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潘公凱先生多年了，最深刻的印像是他的“綠色繪畫”論。還在西潮澎湃的20年前，他那高屋建瓴的精闢論斷，不但在更高層次上令盲目追隨全盤西化論的朋友無所置辯，也讓只憑感性經驗而習慣性地尊重傳統者“斂衽無間言”。我甚至感到，我們這些以局部研究心得在國畫爭論中發表一得之見的人們，充其量不過一名實事求是的美術史學者，公凱才是有雄才大略和整體洞見的理論家。至於他的畫，卻所見不多，偶爾見到一兩幅，雖然感到氣宇不凡，大家風度，奇絕深秀，卻沒有去研究和思考。最近有機會系統地看他的一批作品，深感畫如其人，出手不凡。因為自他執掌美院院務之後，公務繁忙而作風平易，幾乎無時無刻不在和師生們一起投入美院的中興事業，在持續開會、創建分院、推動後續工程、規劃美院未來的工作中，你只要打電話找他，他立即接聽，你只要發短信給他，他立即回復。他的時間都用在了工作上面，哪有時間作畫?然而他畢竟擠時間畫了，而且畫得很出色。
他畫的是大寫意花卉，而且主要是在各種污濁環境中“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可能因為創作時間不同，一種在“妙在似與不似之間”的意象中融入了一些寫實因素，另一種則在同樣的意象間化進了抽象成分，充分地利用了傳統的程式妙諦，發揮了饒有書法基因的筆墨運動的對比滲化，在磅薄渾成或奇崛空靈的構圖中，擇取西湖或水村蓮塘的邊角之景，注入了心靈的感悟與不羈的神思。既流露了思入風雲者四時朝暮的獨特感受，—有暗夜幽深中的靈光閃耀，有驟雨初歇的寧靜空明，有悄悄蓮塘的輕風流動，有潤物無聲的細雨迷蒙，有朗朗晴夜的月光融融，有煙水迷蒙的朝霧暮靄，但更有花卉與自然、自然與心靈融為一體的超越與自由。他的畫不是畫現實所見，而是畫心中的憧憬，有點像夢境，分明是一種精神境界和審美理想的訴求。這種發自內心的寄情象內而神遊物外，並不是還沒有進入傳統者的淺層自由，而是在整體上把握了深層傳統之後尋求突破和完善的進取。因此，磅薄中有淡蕩，雄厚中有柔勁，空靈中有飽滿，瀟灑中有風骨，奇崛中有圓通，野戰中有紀律，沉鬱中有靈光，恣意中有理路，氣韻兼力，能在以簡馭繁中臻于神超理得。
顯然，潘公凱的繪畫是在傳統基點上發展出來的。近年來，很少再有人批評中國畫窮途末路了,除去與世沉浮者外，畫家好像都在重視傳統。然而重視傳統者，在經濟全球化文化交流多的語境下，或者僅僅把傳統的吉光片羽當作資源，大的思想框架仍然是西方的，或者開始與古人同鼻孔出氣,有點走回頭路。公凱的不同凡俗之處，不在於每一幅作品都已盡善盡美，而在於他像乃翁一樣與時俱進地從整體上繼承了傳統,又沒有落入古今任何家法的窠臼。他的畫有些像潘天壽先生的精雄大氣，但那種在“擠迫中延伸在限制中發展”的自信自強者的“一味霸悍”，變成了人、自然外物與自我融為一體而顯露出理想光芒的動人情韻。他也像乃父一樣幾乎不露痕跡地融化了時代語境下的某些西畫因素，卻又自覺站在作為體系的民族傳統的致高點上，努力增加傳統高峰的高度與厚度。他的畫已經形成了個性鮮明的自家風格，表現了“古不乖時，今不同弊”的精神內涵，顯現出理深思密地探索中國畫現代之路的自覺自信。我看他的花卉畫，不知為什麼有時感覺像山水，有時感覺像人物畫。也許他的畫不僅發掘了自然風物的生機與生韻，而且本質上是在畫個人對人生、對自然、對社會、對世界在動態中和諧的感悟，是畫獲得這種感悟的修持者的人品格調與超越物欲感官的精神境界。
畫這種畫，需要畫內本領，更需要畫外功夫，特別是賈又福先生所稱的“宏觀探道”功夫。要有哲學的探尋，天人之際的追問，歷史的深思，世界格局的分析，中西文化的比較，國畫邊界的動態把握。因此純粹以畫為業者很難臻於此境。記得十年前看過一本愛因斯坦的書信選集，其中一封與某位青年朋友討論治學目的，大意是説治學為的是追求真理，不在於僅僅獲得就業技能。在大量發展實用性人才的今天，愛因斯坦的認識也許被看作太理想化太書生氣了，然而職業是由社會分工造成的，就社會的整體需要而言分工無法避免，但從業者的眼界一旦被職業邊界所限，就容易窒息整體把握世界的精神和個人本質才能的全面發展，更何談“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終極關懷?無可回避的是，中國傳統藝術的文化性極強，中國文化的思維恰恰是整體的思維，藝術家無疑又要整體地把握世界，在這個意義上藝術家不僅需要嫺熟的技能，尤要具備在整體中把握局部的洞見，為此高明的藝術家總要有深邃的思想，深厚的學養、超越的精神和高尚的人格。在古代，以畫為余事的文人畫要求與此接近，在當代，近年提倡的學者畫與此有關。潘公凱先生的繪畫應該屬於適應了新時代要求的學者畫。
近年來，有識見的美術教育家都在提倡培養學者型藝術家，我看倡導造就學者型藝術家，也就是強調學藝相成，強調擺正人品與學識、道德與文章、思想與創作的關係。我們不少美術史教師，開始對於在院校中探索培養學者型的理論與實踐並重的博士研究生都不大理解，感到時間太短，任務太重，難於規劃訓練兩種思維並舉的課程，沒有宏觀地從培養新型的有較強思想能力有文化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的學者型藝術家的角度去思考。兩年前，潘公凱不容置辯地要我擔任以培養這類博士生為目標的負責工作之後，我才漸漸地明白他高瞻遠矚的良苦用心。現今，商品經濟迅猛發展,科技文明飛速進步，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劇，較大地滿足了人們的物質需要和感官享受，然而商品價值的極端追求，功利效益的精打細算，快餐文化的流行，感官審美的時尚，人與自然的疏離，生態環境的破壞，網路的資訊污染，卻也導致了不少人內心世界的淺薄、空虛、苦悶、無助和精神家園的失落，甚至也反映到學子的重藝而輕學重技而輕品上來。魯迅曾經指出：“美術家固然須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須有進步的思想與高尚的人格。他的製作表面上是一張畫或一個雕像，其實是他的思想與人格的表現。我們要求的美術家是引路的先覺，不是‘公民團’的首領，我們要求的美術作品，是表記中國民族知能最高點的標本，不是水準線以下的思想的平均分數。”實際上潘公凱培養學者型藝術家的理想，正是魯迅思想在新世紀的繼承與發展。
雖然，學者畫的題材領域是廣闊的，並不限定於花卉山水，可供學者畫家馳騁的美術品類也是廣泛的，更不限于中國畫一種，但培養學者型藝術家卻有著共同的要求。從這個意義上説，無論公凱的創作，還是他的理論與教學理念，其中貫穿的價值信念、理想追求和在不斷奉獻過程中實現審美超越的自我完善之理論認知與躬行實踐，一旦被廣泛認同，在當下和未來的積極意義都是不可低估的。所以要衷心地感謝他給予我們的寶貴啟示，祝他的畫展取得圓滿成功。
2006年8月
（作者：薛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