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價值

“我生活的時代，大環境的起落劇變決定了我的人生經歷。早年的教育一直如影隨形地影響著我的藝術創作，在我看來，從事什麼工作，作不作畫，根本不是最要緊的問題。正因為如此，我始終把自己的作品和人生的其他事情一樣，看成是我生命的痕跡。”

核心人物

潘公凱，著名畫家、美術理論家，1947年出生於寧波市寧海縣，國畫大師潘天壽先生之子。1996年起任中國美術學院院長，2001年6月至今任中央美術學院院長、教授、博導，兼任中國美協副主席，著有論文集《限制與拓展》、專著《潘天壽評傳》《潘天壽繪畫技法解析》《中國現代美術之路》等。潘公凱的畫作被評論界譽為“深思遠矚的學者畫”。

對話　憂思中國人特別需要策略性思考

記者（以下簡稱記）：你的這次展覽是你在國內的第一個展覽，看得出你的創作帶有很多理性思考的痕跡，還有人説你的畫是學者型的畫。你在創作中希望解決什麼樣的問題，又做了哪些思考呢？

潘公凱（以下簡稱潘）：思考的問題，如果用文字表述，需要大量的文字，現在我的辦法是在辦畫展的同時開理論研討會，不是討論我的畫，而是研討我的理論課題。中國畫是中國悠久文化傳統中的一種形式，如何在當代語境中發展，是中國畫家思考的一個共同問題。我通過我的課題，在理論上進行一些探索和建構，在實踐中也進行一些嘗試。

記：這樣做一些理性思考之後，對創作有什麼好處呢？

潘：我的課題可以泛泛地稱為我所説的自覺。在當下語境中，思考中國畫的問題，思考整體美術的問題，已經遠遠不同於幾十年前，一百年前。以前他不用想那麼多，想那麼大的範圍，只是怎麼把老師的東西學到手，想辦法比老師畫得好一點，不會去想油畫怎麼畫，外國人怎麼畫，因為他根本就不知道外國人。現在是全球化的語境，藝術家再像以前那樣兩耳不聞窗外事，他就會完蛋。就像一個老闆，真想做好生意，怎麼能不顧國際行情呢？當然顧了國際行情，不是説皮鞋最吃香就去做皮鞋，特別聰明的老闆，會想，我的廠這麼小，資本這麼一點點，與其用我的小工廠和大公司抗衡，還不如不做皮鞋，現在錢包沒人做，我做錢包吧。這就叫在自覺前提下的策略性思考。這個策略性思考，是中國人特別需要的。

記：為什麼關於中國畫的出路問題，爭論一直存在？你的父親也提出過中西方藝術要完全拉開距離的觀點，你覺得到現在再來爭論這個問題，有什麼不同嗎？

潘：這個爭論貫穿了二十世紀整整一百年，問題沒變，討論在不斷深入，也有各種曲折和反覆，是中國人生存環境決定的，是每個畫家一拿起筆就得思考的問題。大家想得都不一樣，爭論是中國人的處境決定的。（有人説）我們為什麼要討論，為什麼外國人不討論，為什麼我們不向外國人學習？這是他忘了自己是中國人。中國美術的發展是向西方學習還是走自己的路？一直在搖擺地討論，美國人就沒有“要向中國學習呢，還是走自己的路”這樣的問題。這也是中國文化共性的問題，很多不屬於美術領域的學者對這個問題的理解和研究更深入，其實本來這個問題就是思想界的爭論。

得意　學生滿意度排名全國第一

記：你在這樣的位置，組織這樣一場討論，是不是你的使命和職責？

潘：肯定是這樣，本身就該是所有美術界的人想的問題，要是院長都不想，那這個院長就是沒腦袋的院長。

記：你做了很多年的院長，花了大量的時間做行政工作。

潘：是，學校發展做得很好，原來我在杭州做了中國美院五年院長，後來到北京做中央美院院長，這兩所美院原本就是中國最好的，現在已成世界上最好的美院之一。

記：都説中央美院在這幾年變化是最大的。

潘：對，擴展得非常快，而且非常平穩、均衡和合理。

記：你説過，這幾年在院長位置上，一個是學習，一個是認真。

潘：對，是做得特別認真，反映非常好，學生也非常滿意。今年上半年的新浪網和經濟週刊共同搞的全國前100所著名大學“學生對學校滿意度”排行榜中，我們校排第一。（大笑）現在學生多難弄啊，特別美院的學生，特別調皮搗蛋，但他們對學校硬體，包括對食堂、宿舍，都很滿意。我管得非常細，連學生走廊墻刷的顏色都是我定的。

中央美院能夠容納最多元的觀點，這是他們最滿意的地方，我們特別鼓勵創意，學生可以盡情發揮，畢業以後就業、收入情況也很滿意。中央美院非常國際化，來的外籍教授之多，到了沒法接待的程度。

記：看你説起辦學，好像比自己創作更有成就感。

潘：對呀，我是一個比較奇怪的人，我是一個過時的雷鋒。（笑）為他人做嫁衣，還特來勁。我繪畫是很私下的，所以我走了十站，沒有一個研討會討論我的畫，都是討論宏觀的問題。説我的畫只對我一個人有意義。既然大家湊一塊，還不如討論一下公家的事情比較有意思。（笑）

體驗　非常單純的理想主義情懷

記：你的這種無私的精神一定與你從小成長，受教育的上世紀五十年代有關係。

潘：對，在當下的討論中，有的學者因為年齡關係，或者某些經歷的關係，對那個年代有些簡單批判態度。那個年代非常特殊，有些改正的右派，受了幾十年的苦，説起那個時代仍然會兩眼放光。他的理想主義是真實的，這一點年輕人往往不理解，以為虛假。這個問題要是從學術上去研究，是非常複雜的理論問題或叫人文問題。在我看來，這個問題由兩方面組成，就是信仰吧，信仰對象的真理性是一個問題，信仰過程的有效性是另一個問題，兩方面要分開。五六十年代，大家信仰毛主席，現在來看，毛主席説得也不是都對，但不能因為信仰對象出了問題，而簡單否認信仰者的心理體驗。

記：你的個人體驗是什麼樣的呢？

潘：那時有非常單純的理想主義情懷，不管是個人崇拜也好，盲從也好，都可以討論，但當時的社會風氣非常單純，有點像大家庭，當時的社會結構可能有極大的缺陷，但它有很多合理的可以再利用的成分。精神

繼承　父親身上“儒”的精神

記：家庭對你影響一定也是非常大的。

潘：我父親實際上是一個中國傳統文化培育出來的“儒”，在我看來他首先不是一個畫家，雖然他的繪畫成就非常高。他覺得自己首先是一個知識分子，是一個有道德感，有擔當的，正派的人。

記：你繼承了父親身上的這種“儒”的精神。

潘：對，傳統概念中書畫是消遣的事兒，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應該有更主要的工作，就是理論上所説的“內聖外王”，是他一生要做的主要的事情，天下無道，去當隱士，天下有道，就出來輔佐國家，造福於民，這就是儒家思想本質性的東西。

記：你比你父親更低調。

潘：我父親也非常低調，謙和，樸素。去美院找他，他站在校園裏，你可能會認為他是一個門房老頭。在他看來，學不學畫不重要，不像現在的父母，恨不得幫子女把飯喂到嘴裏，太急功近利。父親的態度會影響子女，如果他把畫畫賣錢作為最大的樂趣，定會影響到我。他境界低了，我境界也不會高。回頭想來，等於我接受了他這樣一份遺産。

記：你非常強調創作、做人要有精神性。

潘：也不是強調，就是説人脫開了精神性的東西，就會比較淺薄，蒼白。人類與動物最大的差別就是人可以超越自己的慾望，人們建構精神性東西，就是想脫離動物性。

境界　藝術家本身就是一件作品

記：你從小就很愛思考？

潘：（笑）對，特別愛好科學。所以我在藝術家裏比較另類，多種角色，畫畫，搞理論，又管行政，還做建築設計（笑），還蓋房子。我的戰線拉得比較寬，我要把我的腦袋儘量訓練成可以開關的閥門，打開一個，就關上另一個（笑）。

記：有沒有人説過你若專注于一個領域，成就會更大，比如繪畫。

潘：有這樣的説法，但我從小就興趣廣泛，看到一件事就想做，從早到晚都在幹活，永遠有幹不完的活。

記：你好像從來不把畫畫當回事，在你看來，它和你當院長、當學者一樣，都是生命的痕跡。

潘：對，我覺得做人是比畫畫更重要的事情，特別反對藝術家為了證明自己是藝術家，留個小辮，留個鬍子，把自己弄得臟兮兮的，這完全是對藝術家的曲解（笑）。藝術家應該首先是非常健康、正常、全面的人。中國傳統意義上的藝術家，比如蘇東坡，就是全才，他本身就是一個作品。達芬奇也很豐富，他就忍不住要去給人家設計一個坦克，一個炮（笑）。這種人在智力、性格上是完整的。

採訪手記

2007年9月12日成都

“……我從現實生活中處處感受到要發生的變化將比已經發生的要大得多，全球一體化是劇變的序幕，我們能不能預設一個宏觀的視野，用未來更大的變化反觀現在變化的性質，並研究這個更大的變化怎樣在未來點燃。在這個傳遞過程中，知識分子的自覺很重要……”潘公凱講完這番話，全場鴉雀無聲。良久，一個學者才打破沉默：沒想到潘院長視野如此宏闊，敏銳有擔當。

這是9月12日在成都召開的“中國美術發展之路”研討會上發生的一幕。研討會的主題，潘公凱和他的博士生們關注了十多年，借自己國內第一個個展“靜水深流”全國巡展之際，潘公凱遍邀國內文史哲方面的專家學者加入研討，至今已在五個城市舉行了五場。潘公凱説，“所謂現代性的問題，早已不僅是中國美術界的問題，而是思想、哲學、文學共同的問題。”

這並不是潘公凱第一次關注這個問題。早在1985年他就提出了“綠色繪畫”理論，提出現階段畫壇中西兩大體系互補並存的橄欖狀格局設想，試圖為過渡時期的中國畫尋找一個賴以生存發展的立足點，並且認為中國畫會有一個向世界“播散”的過程。當時一些理論家聽了他以整個人類文化的宏觀視角重審中國畫的觀點，異常激動，説你怎麼這麼能想啊。

當然現在再來關注這個問題情形要複雜許多。“超女、 80後，這些現象我都關心。我完全沒把超女像有的學者那樣認為是媚俗，或是淺薄的媒體操作。從表面看來是有淺薄的媒體操作情況，但它標誌著一種更深刻的趨勢，這對整個現代化進程將起到非常關鍵的作用。”

這些思考，顯然已經遠遠超出了一個畫家的職責，所以潘公凱直到快60歲才在國內舉辦第一個畫展也就沒什麼奇怪的了。事實上，潘公凱認為自己成為畫家其實是偶然，但有一點是重要的，“我父親是非常典型的具有儒家傳統思想的一個知識分子，是一個有道德感，有擔當，正派的一個人。”沿襲著這樣的精神軌跡，“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應該有更加主要的工作，那就是理論上所説的‘內聖外王’，天下無道，去當隱士，天下有道，就出來輔佐國家，造福於民，就是這種儒家思想本質性的東西。”這樣的精神，在20世紀50年代那個黃金時代，被鍍上了一層理想主義的光芒。

潘公凱有時也會自嘲一下，稱自己是過時的活雷鋒，作為中央美術學院的院長，會關心宿舍床怎麼放，怎麼最好地利用小小的空間，讓設備怎麼最完美；床下面櫃子怎麼放，電話怎麼裝，甚至學生走廊墻刷的顏色都是他定的。“我們每一個樓層的走廊顏色都不一樣，從一樓到七樓是七彩，學生走進去很開心。”今年有個排行榜對全國前100所著名大學比較“學生對學校滿意度”，中央美院排第一，香港大學第二，清華大學第三，北京大學第十。説到這裡，潘公凱大笑，是整個採訪過程裏笑得最開心、最滿足的一次。“我這人很奇怪，為他人做嫁衣，還很來勁。”

讓潘公凱來勁的事情非常多，小時候喜歡科學，直到現在還喜歡，這樣的愛好也使得潘公凱在思考問題時有了不同於一般學者的深度和廣度。他還喜歡寫詩，也搞建築設計。有人也勸他專注于一個領域，他説不行，抵禦不了誘惑。

潘公凱羨慕蘇東坡，“有文才，有戰略頭腦，會畫畫，又那麼風雅，做起菜都那麼有創造性，你説多開心，生活多有味道，這種人在智力、性格上是完整的，這是非常好的狀態。”潘公凱説，蘇東坡這個人本身就是一件作品。

我相信，在潘公凱的心目中，樸素得像學院門房老頭的父親潘天壽，一定也是這樣一件作品。而他自己，悠遊在自己的精神世界裏，這個世界，靜水深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