫,就讓我當場“表演”。記得李苦禪先生看過我的畫對我父親説,你的孩子這麼喜歡畫可以來找我,還告訴我們他的住址。作為書畫大家如此平易沒有任何架子,令人印象深刻,後來父親就帶著我去他家親自到府求教。記得每年幾次,我都會到苦老家學畫。當時個子小,每次都是由苦老抱到椅子上看他作畫,直到現在我還留著這些珍貴的課徒稿。在一張苦老的課徒稿上,他寫下的落款很有意思:速寫給明明看,為的是增他的膽量及魄力,但不以畫法限其本能。這些大師在教我畫畫的時候,不是僅以技法示人,對我今後藝術風格的形成有很多借鑒。

我是九歲時結識的吳作人先生。現在回想起來,他真是一位教育大師。當時他就對我父親説,兒童畫家無論畫得多好,到十四五歲都會面臨轉型,轉變得好將來就會搞藝術,否則就會被淘汰。在後來我不斷學畫的過程中,確實經歷了這種轉型,你要從兒童時期那種發自內心的繪畫,變成經過訓練再發揮的繪畫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記者:大家都知道您多年來傾心人物畫的創作並卓有成就,這次卻以“不為人知”的花鳥畫作品示人。聽説您這些花鳥畫是歷時二十多年時間創作的,想了解一下您作為一個人物畫家為什麼對花鳥畫也抱有如此濃厚的興趣?

王明明:一個畫家應該對自己周圍的所有事物都感興趣。我覺得一個中國畫畫家應該是全面的,所以外出寫生時,對人物、山水、花花草草這些細微的東西我都會留意,回來就會有創作的衝動。在幾十年的人物畫創作過程中,我的花鳥畫也沒有間斷過,只不過從未拿出來。

其實對一個畫家來説,不要刻意為自己設定畫種的限制。我們能把齊白石簡單地界定為花鳥畫家嗎?當然不能,他的人物畫、山水畫同樣達到了一個高度。像任伯年、徐悲鴻、傅抱石、林風眠、黃胄等,也同樣如此,他們在涉獵的各種題材上,都達到了很高的水準。一個畫家把自己限制在一個畫種或者一種題材上,對畫家的成長是不利的,尤其是中國畫畫家更是如此。從中國的傳統繪畫來説,花鳥畫和山水畫的成就是最高的,如果一個畫家在山水和花鳥畫方面沒有下過工夫,恐怕很難進入中國畫的傳統源流,也很難深刻理解中國畫的人文精神。我一直主張,畫人物畫的畫家,也要研究花鳥和山水畫,包括書法,都應該作為最基本的功課。

記者:您的花鳥畫作品儘管運用了中國畫傳統的筆墨,但是它透出的氣息卻很現代。包括您畫中會使用一些一般中國畫畫家很少使用的顏色,還有看上去構圖很“滿”。您畫花鳥的靈感是來源何處?又是如何把傳統和現代“對接”得恰到好處?

王明明: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去東南亞的機會比較多,熱帶風光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帶來了靈感。但是,許多畫家認為熱帶風光不好畫,強烈的色彩容易讓人覺得俗氣,但我卻正是因此才找到了自己的語言方式。我的花鳥不一定要表現傳統中國花鳥中的梅蘭竹菊,而是自己對自然的感受。同時,我也用這種方式在探討,現代人的審美和傳統到底有多少距離?通過我的藝術到底能不能和觀眾産生共鳴?那就是既有我對傳統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又有對自然界的情感和現代精神的表現。

畫家不應過分強調自我感受,要承載社會責任

記者:提到與觀眾共鳴,大家總感覺到中國畫與當代社會有距離感。就像中國畫的常見題材吧,多以梅蘭竹菊、山石點綴為題材,這些主題被畫家一再地重復,讓觀者覺得缺少新鮮感。您怎麼看待這種現象?

王明明:觀眾看多了梅蘭竹菊確實可能有些審美疲勞。我們看慣了齊白石、吳昌碩這些大家的梅蘭竹菊,現代畫家繼續畫這類題材,自然應該有所突破,但是和現代人的審美還是有差距。在古代,梅蘭竹菊是一種人格的象徵並且以此來抒發自己的情感,現代人繼承了這一傳統,也産生過很好的畫家。為什麼有時會覺得與觀眾沒法契合?是因為現代人的生活與過去有很大的距離,而且展陳的方式和欣賞習慣有很大不同。過去大家喜歡挂中堂,配上一副對聯,現在為什麼變成畫橫幅多,因為現代人的居住條件受到了很大限制,居住環境也發生了很大變化。

還有就是現在有一些畫家容易把自己的感受與觀眾割裂開來。畫家過分強調自我的感受,“畫我的畫”,這是我不敢茍同的。因為如果你是當代的藝術家,就必須要承載社會的責任,作為藝術家就必須要通過作品與觀眾溝通。評論界對我的花鳥畫有“雅俗共賞”的説法,這實際上是我的創作基點。無論是花鳥、人物還是山水畫都建立在與觀眾溝通的基礎上。比如我畫一隻蜻蜓吧,我會考慮我的感受和觀眾審美情趣的溝通。這並不是簡單的迎合——在這麼浮躁喧囂的社會中,一個人回到自己家裏的時候,有一張讓人能靜下來賞心悅目的畫,這也是一種責任。也許正為此,觀眾説看了我的畫展不累,有清新的感覺,還有人説從我的畫中看出了一種禪意,這正是我追求的。

記者:中國畫表現的是畫家個人的精神境界,而畫家個人的精神境界又是和時代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時代在不斷變化,人們在考慮古老的中國畫如何與新的時代精神相銜接?有人認為在新的時期中國畫需要更新筆墨,需要超越古人,您是如何看待這種説法的?

王明明:作為藝術家,我認為不要總想著去超越別人。畫畫不是體育比賽,面對前輩藝術家,我們需要的是借鑒、提高,而不是超越。我相信所有的歷代大師,沒有人會把自己的目標放在超越誰上。我覺得面對美術史上的一座座高峰,一代一代的藝術大師,我們應該虔誠地崇拜,只有虔誠的崇拜,才能吸收到他們藝術的精華。

現在有些畫家認為,接受傳統以後,會掉到傳統的圈子裏出不來,我們為什麼不去研究一下那些歷代的藝術大師,他們具備什麼樣的能力才會走進傳統,具有什麼樣的能力才能跳出來,不具備什麼樣的能力又會陷進去呢?真正的高手是在傳統裏能進能出,進去的時候一下能抓住精髓,出來的時候有跳出來的本事。我認為不要和古人去比技法,更不能認為在技法上玩出了點新花樣,就覺得自己超越古人了。齊白石曾説,“甘作青藤、雪個門下走狗。”這是一個真正藝術家的治學態度。現在一些畫家對傳統沒有敬畏了,動不動就要超越這個,超越那個,這是一種無知的表現。如果我們真正看懂了傳統,就不敢説超越古人這樣的話了。那些歷代大師的境界、修養,只會成為我們的鏡子,時時讓我們看到自身的不足。

記者:現在不少畫家眼睛緊盯市場,想盡辦法提升自己的畫價。但您卻説過“畫家闖市場,要懂急剎車”。請您對此作出解釋。

王明明:當代畫家要研究藝術市場規律,要引領市場而不是追逐市場。如何引領那就是用自己的精心之作面對市場。市場是雙刃劍,能成就一個畫家也能毀了一個畫家。我們面對市場的同時,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創作水準,眼睛不能只盯著畫價,認為越高越好,不給自己的發展留有空間。任何事情都不要走到極致,都要給自己留有空間才是聰明的選擇。在自己市場最火的時候,能剎住車,反思自己的作品,抽出更多的時間再去練內功,積蓄力量才能立於不敗之地,否則將會被市場淘汰。很多藝術家各領風騷兩三年就不見了的事例很多。

畫院的畫家應該承擔研究、創作、教學的多重社會責任

記得第一次來到北京畫院採訪,記者在玻璃大廳中等候時有點“恍惚”——大廳中花草繁茂,還有小鳥飛過,好像到了植物園的溫室。再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畫院餐廳中的洗手間——圓形設計,從花崗岩地面到頂燈的選擇,無不透露出家庭般的溫馨又暗顯出精緻高貴。

後來記者無意間得知,這些令人頗覺新穎的設計都出自王明明院長之手。無法想像的還有他對細節的關注,連咖啡廳的桌椅甚至餐廳的酒杯選擇都要親力親為,為了達到理想效果他還親自到市場上採購,比給自己家挑選東西還細緻。王明明認為,只有從細節入手才能打造出新北京畫院的品位,而處理這些看似繁瑣的事,無意間又使作為藝術家的他多了許多與社會接觸的機會,“這是一種鍛鍊而不是藝術的對立。”王明明把其中的感悟潛移默化地表現在了畫中,也體現在了北京畫院和北京畫院美術館的建設中……

記者:我們知道,北京畫院原名北京中國畫院,是新中國成立最早、規模最大的專業畫院。發展到今天,北京畫院在北京人的文化生活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它聚集了大批優秀的畫家,這些畫家又為社會創造了怎樣的價值呢?

王明明:北京畫院于1957年5月14日正式成立,周恩來總理曾親自到會祝賀,並確定了畫院是集創作、研究、培養人才,發展我國美術事業,加強對外文化交流於一體的學術機構。北京中國畫院成立時,入院的畫家由文化部直接聘任,包括著名畫家齊白石、葉恭綽、陳半丁、于非闇、徐燕孫、王雪濤等,並由齊白石任名譽院長。我覺得周總理確定的方針是出於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戰略性思考。當時很多老畫家都在社會上沒有工作,而把他們集中起來,擔當起新中國美術創作主力的任務是卓有遠見之舉。

有人問畫家為什麼必須在畫院創作?畫院的畫家要擔負什麼樣的責任?按照十六大要求的,畫院必須具備的就是國家水準民族特色。我們畫院畫家的藝術水準是行當裏拔尖的。應該説,他們與社會上的畫家承載的責任是不一樣的。畫院的畫家應該承擔著研究、創作、教學的多重責任。有人説,憑什麼國家要拿錢養著這些畫家?我覺得這不是養而是一種投入。拿著名女畫家周思聰為例,從她上世紀六十年代畢業到畫院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去世,國家能發給她多少工資?而她留給國家的作品的價值又如何估量呢?畫院老一代藝術家為國家留下了豐富的作品,這是一筆精神和物質的寶貴遺産。

記者:去年落成並正式投入使用的北京畫院美術館,以其現代化的展陳設施和獨具特色的展品成為北京人文化活動的又一場所。您覺得畫院的美術館與中國美術館在功能上該有哪些區別?

王明明:我們的美術館不大,但它是一個專業的美術博物館。一個美術館最重要的是必須要有豐富的藏品做支撐。北京畫院的藏品主要來源於歷代在院畫家的創作積累及其家屬的捐獻。齊白石、陳半丁、于非闇等一批老畫家以及現當代中國美術史上的許多重要畫家,如黃賓虹、徐悲鴻、潘天壽、張大千、傅抱石、李可染等所畫的部分代表作品都收藏在北京畫院。畫院擁有4000多幅古代及現當代畫家的作品,其中僅齊白石作品就達到1100余件。專業性體現在我們有許多長期陳列,特別是齊白石作品,這是我們美術館最大的一筆財富。1958年,齊白石的家人捐獻給國家一批老人的作品,現在要通過我們的整理展示出來。美術館的一樓和二樓,還要陳列其他老藝術家的精品。可以説,我們能補充中國美術館長期陳列的某些不足。我們的美術館是公益性質的,不盈利,所有場租將用作老藝術家和已故藝術家的作品研究和展示,把他們的作品慢慢推向社會,這是我們一建館時就定下的目標。

畫院圍繞北京風韻主題,六年推出六個系列、六大展覽

記者:北京畫院美術館展出的齊白石作品給參觀者留下了深刻印象。畫院在保留齊白石作品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又有哪些創新?

王明明:作為國內最專業的齊白石作品收藏陳列機構,我們不僅擔負著妥善保存的義務,也擔負著研究和宣傳齊白石的重任。面對當代中國畫發展存在的種種問題,重新認識齊白石,在今天具有重要的意義。以特展的第一個系列“草間偷活——齊白石筆下的草蟲世界”為例,一部分為齊白石的寫意草蟲畫,一部分為未添花草的工筆草蟲圖稿。共展出齊白石草蟲作品110余件。80年前,白石老人把老北京隨處可見的昆蟲,創造性地搬到了紙和絹上,成為具有獨立審美品格的藝術品。這批工蟲圖稿不僅為研究齊白石的繪畫藝術和中國草蟲繪畫史提供了新的史料依據,而且,也因大師的生花妙筆,成為研究二十世紀初京津昆蟲學最珍貴的圖像史料。另外,最具特色的要數我們美術館中按原樣復原的齊白石畫室,畫案、毛筆、硯臺、眼鏡、櫥櫃……室內陳列的所有物品,都是白石老人生前用過的。這間復原的畫室,成為白石先生晚年清簡樸素生活的最好見證。

記者:剛才您提到畫院和畫家承擔著社會責任,那麼這種責任是怎樣體現在創作中的?應該説,畫家是個體意識很強的群體,這決定了在社會組織上的難度。作為院長,您在畫院組織的活動中是怎樣調動他們創作熱情的?

王明明:畫院這幾年來策劃了一系列公益性質的藝術展覽,組織院內和社會上的畫家參與其中。最有特色的要數我們的“北京風韻”大型主題創作。它是由北京市委宣傳部、市文化局主辦,北京畫院承辦,已經連辦四屆,先後參與這個項目創作的畫家達150余人,共創作了500多件風格多樣的作品。我們的思路是:從2003年至2008年,系列作品展分六個主題,頭一年選了一個相對好畫的題材,就是“園林勝境”。第二年的“故城尋夢”選了北京的兩個世界文化遺産——紫禁城和長城。第三年是“名勝巡禮”,表現北京的寺廟、道觀、皇家陵園等。第四年的“城市漫遊”真正切入了北京市民的民居文化,主要描繪城池、街道、牌樓、民居和風土人情。明年的創作主題是“山水情韻”,主要描繪京郊自然風光和風土人情。後年的主題是“古都新貌”,反映新中國成立以來到2008年奧運會一些新建築和城市新面貌。圍繞“北京風韻”這一主題,六年推出六個系列六大展覽六本畫冊,這是前所未有的。這個系列創作獲得了各界人士的空前關注,被稱為“北京名片”,畫家們對表現新北京的創作題材也非常感興趣。從展出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多樣化的表現手段和藝術風格,濃郁的生活氣息,鮮明的北京人文特色構成了展覽的主要基調。在每一幅作品創作背後,都有一段生動的故事,凝聚著藝術家對北京人文環境的獨特理解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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