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國立台灣美術館”執行的“藝術銀行”籌備工作，經過數月的努力，目前已完成作品公開徵集、審選和議價的部分工作。若以“國立台灣美術館”稍早整理送件作品的概念看來，明顯強調收件的總數高達3,200余件。這種以“件”而不以“藝術家”為核心單位的評選做法，不無潛在誤區，值得藝術銀行的執行者深思。
雖説藝術銀行儲備的是藝術品，仍應以“藝術家”是否值得投資做為根本的檢驗要件，尤其我們都同處“當代”。更直接地説，藝術家的潛力和表現如果看不出長遠性，藝術銀行的投資勢必失敗。與其零散地考慮個別的作品是否合適租賃的展示功能，藝術銀行的操盤更應兼顧以“藝術家”為單位的投資思考。終極説來，只有“藝術家”兼具才華、潛力與未來性，同時，能持續創作，保持活躍，不斷提升自己的藝術，其作品才可能在藝術市場，甚至藝術史上受到終極的青睞。因此，與其讓評審委員零零碎碎地選件，“藝術銀行”更應以“藝術家”做為投資標的，確認其作品值得購藏，以保障未來成功及增值的空間。
其次，崛起中的藝術家及其作品的優異性暨潛力，如何在審選的過程中，更細緻地受到掌握及討論？這也考驗著藝術銀行操盤者的專業度、經驗力度與智慧。有必要提醒的是，以藝術銀行目前已招募的行政組成，幾乎都是十分不熟稔藝壇生態的生手，對市場面既無深刻認識與了解，也對台灣藝術創作的實際面向極為陌生。這是值得注意且亟待提升的課題。在這種現狀之下，藝術銀行如何邀約、延攬，並組成一個充分且持續有效的專業審選委員會，儘量確保藝術銀行投資的績效，進而在未來可堪檢驗，這是極為迫切的當務之急。
藝術銀行既然成為新的官方藝術體制，資源如何整合或創造，也很值得關注。誠如上次已經提及，文化部已經握有的藝術品購藏資源當中，行之有年的“青年藝術作品購藏徵件計劃”和眼前“藝術銀行”的購藏規畫，應有必要在資源上重整。原因很簡單，這兩項購藏計劃在精神和本質上顯有重疊之處。眼前開源不足，經費繼續拮據，卻有兩筆資源共同挹注在青年、新手，甚至許多並非全職專業的藝術家身上，的確值得商榷。對比之下，許許多多年紀稍長，理應是台灣藝壇中流砥柱，尤其是30到40歲以上的青壯專業藝術家，如果受不到商業畫廊青睞，其資源反而甚少，這是值得文化部做整體思考並調整的。而且，藝術銀行是否需要一味強調購藏未成名年輕創作者的較便宜—相對也較不成熟—的作品，也是很值得商榷。
再者，藝術銀行既然同步強調租賃展示的項目，意味著可以為官方和民間的公共空間服務，促進與提升藝術審美的附加價值及功用。就此而論，自1990年代後期以來，同樣由官方推動的“公共藝術”，或許也應一併考慮是否能與“藝術銀行”的租賃展示業務，做關鍵性的整合；藉此，矯正“公共藝術”已見且深受詬病的大而無當，甚至變相成為國家文化資源的虛擲或浪費。倘若“公共藝術”能夠基金化，使其資源更有效地與藝術銀行搭配並結合；那麼，藝術銀行的資源也能擴大。可以期待的是，透過藝術銀行的展覽策畫，或可塑造更富彈性的多元審美及變化，替代現行許多無謂且令人困擾的公共藝術設置。這對公民審美而言，可能是一個更值得期待的良方。藉此，不但有更多藝術家可以因為藝術銀行的購藏而受惠，政府官僚與社會公眾也可以因此而享受更豐富有趣的藝術展示，以達到真正的公共視覺饗宴。
公共藝術的執行若能與藝術銀行的業務結合，不但有助於專業效益，也會創造更多可長可久的專業人才。更具體地説，原本各官方機構深為所苦的“公共藝術”執行暨作品設置小組的業務，就能順理成章地委由“藝術銀行”的策展和行政隊伍，提供更專業的服務。若然，外行可以真正讓位給內行。而藝術銀行的壯大，也可以讓更多藝術界專業的行政和策展人才適得其所，進而培養與訓練出更多的長才。就此而言，文化部如何創造渠道，使公共藝術業務可以和藝術銀行産生互動與整合，這是很值得期待的一項嘗試。倘若能夠成功，藝術銀行也會成為策展和行政人才的培養暨匯流之所。因此，我更期待文化部在推動藝術銀行業務的同時，不應過度保守，而應規畫長遠，期為藝術界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與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