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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法國Artprice公司做的調查報告，純粹從拍賣市場收益率來看，中國位居首位，佔的份額是33%。在城市的排行當中，北京是23億美元，僅次於紐約，排名第二。有分析者認為未來全球藝術品市場的發展的中心在北京。2012年Artprice發佈了新一輪當代藝術品交易情況以及全球藝術市場主要發展趨勢的分析報告。報告稱，總體而言，過去一年最顯著的變化無疑是藝術市場的地緣政治正從西方轉向東方。中國買家對本土化作品的固執趣味，促使中國當代藝術家作品價格如直升機一般急速飆升。收藏的傳奇總是伴隨著趣味的變化，上世紀90年代來自日本大阪的小山弘子創造的藝術品收藏傳奇，隨著她開始生物農業方面的投資，古董市場的一大推動力幾乎就消失了。收藏者或者收藏群體的趣味在全球化的進程中也在發生變化，但變化總是一步步形成的。全球藝博會都在打造各自藝博會的特色，與其他區域的同行拉開距離的同時，也在希望對方的受眾群體打破趣味的局限接受非本土化的趣味。
美國現代藝術收藏家艾萊娜-丹豪塞(E.
Dannhauser)講過一個小故事：“我還記得，有一次傳言説，我在303畫廊購買了一幅蘇·威廉的作品，這個傳言是對的，我一離開，他的作品就被全賣空了。”趣味的影響力背後是文化長期的積澱和雄厚財力的支撐。國內藝博會從雄心勃勃的國際化，到逐漸參展畫廊“本土化”成為很現實的問題。在文化趣味的選擇差異之外，藝術品的關稅、藝術品保險、藝術品物流、藝術品倉儲等等硬軟體的缺位同樣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口味的調整
2007年8月年爆發的美國次貸危機，影響了全球藝術市場的發展，西方的畫廊開始進入香港，合作代理中國藝術家，口味的差異正在變化。對於國內的藝術機構要進入更大的市場環境，是否也存在口味的調整？“藝術北京”執行總監董夢陽講到：“有時候我們在談國際化的過程中，想到一但國際化好像是八國聯軍全來了，感覺比較國際化。在中國今天這個階段，很多東西在操作層面上可能更容易一起來借鑒他們的國際化的標準，國際現代化的標準，內容方面更是需要我們這兒的人的需求，但是你要不是本著這麼一個想法就很難生存，你總是弄點兒外國人需求的或者是那兒的人需求的東西，這件事情就不靠譜。包括藝術也是一樣，這兒的人們能夠接受，願意接受的東西，要一點、一點來。我不是説西方的東西不好，西方的東西，恰恰相反，西方的近代文明，他們的貢獻有時候比我們還大，但是大家一下難以接受，中國人很多人沒有看到印象派，現代主義那些偉大的作品。還沒有見到過，見到了可能還無動於衷，因為很多東西是需要一點點地來的。可能在接觸他願意接觸的藝術，願意接觸他能讀懂的藝術，本民族或者是跟東方文化有關係的東西，逐漸地接納一些更多的藝術品，這需要一步、一步的培養。因為我們在這麼一個全球化的過程中，中國這麼一個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我們軟體嚴重滯後，教育嚴重滯後，這種東西又不可能讓你迅速的，也像我們的GDP那樣追趕，它就是需要一年、一年日積月累的，甚至一代、一代的改變，改變我們人的素質，這樣我覺得才是。我覺得沒關係了，既然我們晚了，我們上路重要，一點一點來。
現在“藝術北京”還有有1/3是來自於海外的畫廊，但是我們需要的是今天我們從文化角度講，西方的藝術，尤其當代藝術對我們來説接受起來真是難上加難，完全有點兒天方夜譚，對中國的受眾來説，這是一個現實的情況，這些畫廊來了，西方的畫廊很重要一點，人家來不是傳播文明的，是做市場來了。這是直接的目的，要銷售。中國是有錢了，滿街的好車，但是沒有人買他們的藝術品，沒有人認識他的東西，不能説曲高和寡，是大家還對不上。
另一方面我們又需要他們的操作，我更希望行業通過學習對方的經驗提升自己。我們也是這麼一個空間，人家也是那麼一個空間，為什麼有那麼大的産值，有那麼大的能量呢？這裡面有很多操作層面的價值和技術含量在裏邊。所以我倒是覺得未來有了北京畫廊協會，是否可以請一些畫廊來做講座，來這兒參與，大家同場來交流，就像我們的足球一樣，我們特別的希望跟巴西隊踢球，給你一百萬美金，能跟我踢場嗎？人家還不跟你踢，給你四百萬還不踢，沒有辦法，花多少錢都不行，請不來，咱們特別想和一流的球隊過過腳，長進長進，我覺得我們感謝今天中國的大環境，其實是可以吸引很多行業人員來的。足球是另當別論了，中國很多西方一流的畫廊願意來到中國，我想下一步會做一些標桿性的畫廊，請一些過來，和我們的行業做一些交流，做一些講座，協會未來也要做很多這種教育，這種教育不僅是對收藏界，還是對行業的教育，要講授這些東西，使我們的行業發展起來，使行業自信起來，把行業發展起來，藝術才能有更好的發展，未來會要做這些工作。”
本土化的諸多背景
程昕東國際當代藝術中心負責人程昕東(北京畫廊協會首屆會長)，在談到國內藝博會越來越本土化的問題時講到：“我們的關稅這麼高，怎麼可能能夠吸引國際上好的畫廊來參加呢？哪怕是降低了6%，畢竟全部加起來還是24%的各種稅收，香港是零，台灣五點五，新加坡是七，所有的稅加起來，競爭性就不夠了，再有我們有政治審查制度，進來的作品，展什麼？有一些作品稍微涉及到一些比較敏感的話題，就不讓展覽，種種的情況，國外的畫廊來中國試水，參加這個活動，就受到某種體制上的障礙，同時確實實實在在地説，我們並沒有擁有一個真正的收藏群體，也沒有一個自覺的消費文化藝術的一個階層。即便有一些個案，有一些人，但是他不是一群人，量不夠多，怎能支援一個藝博會的成長和發展？”
改變中國本土的口味 那就是改變世界
董夢陽認為本土化的背後不僅僅是一些硬體環境的問題，更多的是在自身的文化上：“幾方面，一方面他們代理的藝術家更多一些，從文化角度講大家更容易接受一些，先接觸藝術，有一些人雖然很有錢、很有什麼....。.但是他們不接觸藝術或者覺得藝術跟他沒有關係。或者他願意接觸和他們有關係的藝術，他們覺得這個事，他也願意去做。另外，就是行業的問題。其實我們還要扶植行業，畫廊作為一級市場的行業，我認為不能夠有很好的發展和健康的發展，市場會很亂，就像以前的市場一樣，國畫市場一樣，真假難辨，什麼都是混亂不堪，誰都可以去買賣東西，沒有制約，這兩點就變得對我們今天來説很重要。一個是本土的畫廊更多一些東方文化的東西，大家可能更願意接受。第三點，區分一下，因為北京周圍各個區域市場都有博覽會，都有自己各自的地方，ARTHK香港是什麼樣子的，西方的藝術博覽會是什麼樣，台北是什麼樣的，我倒是覺得做出個形象很容易，怎麼區別於他們？
中國的體量，一個十幾億的國家，這麼一個形象也挺鮮明的，同時我也談到，我們改變本土的人。全球大概有五千萬以上的國家沒有幾個，在中國算一個，中國何止五千萬，但是真的改變了中國的五千萬人，甚至改變一個大國的人口對藝術的認識和需求的時候，那就是改變世界，同時那就是全球最大的藝術市場，這件事情變得我們沒有必要那麼捨近求遠，他們需要什麼就來什麼、做什麼，等於引領他們，做到一個正確的路上，走到跟藝術有關係的一個領域中去，我覺得這就是給世界最大的貢獻，這麼些人，在追求文明，在追求藝術、追求美好的時候，這個國家的形象也是不一樣的。國家現在也談軟實力，有的時候現在是土財主形象，土財主也沒有關係了，你努力去學習，努力增加你的文化，增加你的藝術修養，就變成紳士，變成貴族，有社會責任感，這個國家就是一種真正有能力的國家，而且有時候我們去看西方喜歡什麼，其實説出來的就是文明，喜歡它的文明。我們今天似乎財富有那麼多的時候，還是有著離文明遠了許多，還不能夠在一個民族之林中跟人去平起平坐，雖然我們總説我們有幾千年的文化，但是沒有很好地繼承和弘揚，這個只能是説以前的話了，現在我們應該做什麼？”
懼怕無人喝彩
作為進入國際藝術市場競爭環境的畫廊，或許擔憂都是相通的，程昕東在談到畫廊參與國際競爭時講到：“一方面是我們的實力到沒到，能不能自由地參加五到六個國際大的藝術博覽會，有沒有被選中的可能性，要申請，你還要被選中，沒有話語權，被動的參與過程。另外還有一點，如果藝術家的東西，好的藝術資源被搶購以後剩下的沒有什麼藝術價值了，一下子就把你拉到二線的畫廊上去了，怎麼經營啊？這些都是問題，而且我們能不能真的以全球化的方式，國際化的語言進行對接，也是我們專業領域，還是以特別本土的方式走，但是走不遠，語言也不行，對接也不行，如果資源對接得上還可以，都暴露出來了。也就是我們的成長時間不夠，我們的積累不夠，工作方法上都有問題。我們只是了解了規矩，了解了這個舞臺是怎麼回事，真讓你站在舞台中間去表演的話，羞澀嗎？就是敢不敢演，現在大家都敢演，但是表演的話有沒有人鼓掌，也沒有人參與你，給你捧場，你在那兒表演，一看台下沒人，信心都沒有了，那不是很失落嘛。”
未來的憂患
不斷變化的市場，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各個市場的優劣勢也在不斷轉變。程昕東對目前的市場環境狀態堪憂，他認為：“特別典型的上海世博會以前有一個上海藝術博覽會，上海當代藝術博覽會，開始期待很高，正因為我上面談到的這些技術問題，現在衰落得很快。從08年以後，反而香港藝博會五年到六年時間，目前唯一對亞洲藝術博覽會最看好的就是香港，就拱手把這個平臺讓出去了。香港的經濟社會環境有服務，各個方面的服務，而且他們各個方面服務的態度，讓國外的參展單位感覺到很舒服，在我們這兒是不容易的，再加上剛才我談到的這些問題。肯定香港自然就在這個位置了。至於未來，如果我們不看到這些問題，不馬上採取一些措施，未來全球化過程當中，最起碼有一些我們已有的優勢都會由於這些問題消解掉。北京恰恰是中國文化中心，各種條件都有，傳統文化的積澱，文化遺産肯定比香港要好很多，比周圍哪個地區差？五千年文化積累濃縮到這兒的時候，但是卻成不了一個國際交流對接的真正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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