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多德（Philip Dodd）藝術文化顧問、BBC廣播著名主播、作家。曾擔任倫敦當代藝術機構（ICA）館長。1998年曾隨前英國首相布萊爾來華訪問，從此和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2004年創立多德創意顧問公司，曾擔任香港藝術博覽會顧問，上海世博會英國館顧問，鄂爾多斯城市發展文化策略顧問。
曾梵志倫敦高古軒個展現場 Zeng Fanzhi Studio. Courtesy Gagosian Gallery Photo Mike Bruce
幾個星期之前，曾梵志來到了倫敦。他的個展在作為高古軒帝國（目前擁有從香港到紐約的11家畫廊）前哨站的倫敦高古軒畫廊開幕。此次展覽規模盛大，畫作在畫廊墻上看起來相得益彰。開幕晚宴選在了倫敦最高級的酒店，嘉賓名單格外引人注目——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是幾乎所有重要的主流媒體對此次展覽均有報道。英國《金融時報》盛讚這是一個重要的展覽，而曾梵志更被譽為具有全球重要地位的藝術家。
對於中國的藝術圈來説，對曾梵志的讚譽當然不是什麼新聞。但是作為中國和中國藝術走向西方世界的一個標誌，這是一個重要的時刻。在西方舉辦的中國藝術家的大型展覽，尤其是在美術館裏，往往打著“中國藝術”的旗號，似乎這些藝術家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為他們來自中國。（在我撰寫這篇文章的同時，倫敦Saatchi畫廊正在舉辦一場名為“香港眼”的中國香港藝術家的畫展，之前舉辦的同系列畫展包括“南韓眼”和“印尼眼”）。但是這樣的狀況正在改變——大部分重要的西方商業畫廊都已經代理至少一位中國藝術家，例如高古軒有曾梵志，白立方有張洹，利森畫廊在艾未未之後剛剛與劉曉東達成了代理協議。
我的一些中國和西方的朋友認為這些畫廊並不是真正對中國藝術家感興趣，而只是通過他們吸引中國的藏家。在西方經濟陷入困境以後，西方的畫廊急於尋求新的藏家群體——例如中東和中國，來銷售他們的庫存。
在我看來這並不是事實，且過於偏激。中國藝術推向西方是當今一個更大趨勢的一部分。一個星期之前，我的一位有影響力的朋友在電話中向我透露，中國的一位企業客戶向一家著名的英國足球俱樂部（類似曼聯或利物浦）提出了收購意向；同時中國遊客已經佔據歐洲海外遊客的最大份額；而中國留學生早已是美國和英國數量最多的海外留學生群體。
走向西方的速度正在加快，中國藝術圈的動作只是這個大浪潮的一個部分。問題就是中國藝術家，中國畫廊，甚至中國的藏家在全球化的進程中面對的困難是哪些？經過120餘年的發展，全球藝術圈基本上完全根據西方模式和標準建立起來。我覺得在一定程度上西方對於交出權力是很不情願的。
讓我們嘗試解決來自中國的藝術家在加入全球藝術圈時遇到的困難。首先，西方對於中國當代藝術的歷史和多樣性有著嚴重的忽視，更不用説中國繪畫的悠久歷史。有一小部分中國藝術家被推向了全球並且受到了應有的肯定，然而有趣的是他們之中的大多數都曾在西方待過一段時間或者在國外接受過教育——這裡麵包括蔡國強，徐冰，張洹，谷文達，艾未未等知名藝術家。
那麼近30年來在中國大量涌現的抽象藝術情況又是怎麼樣的呢？如何向西方説明這些藝術形式並不是從西方抽象藝術如康定斯基、羅斯科發展而來的呢？一種策略是在中國策劃一系列展覽並在西方巡展，這些展覽需要得到西方美術館的協作和支援。一個可以充分展示中國過去30年抽象藝術發展的豐富性和多樣性的展覽，對於説服西方認同中國藝術並不僅是四五個被藏家熟知的名字將有很大的幫助。
對於剛剛結束的倫敦Hayward畫廊的那次展覽我持保留態度，但是至少它為近30年來的中國裝置藝術家提供了一個平臺。中國裝置藝術在西方鮮為人知，儘管這次展覽包含汪建偉的作品，他是一位優秀的藝術家並曾在巴黎蓬皮杜等多個地方舉辦過展覽。但是西方真正需要的是在商業畫廊或美術館舉辦的一系列個展，使西方觀眾有機會看到一位藝術家創作的發展歷程。現在有太多打著“中國”旗號的群展，參展藝術家太多而每位能展示的作品不過一兩件。
在西方，先不論好壞，商業畫廊代理的藝術家往往可以確保進入美術館舉辦展覽。所以曾梵志被高古軒代理之後將很有可能獲得在美術館舉辦個展的機會，而對比同為優秀藝術家的劉煒，由於尚未被西方畫廊代理，這樣的機會就比較渺茫。畫廊為藝術家提供了平臺，同時也為博物館提供了一定的資金支援——這就是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雖然這種狀況並不是我想看到的。
如果想要成功地推向世界，並且避免本國藝術家被大型國際畫廊擇優挑選，中國的藝術圈需要發展出自己的全球戰略，或者説中國的企業需要考慮這個問題。
如果僅僅是一小撥中國藝術家被世界藝術圈所接納，而西方仍然保持著偏見並忽視自1979年星星美展之後中國藝術發展出來的豐富性與複雜性，那將是21世紀的一大悲劇，不管是對中國還是對世界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