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定窯蓮花紋大碗高11.5釐米 直徑24.8釐米 薩繆爾·彼得斯1926年饋贈紐約大都 會博物館 ARTstor供圖
在重新整理、陳列的6件鈞窯器中，有一件瓷枕以往曾被普遍認為是宋代的，其面書寫著一個大大的“枕”字，如今它被確定為金、元時期的作品。3件標明為宋代鈞窯器的作品，都是小件器物，其中的鈞窯帶蓋小罐是一件十分精美的鈞窯器(圖6)。小罐通體圓潤，自口沿處向下逐漸外張，至罐腰下身陡然收縮內斂，至圈足處形成一個規則的圓弧，非常優雅。小罐除了低矮的小圈足外，通體施以厚重的天青釉，在外壁下方的一邊隨意地點刷出如雲如水般自然暈染的紫斑，似不經意卻用心獨到，呈現出天然的意趣。蓋鈕頂部因釉彩的稀薄所形成的金黃色效果，與罐蓋周邊同樣原因形成的金屬色澤的圓圈遙相呼應，妙趣無窮。這件小罐原是收藏家瑪麗·斯蒂爾曼·哈克內斯的藏品，她1950年去世，此罐是她遺贈給大都會博物館的眾多中國藝術品之一。
北宋鈞窯帶蓋小罐 高9.8釐米瑪麗·斯蒂爾曼·哈克內斯1950年遺贈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錢志堅攝影
南宋官窯洗 直徑21.9釐米 弗萊徹基金1924年購藏錢志堅攝影
新陳列的官窯器只有一件葵瓣口洗(圖7)。洗身斜壁，底有低矮的小圈足。洗身內外除口沿和圈足底之外，通體施以天青釉。沿口鑲金屬圈。洗內側斜壁上近沿口處有一條明顯的縱向縮釉痕跡，洗底部除了四處或明或暗的釉泡之外，還有一處明顯的磕傷。洗身內外佈滿了比較稀疏的不規則的開片，斜壁處開片稍大，洗底則稍細而密。通體的片紋相對較深，雖然沒有哥窯器中常見的深淺交織的所謂金絲鐵線片紋，但窯變過程中自然形成的抽象線型圖案，使這件歷史久遠的官窯古瓷器在當今觀者的眼中透露出一種現代藝術的意味。加之官窯高雅單純的釉色、簡約明快的造型，與西方現代藝術所追求的藝術趣味有不少不謀而合之處，因而這類宋瓷作品自19世紀末以來即長期受到西方藏家們的青睞。這件官窯筆洗是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通過弗雷徹藝術基金(Fletcher Fund)于1924年所購得。這個藝術基金緣起于埃塞克·D·弗雷徹 (Issac D. Fletcher) 饋贈給大都會的藝術藏品。弗雷徹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紐約的大銀行家和美國東岸鐵路公司的大股東。他1917年去世，所藏近300件藏品全數遺贈給了大都會博物館，其中有相當數量的歐洲文藝復興時期以及古代埃及、伊斯蘭和東亞的藝術品，當年的市場價值就達300萬美元之巨。大都會博物館不僅專門開闢了一個以他名字命名的畫廊，還設立了一個以他名字命名的藝術基金——弗萊徹基金，用於該館藝術品的購藏。這件官窯筆洗被納入大都會之際，也正是現代藝術在西方興盛之時，不難想像購藏者的審美取向可能多少會受到當時藝術風潮的啟發。
非官窯器的類型中，陳列最多的要數龍泉窯的青瓷器。這與西方收藏家長期對青瓷情有獨鍾很有關係。大都會博物館收藏的歷代青瓷，無論在數量還是在品質上都是比較可觀的。這次陳列的7件龍泉窯瓷器，在器形、釉色上都頗具代表性。其中的雙龍耳直壁瓶(俗稱棒槌瓶，圖8)，寬口平底，瓶頸與瓶身各佔瓶體的二分之一左右。瓶口由頸部向上外張，但在頂部內斂，形成淺碟狀。瓶頸筆直，瓶頸向瓶身的過渡陡然外張，但稍有傾斜，形成一個平穩的瓶肩。瓶身雖顯挺直，卻在下行時稍微收斂，在接近瓶底時又形成一個不易察覺的縮腰圈帶。通體所施的厚重青釉使得瓶身各部位的連接和過渡舒緩有序，十分的雅致。雙龍耳上雕刻的紋樣在厚重的青釉下若隱若現，讓人難以分辨究竟是龍紋還是魚紋，所以才有館方在陳列標牌上寫為“魚耳”，卻在其網站上標明“魚龍耳”的困惑。通體釉彩之下有大開片，但沒有受到塵污的沁入，因而看上去若隱若現，十分的迷人。這件龍泉窯瓶也是瑪麗·斯蒂爾曼·哈克內斯于1950年的遺贈品。又如由羅傑斯基金購藏的龍泉窯膽瓶(圖9)，其器形在宋代不太常見。瓶口稍稍外翻，從瓶口往下稍作收斂後慢慢在瓶身的腰部向外擴張，在接近瓶底時形成一個近乎扁平的器身，然後突然內收，這樣使瓶身看似坐立在一個稍高的大圈足上。整個器形舒暢優美。施釉的控制也十分精到，但在瓶口、瓶底部位，尤其是瓶身的一側，出現大塊的不規則黑斑和線紋，不像是陶工故意所為，而可能是施釉過程中出現的意外。
大都會博物館收藏的宋代景德鎮青白瓷器中，一件青白瓷梅瓶(圖10)在造型、紋樣和釉色上均十分的雅致。這也是羅傑斯基金的購藏。小碟形狀的瓶口下是一段短小的瓶頸，連接著寬闊而圓渾的瓶肩，瓶身向下慢慢收斂，至瓶底處呈現垂直狀，使瓶身看上去有亭亭玉立之感。深度刻劃的花卉紋樣被厚重的釉層包裹，卻因為釉色的半透明性而呈現清晰的紋路。刻劃處積聚的釉色呈淡青色，而未刻劃的部分呈淺白色，青白兩色自然而和諧地相互輝映，透露出一種蓄意的淡雅情調。還有一種青白瓷斜倚仕女瓷枕(圖11)，在人物的塑造和弧形枕面的控制及紋樣刻劃上，都算是難得的精品。仕女臉部圓潤，姿態安詳，衣紋流暢，多少體現了宋代人物畫的特徵。而枕面刻劃的繁複卻有致的牡丹花紋飾，也是青白瓷中少有的傑作。枕面與作為枕座的仕女之間構成的既空靈又堅實的視覺感受，絕不輸于常見的定窯瓷枕。唯一遺憾的是枕面靠近仕女頭部的一端有一塊黑斑。這件青白瓷枕也是薩繆爾·T·彼得斯夫人于1926年的捐贈品之一。
耀州窯瓷器部分雖然只有3件藏品，但可以説件件都是精品。尤其是鳳紋龍首提梁壺(圖12)，器形獨特，近乎圓球狀的壺身由三個獸首狀的壺足支撐著，但微微向著壺嘴的方向傾斜。壺嘴是雕刻的龍首，龍身由龍首後面向上拱起，跨過壺口在壺身的另一邊貼塑在壺身上，形成一個圓弧形的提梁，上面騎坐著一個可能是駕馭祥龍的仙人。壺身四週用嫺熟的刻、剔技巧裝飾出振翅飛翔的鳳凰和花卉紋樣，設計繁複卻井然有序。壺身除了壺底之外，通身施以勻而薄的一層青釉，深刻和剔劃處呈現深青色，而凸起處呈淡綠色，整個器物無論在造型、紋樣和釉色上都精美無比，交相輝映。這件也是薩繆爾·T·彼得斯夫人于1926年的捐贈品，可見其眼光和品位之不俗。
磁州窯瓷器也是大都會博物館中國陶瓷藏品中的重要部分，其中宋代磁州窯瓷器中有幾件特別精彩的作品。一件是白地剔繪黑花纏枝牡丹紋梅瓶，另一件是白地剔繪赭花纏枝牡丹紋梅瓶(圖13)。前者是羅傑斯基金1925年的購藏，後者是薩繆爾·T·彼得斯夫人于1926年的捐贈。前者以其優美的造型以及整體圖案設計和黑白效果的對照，特別是高超剔劃技巧而引人注目，是磁州窯器中的上等品。後者除了具備前者的很多優點外，在淡赭色化粧土的使用和纏枝牡丹紋獨具匠心的設計上頗具特色。
同屬於宋代黑釉瓷器的建陽窯和吉州窯，在大都會博物館中國陶瓷藏品中也佔據相當的數量(圖14)。建陽窯兔毫釉茶碗敞口、斜壁、小圈足的造型，和碗壁厚重的黑釉，碗外壁欲滴又止的施釉效果，黑釉流淌過程中呈現的細而短的線條，都是典型的宋代建陽窯瓷器中所常見的。而吉州窯的樹葉紋茶碗(圖15)和黑釉剔花梅瓶(圖16)，都稱得上是該類型中突出的作品。尤其是樹葉紋茶碗，在現存的吉州窯瓷器中不多見。大都會博物館這件茶碗與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的黑釉樹葉紋茶碗在造型、施釉和樹葉紋使用的技術性和裝飾性上，都可以相媲美，實在是難得的作品。
大都會博物館這次重新整理陳列的中國陶瓷器，可以説是該館長期收藏和研究的最新成果彙報。策劃人無疑在這個成果中融合了中國最近30年來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其難度之大可以想見，令人欽佩。但無論對於行內的陶瓷專家還是行外的陶瓷愛好者來説，30年的陳列週期似乎有些太長。況且陶瓷史的研究在中國正在不斷深入，成果也在不停更新，我個人希望不要再等30年才能看到大都會博物館對中國陶瓷藝術研究成果的更新和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