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一個雨水瀝瀝的下午，尼奧曼·馬斯裏阿迪（Nyoman Masriadi）坐在日惹北部的這座奢華的家宅兼工作室裏抽著煙，這座爪哇島上的城市已經是印度尼西亞的非官方藝術首都。他點燃一根萬寶路，指著和他的房子相鄰的水稻田説他最近剛剛把這些地買了下來。我問他打算用這些地做什麼。“可能會建一個新工作室”他的話語間聽不出分毫著急的感覺。市場對他那些腫脹、卡通式人物的扭曲畫作的需求，也讓他不用著急，可以只在自己想創作的時候再動手。
在西方藝術世界裏，馬斯裏阿迪是這一地區最成功的當代藝術家。他的三聯畫《班珠爾來的人（最後一輪）》（2000）是一篇強有力的印尼政治寓言，2008年在香港蘇富比以782萬港元拍出，當時是東南亞藝術家的拍賣紀錄。這個價格最高估價的五倍多——這對一個10年前還在老家巴厘島上買畫給遊客度日的人來説非常不錯了。現在他是新加坡 Gajah 畫廊和紐約 Paul Kasmin 的簽約藝術家。
40歲的馬斯裏阿迪也不過是印尼眾多重要藝術家之一，在過去十年裏，這些藝術家令印尼成為該地區藝術重要勢力。這一點的最新一次證明發生在今年1月，當時 Art Stage 新加坡藝博會設立了一個印尼館，在其中策劃了一場36名藝術家和團體組成的群展。藝博會主展區裏有四家印尼畫廊，柏林 Arndt 和南韓阿拉裏奧等國際交易商展出了印尼藝術家的作品。
國際藏家和交易商正在開始注意到這一點，這跟過去幾年裏世界各地的博物館和藝博會出現的大量展覽有關。2010年法國藝博會 Art Paris + Guests 舉辦了「澆過水的草坪更綠」（The Grass Looks Greener Where You Water it），收入的皆為印尼藝術家的作品。2011年夏天在巴黎的路易威登文化中心的變形：“印度尼西亞神話”（Trans-figurations: Mythologies Indonésiennes）吸引了5萬人前來觀展，同時在倫敦 Saatchi 畫廊還有“印度尼西亞之眼：幻想與現實”。
在去年夏天的印尼之行中，我見識了一個多樣的、充滿活力的藝術家社群，創作著越來越面向全球的精彩作品。蘇富比和佳士得在雅加達設有辦事處，高古軒畫廊也有。Gajah 這樣的區域畫廊作為印尼作品重要交易商也在日惹設有分支。它們在這裡是和藝術家建立關係，以確保作品來源的，同時也是希望培養一個新型的藏家群體。余德耀（Budi Tek）、黃鴻仁（Oei Hong Djien）、Alex Tejada和林運強（Deddy Kusuma）是當地最著名的藏家，但遠不止這幾位。
這不是印尼藝術家第一次有走向世界的機會。1990年代，它們的作品趁著市場和博物館勃興而露面，像達丹·克裏斯坦托（Dadang Christanto）、黑利·多諾（Heri Dono）、FX·哈索諾（FX Harsono）和阿古斯·蘇瓦吉（Agus Suwage）這樣的藝術家經常出現在國際雙年展和畫廊、博物館展中。
然而，由於缺乏畫廊和拍賣基礎設施，藝術家要找到演進和成長的支援是很困難的。1990年代末的亞洲金融危機——當然還有1998年蘇哈托下臺後的經濟和政治動蕩——阻礙了本土和海外藏家群體的形成。與此同時中國在經濟和文化實力上的崛起也遮擋了印尼藝術家的光彩。這些紛擾與2005年一掃而光，印尼在那一年的威尼斯雙年展上設立了國家館，介紹了四名藝術家的作品：努爾·易卜拉欣（Noor Ibrahim）、克裏斯那·穆爾蒂（Krisna Murti）、亞尼·馬利阿尼·薩斯特蘭內加拉（Yani Mariani Sastranegara）和恩譚·維哈索（Entang Wiharso）。
時代變了：世界第四人口大國印尼正在經歷一次資源驅動的經濟奇跡，GDP年增速達6.5%。《經濟學人》雜誌預測到2030年該國GDP將超越英國。有錢人希望能進入富有的階層，通過購買藝術品來展示他們的品味。需求推動了價格，反過來也促進了對本地畫廊和拍賣基礎設施的投入。今天在雅加達至少有五家成規模的拍賣行，幾十家商業畫廊，萬隆和日惹這些很多藝術家選擇居住的安靜城市還有更多。不幸的是博物館和非營利空間非常少，而且彼此相隔很遠，在收藏和展示方面的標準遠遠落後於西方，只有日惹的 Cemeti 藝術之家是個例外——即便是這裡，基礎設施也只是最起碼的。這些發展的關鍵性轉折是今年威尼斯雙年展上的印尼館重新啟動，收入了 Sri Astari、Eko Nugroho、Albert Yonathan Setiawan、Titarubi 以及捲土重來的 Wiharso 的作品。
除了畫廊和拍賣中藝術品價格的上漲，國際藝術市場對印尼藝術刮目相看的最重要原因是它發生了變化。它現在更國際化，本土社會或政治問題的關注沒那麼明顯了。在蘇哈托執政期間以及之後，印尼藝術家在和貧困、腐敗和軍事、政治權力濫用的對抗和揭露上表現出了勇氣。他們的作品因此得到國際批評家和策展人的青睞，但許多作品被封禁了。其中一些藝術家入獄。克裏斯坦托還因自己的政治作品而于1999年前往澳大利亞避難。另一些藝術家去了歐洲。
如今政治極權得到了緩解，公民社會更有凝聚力，藝術家可以著眼于更廣泛的主題。這是本土和海外的藏家都樂於看到的。香港拍賣行是該地區蒸蒸日上的藝術市場的一片小天地。佳士得和蘇富比今年在亞洲拓展了它們的業務，正在向全世界大力推廣印尼藝術。2009年5月香港佳士得的東南亞現當代藝術拍賣共成交260萬美元；蘇富比春拍收入370萬美元。到了2010年這個數字翻了一倍。2011年佳士得的東南亞現當代總成交額達634萬美元。
蘇富比中國和東南亞總監、東南亞繪畫部門主管莫錦川（Mok Kim Chuan）在新加坡説：“蘇富比這樣的國際拍賣行是在1990年代進入這個市場的。此後我們一直在印尼藝術領域——現當代藝術——扮演重要的角色，把它介紹給一個更大範圍的受眾群，這個受眾群反過來也刺激了該領域的興趣和需求，從而引起近年的價格穩步上升。”
佳士得也不甘示弱。“2011年下半年和2012年，我們看到對20世紀印尼藝術的興趣有明顯的上升，同時當代藝術的市場也在拓展，」佳士得東南亞地區20世紀和當代亞洲藝術專家王子能説。「許多年輕的外國買家正在用印尼藝術來打造自己的收藏，其中包括那些從戰後到1980年代的錢被藝術家前輩藝術家。與此同時，當代印尼藝術的市場也在地域上出現了擴張，來自歐洲、中東、美國的新買家浮現，對傳統的印尼和東南亞藝術藏家群體構成補充。”
這樣的市場成功刺激了競爭。曾任佳士得印尼市場代表的阿馬莉亞·維爾約諾（Amalia Wirjono）現在供職于香港高古軒的雅加達辦事處，她的工作是搜尋作品，與重要的當地藏家建立關係。這個熱情而直率的女人擔當起了祖國藝術家的大使，極具説服力。“這些藝術家的名字今後會不斷聽到的”她説。“不只是因為他們聰明、有才華，印尼一直都有才華橫溢的藝術家。而是我們現在有藏家了，這些藏家對藝術家有信心。整體的意識出現了真正的轉變。人們開始意識到我們現在有些什麼。我們以前從來沒表現出這樣的堅定過，這種信念和投入。”
維爾約諾是我的雅加達之行的嚮導，她帶我走訪了當地的藝術圈，當然還有全世界最糟糕的交通擁堵。雅加達擁有兩家印尼最大的拍賣行 Larasati 和 Borobudur，它們在其他國家也有分支機構，在歐洲設有辦事處，多數好一些的畫廊也在這裡。Ark、Nadi、Vanessa、Mon Décor 和 Edwin's 是其中最出名的，將印尼現當代藝術和當地手工藝品融合了起來，包括在收藏界非常受歡迎的木雕。除了印尼藝術家，中國藝術也是很受歡迎的，例如方力鈞和張洹，還有毛裏奇奧·卡特蘭、安東尼·戈姆利、安塞爾姆·基弗等西方藝術家。
華裔印尼人林運強也收藏了大量重要的中國（張洹、王廣義和岳敏君等）和西方（羅丹、博特羅）現當代藝術家，此外也有許多印尼藝術家，如 Affandi、Astari、Badruzzaman、Dono 和 Nugroho。他還在收藏，買了35年的藝術品後，他現在已經把腳步放慢了。在他位於一座高爾夫球場邊的家中陳列著著自己最喜歡的藝術品，他回憶了自己購買第一件馬斯裏阿迪作品《Diet Sudah Berakhir》（1999）的情形，這幅畫現在和藝術家的其他作品一起挂在他家裏。當時他是在巴厘 Ubud 的一家畫廊裏花1000美元買的。
日惹的生活悠閒而舒適，很容易理解為什麼藝術家不住在雅加達，要住在這裡。此外印尼最好的藝術學院——印尼藝術學院——也在日惹。多數藝術家在城市的南部工作和生活，那裏是老殖民區，有許多矗立在稻田間的老房子，包括 Cemeti 藝術之家。藝術之家是印尼第一間當代藝術空間，在當地和該地區是有名的年輕藝術家孵化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