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至7月4日，汕頭大學與中國文化論壇合作舉辦第二屆通識教育核心課程講習班，由錢致榕、朱鴻林、朱蘇力、劉小楓、王紹光等著名學者任教。講習班閉幕式上，中央美術學院院長潘公凱專程前往演講，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甘陽做總結演講。本報刊發潘公凱演講、答問以及甘陽演講，以饗讀者。
潘公凱：美的問題要不要繼續下去？
眾多事實説明全民美育不足
通識教育和美育之間的關係確實有非常重要的關係。蔡元培先生在民國初年談到美育的時候，曾説美育不是德育的一部分，美育也不等於美術教育，它以陶冶性情為目的。現在我們還是從這個角度來理解這個詞，但美育這個問題，口號喊了100年，卻沒怎麼做起來的。因為我們國家100年來，主要面對的矛盾是內憂外患，是救亡圖存，關於美不美的問題，關於審美超越的問題，是知識分子小範圍的事，在全民的範圍到目前仍然非常欠缺。
現在大家普遍缺乏美育的基本知識。在大陸的教學體系當中，這方面長時間不足，近幾年才好一些。有時我們幾個60年代培養起來的校長在一起開會，他們對我説：你一定要抽時間給我們講講，為什麼畢加索畫畫這麼難看，價格還這麼高。這個是好多個校長的問題，更不用説一般老師和學生了。另外，在20世紀的西方專家當中有一種觀點，明清以來，中國繪畫急劇地衰落，沒有什麼可談，沒什麼可研究，沒什麼可交流。所以在西方比如美國的一些重點大學，他們研究中國的時候都只研究古代，對近現代非常不重視。這其實也反映，西方研究中國美術史的專家對於中國的美術都有很大的誤區。當下的一些事更不用説。比如現在有一種風氣，各地畫院、畫會逢年過節都要搞一個國畫的現場表演，當場揮毫，揮了之後就簽字，就當場可以賣了。但是對當場揮毫這個事情，比較嚴肅的藝術家非常惱火，覺得這個事情簡直有點像耍猴，根本沒把藝術當成一個審美的陶冶性情的過程來看。
目前的美術評論，也可以説是多元，也可以説是完全失去了價值評判，或者説價值標準、尺度，各唱各的調，誰出的錢多就捧誰。其中有很多的客觀原因，靠文字謀生的美術評論家，經濟收入很有限，看人家賺那麼多錢，也很不平。所以現在要寫一些文章，按字算錢，已經有十美元一個字，因為不這樣的話，他也買不起房子，也買不起車，他也得活啊。這就造成了藝術價值標準嚴重的扭曲，包括收藏界的投機、炒作，這個問題非常嚴峻。在現代藝術當中，也有這種情況，比如説一些噁心的形象、噁心的作品，賣的價還特別高。這個也牽涉到一個審美標準的問題，就因為沒有標準可言，所以誰創作都一樣。
所有這些現象的出現，籠統地説，是全民美育不足，或者更大一點範圍來説，説明瞭我們現在的通識教育的重要性。但是從美育的角度來看，現在缺少一些操作性的環節，或者這些操作性的環節沒有很好地去改進，所以美育就流於口號，沒有落到實處。
美育的三大缺失
目前，中國的美育實施者、操作者都是中小學的美術老師，由師範學院和中等師範學校培養的；師範學院美術系、美術專業的老師，又是從大大小小的專業的美術學院來的。可以説一直到90年代，在師範學校裏面教美術的人，都是專業美術學院培養出來以後當不了專業畫家的學生。他的教法完全不是按照美育教學大綱來安排課程和講課內容，而是按照他受教育的方式來教小學生的，他所受的教育實際上是專業美術學院培養專業美術家的方法。在專業美術學院裏面，其實大量的課時是造型基本功，學得好的就成了名畫家，學得差的沒法靠創作去賺錢，就只好到師範學校去教書。雖然他也知道要培養綜合素質，但是他按照自己學的去教。他自己是學素描、學色彩的，雖然畫得差，但也教學生們畫素描，畫色彩。這就是現在流行的美術教育，形成了第一個缺失的環節。
1990年代以後，尤其是近5、6年開始有所改變。這個改變是從重要的美術學院和大的出版社開始的。中央美術學院為此專門設立了美術教育學專業，目的就是想改變師範學院和師範學校的美術老師的組成，按照國際上最先進的教育理念來培養一些師資，用這些師資充實到現在的師範教育當中，希望它變好。我們中央美術學院的美術教育學專業基本上主要不是畫畫，而是研究美術教育的方法，主要是研究怎麼讓兒童、少年能夠懂得欣賞美術作品，培養出他們的審美的眼睛。這些方面在西方做得比較有成就，世界上著名大學比如哥倫比亞大學的美術教育學已經辦得有一定套路，康奈爾大學也不培養本科生，只培養碩士生，以至於他們的小學美術老師都要拿到博士學位。在我看來這是對的。
第二個缺失的環節是出版和教育。中小學美術教材以往都是自己想當然，也是按照師範美術學院的老師們的理解來培養，基本上教孩子畫畫。比如教孩子小學開始就畫齊白石的蝦，有的專門教畫葫蘆，畫某種花。後來慢慢有變化，但基本上是局限在教孩子們畫畫。最近幾年，有些出版社大面積改革中小學美術教材，形成了激烈競爭的局面，反過來對於教材改革起了很大的作用，出版社不惜工本，集中一些人重新編教材。如今，國內的中小學美術教材編的好多了，反過來也推動了師範學院的美術專業的教學。
第三個是大學師資的環節。以往的缺失是，在大學裏面，包括綜合性大學裏面，尤其在工科性大學裏面，沒有文科，文科變成次要的，基本上沒有藝術類的。從90年代末開始，很多綜合性學校都開始開辦藝術專業，比如藝術學院。從這個角度來説，我覺得我們現在辦的通識教育講習班中，要把美育作為其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在今後的中國高等教育當中進行一次全面的推動。
美育的三個審美層面
近幾年美育正在發生可喜的變化，那麼從美育理想和大的範圍來説，美育到底要教什麼，實際上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而且這個問題也沒有哪一個權威的機構，或者有哪些權威人來做一個通盤的策劃。關於美育的內容究竟包含什麼，該教什麼，在全民的素質教育、通識教育中，究竟怎麼來劃定它的範圍，怎麼來組織它的教學配備結構，這是我們今後要研究的，我覺得也可以成為目前正在做的通識教育的銜接內容。
在我看來，美育包括三個層次。第一個是人類的審美經驗的意識，它在美育的內容中起到一個支柱性的作用。所謂審美經驗的意識，有點像李澤厚先生《美的歷程》中提到的，它其實是一個審美的歷史，也是中華民族藝術發展的歷史。這個歷史説小了是美術史，説大了應該包括音樂、戲劇、舞蹈、工藝、美術等藝術的歷史。通過美術、音樂、舞蹈、戲劇、電影等等藝術門類，人培養了審美的眼睛，審美的耳朵，感官因此變得精緻化，從低級到高級發展。只有通過這些作品，這些人，這些門類，我們才有具體的東西可説。我們要研究的是人的這種感覺的能力是如何生成和如何精神化的，是美育的主體部分。
美育的第二個層面虛一些，審美最終的功能是人的自我超越的願望。人因為有自我超越的願望，所以才需要審美功能的批判。如果沒有這種超越的願望，其實審美能力也用不著培養，審美能力跟生活條件的滿足，吃、住、行其實不同，是非功利性的。從功利上講，不懂好看不好看，我們照樣可以用，所以審美的問題是超越性的。正因為和超越的理念聯繫在一起，所以在整個歷史上就跟巫術、宗教、禮儀等等其他超越性的東西有一種互動的作用。這種互動的作用，也跟蔡元培先生説的美育取代宗教有直接關係。
人之所以是人，是因為除了功利性的目的之外，還有非功利性的目的。人企圖超越自己的功利性或超越自我的願望，是人和動物最突出的不同。
美育還有更遠一點的層面，更虛一點的層面，就是關於人的未來的終極關懷的問題。在以往的歷史當中，終極關懷是人類生存當中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尤其是知識界所關注的根本性問題。在當下，在未來，終極關懷這個問題是否消解了，有點讓人憂慮。在未來，人的自我完善的目標能否繼續對美育起引領的作用，這個問題更須回答。當然上課來説更不好教，但是對於我們做美育的工作者需要考慮。
以上三個方面我想會構成美育的內容。但是不僅僅如此，還要和人的自我超越的願望聯繫起來。在我看來，自我超越的願望和基本動機，是藝術品發展到現在的動因。那麼説到這裡呢，各位專家們關心的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在以往幾百年裏一直討論的美的問題，什麼是美、美的歷程、美的演進，這樣一種問題在未來是不是還將繼續展開呢？這個問題現在好象本身就已經成問題了。因為現在比如説大量藝術作品當中體現出來的醜，已經成為新的美。在以往的經典藝術當中，一直到印象派，後來到後印象主義再到抽象主義，演進過程中越來越關注和越來越重視的形式美，到了近幾十年尤其是當下，已經過時了，形式美、形式語言的問題似乎已經過時了，美學已經開始很失落，搞美學的先生都知道自己學術搞不下去了。美的問題要不要繼續下去，首先就已經成為要討論的大問題。
代之而起的是時尚，代之而起的是不確定，時尚就是不確定的。現在是時尚在主導著價值標準。過去的價值標準由專家們經過多少年的討論，大範圍的研究，然後寫書成定論，而現在"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更加不確定，帶有很大的流變性、盲目性、偶然性，今天流行紅裙子，明天流行綠裙子，後天流行不穿裙子。與此相關的是終極關懷的問題是否還將繼續存在下去。在我看來，終極關懷是最根本的，是美育所代表存在的東西。終極關懷的問題是否還將在未來社會，未來幾十年，一百年兩百年的社會中存在，將決定美、審美超越這樣一種意願，是否還將繼續存在。所以説起來還真的在這個問題上。我也在想。
民族文化不能這麼改造——潘公凱答聽眾
聽眾：剛剛您説為什麼畢加索的畫那麼貴，想問您你從藝術的角度是怎麼看的？
潘公凱：現在有很多的畫家大罵畢加索，説他根本不會畫畫怎麼能説他是畫家。這種批判太沒力量，太缺乏知識儲備。其實在我看來，美術作品的價值，決定於這個藝術家在美術發展的歷程當中起了什麼作用。美術就像從最原始的階段一直髮展到當下的波濤滾滾的洪流，如果因為某一些畫家或他的某些作品的存在，改變了河流的模樣，這個人就是大師。畢加索的方向是，離開原有的寫實主義道路。在法國的浪漫派以前，是畫得越像越好，是錯覺模擬的概念。所謂的錯覺是什麼呢，在平面上表現立體，在平面上把立體的空間和立體的真實表達得惟妙惟肖，表達盡可能地準確，但是到了頂峰以後，尤其照相機、攝影術發明出來以後，藝術家覺得再往前沒必要，走不下去了，就走向他的反面，就開始越畫越不像。越畫越不像，就成為一種發展，一種能力，就成為一種品質。
這種邏輯使得畫不像的東西就成了大師。但這裡要作注解，不是説真的畫得不像就是大師，而是畫得極像的人最後又畫不像，就成了大師了。真正畫畫的人，尤其是在最好學校訓練出來的畫家，讓他們畫成畢加索那樣，還真的難。我就嘗試過，要畫得像畢加索那麼難看，真的非常不容易，因為一畫就像。畢加索十五六歲時畫的素描就好到他當畫家的老爸説自己以後再也不不吃這碗飯了。畢加索就是這樣一個人，能把鼻子畫到耳朵上去，這很不容易的。
聽眾：在崑曲這樣的傳統文化裏，比如杜麗娘和柳夢梅，他們就是水袖搭放在一起，既沒有擁抱也沒有熱吻，但是感覺非常溫馨，有一種愛的文明。美術在今天如何承擔培育心性的目的？
潘公凱：這個問題我倒很願意回答，因為牽涉到崑曲藝術發展的方向，正好跟大家説一次經歷。去年十月份，我在日本東京中心藝術大學參加他們的20週年的校慶活動，晚上有一場晚會，三個國家的古典戲曲舞蹈表演。第一場是日本的雅樂。日本的歌舞伎是民間的，雅樂是宮廷的，有一千多年曆史。內容是兩條龍，龍在日本和我們的概念不一樣，一公一母在談戀愛。舞臺上兩個人戴一樣的面具，穿一樣的寬鬆衣服，既不接近，也不離開，搖來晃去搖了20分鐘，沒有其他動作。旁邊有一個樂器，有點像我們的塤，從頭到尾都是嗡嗡，沒有高低的，非常單調，單調到整個劇場裏面大半在睡覺。我們中國去了三個音樂學院的院長都睡著了。結果三個美術學院的院長卻特來勁，還跑到前面去看，覺得這個最有意思。
第二場是南韓的古典舞蹈，一看是兩三百年前的感覺，六個女舞蹈演員，全身都是半透明的白紗，整個背景就是淡藍色的幕布和燈光，一點花紋都沒有，他們在臺上跳來跳去，動作非常簡單，非常緩慢，相比日本雅樂動作多一點。樂器是三個，一個彈撥樂器，一個短蕭，還有一個鼓，同時演員嘴裏面還發出吆喝，整個曲調也很單調，但是有一點旋律。
第三個是中國的崑曲，從北京專門請的兩位崑曲演員演一段《牡丹亭》，一個男演員一個女演員，一齣來就跟前面的不一樣，紅紅綠綠，金碧輝煌，臉上涂濃粧艷抹，有臺詞，有唱腔，樂器七八個，也很複雜，演的內容，眉來眼去摟摟抱抱的感覺，非常地情節化，非常地具體，但是我們幾個美術學院反而感覺不是很好。這個東西呢，我想是跟現在的崑曲改革趨向有關，也與很多人物提出的一些建議有關。它的目的是要讓年輕人能看懂這個歌曲，能看懂崑曲。但我覺得方向是錯的。
為什麼呢？在我看來，最好的就是日本的。(日本的雅樂)單調到崇高的地步，單調到世界上沒有一種戲劇是這樣演法的，根本是沒有任何情節，沒有任何唱詞，根本看不出是什麼內容，但他的儀式性，他的那種單調給人一種崇高感。我們的《牡丹亭》改造得充滿了肉欲，這就不對了。對傳統文化包括京劇，我覺得就是使它精美化，説句不好聽的話，就是朝脫離群眾的方向發展。不一定讓所有老百姓都去看，它只是拿來體現文化的淵源，體現我們文化中的儀式性、精英性的精髓，保留在那，國家養著，然後重大的國際性的場合體現我們的文化的主體性。它的目的不是讓大家享受的。比如説日本的相撲，相撲是很不衛生的，讓運動員吃那麼多東西，讓他們很早就死了，這非常不人道，但為什麼它不改造？它就是養這一小撥人，給他們很好的待遇，他們自己也願意這樣，它完全作為民族文化象徵物去保護。當然，我們的京劇也可以改成現代觀眾可以接受的東西，這是一個路向，但完全可以有另外一種發展方向，即精英化。我是完全贊同甘陽先生提出的精英文化，一個民族沒有精英文化，就沒有大家學習、發展和羨慕的階層，完全拉平了。
甘陽：通識教育是人的自我超越
潘公凱院長的演講畫龍點睛地指出了我所認識的通識教育的關鍵話題，就是一個人的自我超越的問題。通識教育本身不是一個功利性的、實用性的教育，不是讓你去找一個工作，不是為了培養你今後可以在一個複雜的市場當中有多少靈便性；通識教育是要你回到人之為人的根本去。我們現在經常講"這個有什麼用"，這個想法本身降低了人的存在價值。"有用"什麼意思，有用無非是講在市場上有用。康得有句非常偉大的話，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所謂到市場上有用，就是把自己當作手段，無非是把自己當做一個機器上的螺絲釘，這有個工作你需要，那有個工作你需要。工作是每個人的需要，功利性，實用性，市場需要性，毫無疑問是每個人必須考慮的，可假如中國人全部都只是為了這一個層面上的東西，我們不可能成為一個偉大的民族，我們愧對自己五千年的文明傳統，首先我們愧對自己作為一個人。你一個人到底是為了什麼，你不是為了市場，不是為了老闆，你也不是為了區區幾千塊、幾萬塊錢活著，你是為你自己活著，你必須問你自己想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
我們每個人實際上都清楚，儘管很多情況下，你會做某些你不喜歡做的工作，你會因為這個工作，因為你不喜歡的老闆而感到委屈，但實際上你知道自己很不情願，很不高興，很不舒服，你會覺得你的尊嚴並沒有得到實現。所以通識教育實際上是回過去問你自己，根本上你到底想過一個什麼樣的生活。每個人都想有個工作，但是工作不是你的全部，特別是為了掙錢而工作，如果這是你的全部生活，我敢説你生活得非常非常可憐，你從來沒有想到過要什麼樣的生活，你都被外界所規定。這是一個動物，不是一個人(這是潘先生剛才講的)。所以，通識教育，我想回到以往西方説的liberal education，所謂的自由教育，目的就是要你超越功利性。所以從前講通識教育或是自由教育是非常簡單的，它的課程一定是非實用性的，非功利性的，因為實用性的、功利性的課程是以後的，比如專業性調查都是功用性的，以後的專業大都是功用性的。但是通識教育，包括中國以前所謂為己之學，都是首先強調讓你做一個人。但是強調做一個人，不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事情，而是要你通過了解人類本身這樣一個過程，來反省、來想你自己的問題。
我覺得現在的情況不是很妙，不單是道德水準並不理想，審美水準非常糟，而且對問題的認識層面非常非常膚淺。比方説大家都會講一個問題，都承認要學做人，但大家把做人和課程分開。為什麼要學《明儒學案》呢？做人是否聘某一個大人物來講一堂課教你做人？做人實際上是體現在為學的方式，對學術的方式，對文明的態度上。通過這樣的方式來認識你自己，什麼東西是你所敬重的，什麼東西是你所敬畏的。比如説潘先生剛剛所提出的終極關懷的問題。在80年代終極關懷是一個大家很重視的詞，90年代我們逐漸沒有終極關懷，我們只不過是市場上一個可憐的生物，生活得非常庸庸碌碌。我平常從來不大願意講這個問題，因為我認為這個社會裏面非常非常低級，説這個話仿佛在唱高調，説大話，我不大願意説，我是個非常現實的人。
我本來想説的是，通過通識教育這種方式，首先讓人安靜下來，我們現在的整個社會非常浮躁，我們的校園也非常浮躁。我們經常浮躁到不知道什麼東西是好，什麼東西是壞，不知道什麼是好老師，什麼是差老師。如此下去，如何談中國文明的復興？不可能！也就是説，做人的道理，本身可以通過很多具體的課程，你慢慢潛下心來自己去沉思，自己去潛想，從老師的言傳身教當中自己去體會，然後才有可能出現。
我同時要説，我也反對另外一種看法，有些同學問我，你為什麼不教自由民主？通識教育是比自由民主更高的東西，比民主法制更高的東西，因為民主法制中國人誤解很大，民主法制只不過是個相當低的、維持一個社會外在運轉的最基本方式，在一個民主社會下，在一個法制社會，你要什麼，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是做一個好人還是壞人，是做一個有審美情操的人還是沒有審美趣味的人，仍然是一個問題。這是一個民主法制並沒有幫你解決的問題。民主法制只不過是達到一個外在的條件，一個理想一點的條件使你不受欺壓。至於你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你是不是要成為一個孝順的人，你是不是要成為一個范跑跑，這仍然不是民主法制能解決的，恰恰是你要通過通識教育和人文教育去體悟。所以通識教育不能滿足於僅僅教一些我們非常流行的自由、民主、法制口號，恰恰是要對這些東西本身去進行批判、反省和思考。所以西方通識教育從來不滿足於去宣傳非常簡單的自由、民主。我想舉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在冷戰時期，美國的通識教育要讀馬克思，為什麼要讀？因為馬克思是他們的敵人，因為要去認識比較深刻、複雜的爭論，了解這些問題的深刻性、複雜性，才使你成為一個比較完善的人。
所以我是希望我們中國人，我們中國的學生、我們中國的教授、我們的大學管理者，對我們作為中國人提出一個高的要求。中國崛起是21世紀最大的事情，潘先生的講演讓我想起2005年我們在香山開的第一次中國文化論壇，那次會議的演講嘉賓是楊振寧教授。楊先生給我們四個字：文化自覺。"文化自覺"，你要看他提出的意思，就是説，21世紀中國崛起是一個事實性的現象，全世界都在看。崛起是什麼崛起？僅僅是原子彈、航空母艦？這些不是最重要的！崛起是什麼樣的中國？中國人是一群什麼樣的人？你能不能夠在道德上、知識上、品性上向全世界證明你是一個優秀的民族，你是一個優秀的文明社會？還是一些13億、14億、15億，一大堆螞蟻，毫無教育，毫無知識背景，只會説一些報紙上的空頭大話？我覺得這個才是問題所在。
所以，今天我就潘先生最後的演講講兩句話，就是，我們重新回到一個自我超越的作為人的最根本的存在問題，重新回到人對人的終極關懷的問題。我覺得這個是通識教育的最高的真正目的所在。
（本版文章未經發言者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