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國著名當代藝術批評家彭德關於郭鳳怡作品的評論引起了當代藝術圈內的一些爭議。彭德在他的《郭鳳怡現象》一文中寫道“郭鳳怡被請進威尼斯雙年展主題展，無異於嘲弄中國當代藝術。用郭鳳怡的圖畫印證中國，意味著中國藝術界沒有思想，沒有文化，也沒有當代”。“ 如果硬性識讀郭鳳怡的畫面內涵，將重蹈文革期間西安的一個惡作劇：紅衛兵找了一張宣紙，貼在一個烙餅上，做成拓片，酷似一圈遠古器皿上的符號，責成一位考古學權威識讀。”
剛讀到彭德的這些觀點的確有些意外，因為彭德畢竟是中國當代藝術界較著名的批評家，而且還是美院的資深教授。但細想起來又覺得非常正常，因為中國大學的藝術教授又有幾個能脫離書本知識和固有的經驗去面對自由的藝術呢。不過，相比之下彭德應該算是中國大學藝術教授中儲備書本知識最多最廣泛的教授之一，也可以説彭德是中國藝術院校中最敬業的教授之一，我們甚至還可以説彭德就是中國藝術院校教授的傑出代表。
彭教授之所以對郭鳳怡作品參加威尼斯雙年展主題展感到難以接受，是因為郭鳳怡作品在他的知識經驗系統中就是“鬼畫符”和“裝神弄鬼”，讓“鬼畫符”和“裝神弄鬼”進入威尼斯雙年展主題展這樣的學術殿堂豈不太荒唐可笑了嗎。其實依照彭教授的那個思維邏輯進行判斷推理是沒有錯的，錯的是他大腦中的思維邏輯和知識系統，遺憾的是彭教授沒有發現自己大腦中那個思維邏輯和知識系統中的錯誤，客觀地説是威尼斯雙年展的識別系統與彭教授的系統不比配。對此，我們一定要做出誰對誰錯的判斷，這是野蠻的，但問題是彭教授堅持認為郭鳳怡作品參加威尼斯雙年展主題展是一個荒唐可笑的錯誤，這對於一個著名當代藝術批評家而言就不能説不是一個錯誤了。
對於威尼斯雙年展選擇郭鳳怡作品在我看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一，不斷邀請非專業人士參加國際性當代藝術展已成為今天的一種慣例，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一方面是因為專業技術在藝術中已顯得不再像過去那麼重要，另一方面，藝術向日常生活回歸也是藝術自身發展的需要。其二，世界對中國依然保持著濃厚的興趣，但向世界提什麼樣的中國作品這對於策展人的確是一個不小的挑戰。他們選擇郭鳳怡我以為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在彭教授撰寫了《郭鳳怡現象》批評文章後就進一步證明了他們選擇的正確性。郭鳳怡作品不僅滿足了國外觀眾的審美趣味，同時也有助於拓展中國人的藝術思維界線。當然，欲實現拓展中國人的藝術思維界線是需要有中國人響應的，《郭鳳怡現象》使這個響應得到了具體落實，從這個意義上説彭德的確為這次威尼斯雙年展主題展做出了自己的積極貢獻，雖然他不一定願意接受這個“貢獻”。
《郭鳳怡現象》的貢獻至少可以表現在以下兩點：一、不自覺地揭露了中國藝術教育和中國人審美思維的缺陷。中國人的審美思維形成其實正是中國式藝術教育的産物，所謂中國式藝術教育就是推崇傳承、經驗、規範的封閉式思維，對於突破這個系統界線之外的一切存在採取漠視和排斥的態度。二、通過“郭鳳怡現象”來促進中國人對自身文化、藝術和思維方式的反思。如是否應該繼續漠視和排斥那些屬於個人的獨特生命體驗，以及迷信權威和書本知識等。
現在重新認識郭鳳怡參加威尼斯雙年展主題展的作品，至於它是鬼畫符、民間藝術，還是當代藝術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她的作品的確引起了中國藝術界的關注、爭議和反思，並有可能對中國當代藝術的現狀産生進一步的影響，這應當正是威尼斯雙年展策展人追求的一個重要目標。也許有人會提出這樣的疑問，即中國的文化變革和超越是不是一定離不開外力的作用，答案是肯定的，因為能夠接受外力的作用至少可以表明那個接受外力作用的機體不僅是開放的，而且也具有自我變革和超越的訴求，如果那個接受外力作用的機體是封閉的，以及自我缺乏變革和超越的訴求，這時，外力欲實現它的作用就會顯得異常困難。這些在中國歷史中是得到不斷驗證的。
彭德教授可能有一點怎麼也想不通，中國如此眾多的專業藝術學院校嘔心瀝血培養了那麼多學士、碩士和博士難道就不如一個對藝術一無所知的“跳大神”的郭鳳怡。其實真正的藝術家不一定都需要接受學校的系統教育，尤其是接受中國式的系統藝術教育。如果説郭鳳怡有什麼勝過中國學士、碩士和博士的地方，我認為就在於她能夠自由地表現出屬於她自己個人的生命體驗，而這種自由表現自己生命體驗的能力恰恰是中國教授和學生們普遍缺乏的，而這種能力的缺乏又恰恰是中國藝術家們普遍存在的通病。所以對於郭鳳怡的作品，我認為對於中國藝術界而言正視它一定比排斥它更有意義，正視它至少有助於我們去拓展自己精神的生存發展空間，我們的精神和藝術也許會因此而變得更加開放多元和自由。如果人人都能像郭鳳怡那樣用畫筆自由地表現自己內心的體會和感受，這難道不值得慶賀嗎？反之，如果我們對經驗世界之外的生命與精神存在繼續採取排斥，我們又將會是一個什麼樣的下場呢？對此，彭德教授應該是不難想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