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7月19日,徐悲鴻出生於江蘇宜興一個貧苦的家庭。父親農忙時靠種田維持生計,農閒時為鄰里寫字作畫,並在私塾任教。在父親的啟蒙下,悲鴻7歲時開始習書法、練繪畫。他13歲時家鄉遭受水災,隨父親開始了流浪藝人的生涯。在動蕩的日子裏,悲鴻在市井街頭得到了不少西洋繪畫印刷品,他十分珍愛地反覆臨摹,産生了出國學習的朦朧願望。19歲那年父親不幸去世。悲鴻先在中學執教,後來，決心專攻繪畫並在上海文化界漸有名氣。1919年3月，在友人的幫助下，徐悲鴻赴英考察並到巴黎求學。在歐洲8年的留學生涯中，師從弗拉孟及法國古典主義畫家達仰等先生，臨摹了盧浮宮、凡爾賽宮等不少博物館中的名家名作，創作了近千幅鉛筆、蠟筆、炭筆、粉筆、水墨等素描，經過潛心苦學，獲得了廣博的藝術修養，具備了精湛的繪畫功力，1927年4月離開巴黎，學成回國。
縱覽中西美術界當時的現狀，徐悲鴻深知中國畫的薄弱，主要在於人物畫的衰微。因此，為振興中國美術，必須倡導現實主義的美學思想，從系統嚴格的素描入手，生動地反映社會生活。早在1919年出國留學前，徐悲鴻就在北大《繪學雜誌》發表了很有影響的《中國畫改良論》，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絕者繼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畫之可採用者融之”。還説“借助他山，必先自有根基”。在宏觀概括和微觀真實的辨證關係上，提出“致廣大，盡精微。”這種立足傳統、推陳出新、批判地吸收西方藝術精華的創作思維和教學方針，今天已被文化領域長期實踐證明是完全正確的。1928年1月，他與田漢、歐陽予倩等組建了上海南國藝術學院，自任繪畫科主任，同時又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學藝術系。徐悲鴻曾對學生説：“自然主義是泥坑，形式主義也是泥坑。”又説：“不得其正，焉知其變，不懂形象，安得神韻，”精闢的闡明瞭藝術作品既要講究造型，又要以形寫神，高於生活。他在《新藝術運動之回顧與前瞻》中寫到：“中外之藝術家，或窮造化之奇，或探人生究竟，別有會心，便産生傑作。”此意是貼近自然，深入生活，以心造境，以情感人。
在上個世紀20年代至50年代初，徐悲鴻先後創作了約3000件速寫、素描、國畫、油畫、書法等作品，其中有恢弘巨構的油畫《田橫五百士》、《傒我後》，中國畫《九方皋》、《愚公移山》、《風雨雞鳴》等名作，還有大量人物肖像、千姿百態的動物繪畫和象徵“悲鴻精神”的奔馬圖卷。隨著世事滄桑歲月更疊，這些堪稱國寶的藝術品，其準確嚴謹的造型，豐盈厚重的內涵，鮮明博大的時代精神，蘊藉著真、傳遞著善、播種著美……已成為中國現代美術的奠基之作。
徐悲鴻作為偉大的教育家，深知振興、發展中國美術只靠少數畫家的創作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努力造就大批人才。為此，先生付出了大量心血。在主持南國藝術學院美術科、中央大學藝術系、北平藝術專科學校、創辦中國美術學院，直到解放後任職中央美術學院院長，幾十年如一日地事必躬親，既搞教學、又抓行政，有時患病也不誤授課，是識才愛才弟子名滿天下的現代伯樂。吳作人青年時期嶄露頭角，先生即協助其赴法留學，並且多次寄函囑託國外友人給予關照和資助。在江西遇到窮困潦倒的傅抱石，先生看出他是有用人才，便向當地官方推薦，促成其赴日學習。先生發現農家出身的蔣兆和在人物畫上具有天賦，熱心地收留在家細心指導，日後終成一代宗師。1930年，在江蘇高郵作小學教師的滑田友，將自己的雕塑習作寄給徐悲鴻，試探地詢問是否可以做他的學生，先生回信説：“中國還沒有雕刻這麼好的人才，你不必做我的學生了，你是我的朋友。”經悲鴻先生鼎力促成，滑田友赴法留學。後來，他成為雕塑界名家，是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的作者之一。抗日戰爭時期，就讀于杭州藝專的李可染舉辦第一次水彩畫個展，徐悲鴻不僅親自赴展參觀，買了他的畫，還提出以自己的作品和李可染交換。先生任北平藝專校長時，親自給李可染送聘書，邀其共事。1940年，先生在新加坡辦展，青年畫家李曼峰投書求教，先生不僅撥冗安排會見，對其作品細細評點而且贈畫鼓勵。事後，多次去函探討畫藝並告誡其“勇猛精進，勿滿勿懈”。廣東番禺人趙少昂，40年代初在重慶兩次辦展，因其山水、花鳥色彩明麗貼近自然，先生先後撰文給予高度評價。來自解放區的畫家在重慶辦展時，徐悲鴻對古元、李樺、邵宇等人的佳作在藝術構思和表現手法上給予充分肯定，促成了這批作品出國展覽。解放初期，還是小學生的劉勃舒，曾將自己的習作寄給徐悲鴻求教，得到熱情鼓勵和具體指導，在北京求學期間繼續得到先生的諄諄教誨，最後終成一代畫馬名家並榮任中國畫研究院院長，1920年，悲鴻先生即與齊白石相識並引為良師益友。當時，北平的一些舊文人畫家對其沒有資歷和出身木匠十分輕視並予以詆毀，而悲鴻先生對齊白石筆墨淋漓、意象獨特的畫風大加讚賞，每次赴西歐各國和蘇聯舉辦中國畫展，都要介紹齊白石。還親自三顧茅廬，禮聘齊白石到自己主持的學校榮任教授。對此，齊白石非常感動，詩曰：“我法何辭萬口罵，江南傾膽獨徐君。”他在辭世之前動情地對吳作人説：“我一生最知己、最好的朋友就是徐悲鴻先生！”
徐悲鴻虛懷若谷、坦誠待人，不僅對學生關懷備至、傾心相助，對畫界同仁也不持門戶之見，廣泛禮聘徐燕蓀、于非安、高劍父、張大千、陳之佛、顏文梁、潘玉良、葉淺予、李苦禪諸先生，以不同的創作風格，擴展學生的視野。對於其些撰文抨擊過自己的思想保守的書畫家，悲鴻先生也視其專業之長保留教職、以禮相待。這種豁達磊落的襟懷，的確是難能可貴的。悲鴻先生的愛生愛才、虔誠奉獻，基於摯愛中華民族振興美術事業的神聖使命，所以令人崇敬。
上世紀20年代初，悲鴻先生就有在中國建立外國美術陳列館的設想，當時，曾向政府呼籲先籌資部分，購買歐洲油畫原作，但未如願。在同學、友人的協助下，自己陸續出資收藏了幾幅西方名家的原作。悲鴻先生在上海漸有影響之後，結識了不少名門望族和藝術界頭面人物，如康有為、蔣梅笙、蔡元培、陳師曾、陳尹默、梅蘭芳等，通過交往，接觸了大量歷代著名書畫，經潛心研究，鑒賞能力日益提高，日積月累地逐漸奠定了個人的系列收藏。先生視為“悲鴻生命”的“八十七神仙卷”就是從外籍收藏家中得到的精品。幾十年來，先生除生活必須的開支以外，絕大多數收入用來購買了古今中外名家字畫和藝術品，先生在填寫人事檔案中“擅長專業”一欄不寫美術也不寫教學，而常常填的是“能鑒別古今中外藝術只優劣。”先生曾説“學畫當先學鑒別，為的是目中有畫”。這是很有見地的。悲鴻先生在病危之時，囑託夫人廖靜文，將他的1200件作品和多年收藏的1000余件唐宋以來的書畫、藝術品和數千件畫冊資料等全部獻給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