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鴻先生留給世人的印象，自然首先是藝術大師、美術教育家。他説:“中國多能文之士，後生小子，終不敢於文章一道，妄作解人。”此自謙之語，實則他各體兼善，僅就此書收錄而言，近百篇文章，囊括個人自傳、雜感隨想、學術講演、序跋品題等。一路讀來，如行落英繽紛的小徑，引人左右採擷。開篇《悲鴻自述》，文采雋永、融匯經史，頗具古文法度，正是丹青之外，徐悲鴻的代表作。

寫實主義美學觀是徐悲鴻終生信守不渝的創作原則，由此出發，他對從事藝術的態度也出示著極為嚴苛的標準。比如隨筆中經常談到“有所謂‘巧’字，是研究藝術者之大敵”，初看似乎不解，其實他擔心的是表面上的粉飾精巧會掩蓋對事物精心摹寫、精礪觀察的缺失。他有一段話闡明藝術精進之過程，發人深省:“二十歲至三十歲，為吾人憑全副精力觀察種種物象之期，三十以後，精力不甚健全，斯時之創作全恃經驗記憶及一時之感覺，故須在三十以前養成一種至熟至準確之力量，而後製作可以自由。”一生成敗端賴二三十歲時的刻苦用功，此期間必得“分析精密之物象，涵養素描功夫”，方可將來成其大、成其自由。反之，在年輕的時候就貪求取巧捷徑，則等同於因循守舊，“巧之所得，每將就現成，即自安其境、不復精求。”至於輕慢這一過程而直接跨入所謂“藝術自由”者則更顯膚淺。

徐悲鴻追求以誠篤之心性、切實之功夫來淬煉“至熟至準確之力量”，由此認定“巧”乃“研究藝術者之大敵”。既可見出大轉型時代中藝術大師的苦心孤詣，也促使人追問:在任何藝術、文化創作過程中，是不是都有一個“素描”起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