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美專建校初期，部分師生與人體模特合影
熊月之
《東方早報·藝術評論》第53期推出了“上海美專百年”紀念專稿，事實上，上海美專之所以在上海建立、發展，與近代上海的經濟、社會、文化環境密不可分，與海派文化密不可分。研究上海美專與海派文化的關係，一方面需要説清楚海派文化對上海美專的影響，包括對上海美專的建立與發展，也要説清上海美專在哪些方面體現、豐富了海派文化。
1912年，上海美專的建立，是上海美術史上的大事，也是近代上海文化史上的大事。上海美專之所以在上海建立、發展，與近代上海的經濟、社會、文化環境密不可分，與海派文化密不可分。研究上海美專與海派文化的關係，要説清楚的主要是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海派文化對上海美專的影響，包括對上海美專的建立與發展，二是上海美專在哪些方面體現、豐富了海派文化。
海派文化特質
對於海派文化的特質，我們已經有了很多種歸納，這些歸納各有特點，各有理由。我想，對於以下四點，應該是比較容易達成共識的，即：一、商業性或曰趨利性；二、世俗性或曰大眾性；三、靈活性或曰多變性，四、開放性包括世界性。研究海派文化中的文學、戲曲、音樂、美術、飲食、服飾、娛樂等，都會歸結到這四個方面。這四點，各有側重，相互關聯。海派文化是一種文化風格或文化特性，並不專指上海地區的文化。上海地區的文化不能都以海派來概括。
海派文化形成，與以下四個因素有關：商品經濟、移民人口、西學東漸與租界影響。
1商品經濟
對於商品經濟與海派文化的關係，比較容易理解。海派文化的商業性或曰趨利性、世俗性或曰大眾性，都與商品經濟關係密切，繪畫不是為了個人的審美追求，也不是為了完成官府的任務，而是為了謀利，為了適應市場需要；唱戲、演戲一味迎合聽眾、觀眾的需要，這些顯然都是市場在起作用。
2移民人口
近代上海是在較短時間裏急速發展起來的大城市。開埠時，上海人口僅20來萬，到了清末，已近130萬，已是中國最大城市。到了1949年，已有546萬，那是特大城市。上海人口像海水一般潮漲潮落。很長一段時間內，上海就猶如一個篩子，不斷地篩選，把適合在這個城市生存的人留下來，把不適應的人給淘汰至別處去了。這就使得優勝劣汰的機制能夠在上海推行下去，使得上海與中國其他城市在人才方面有個梯度的轉移，在上海不行到別的地方或許還是可以的。
上海移民人口的結構和特點與其他城市不一樣，如天津主要是河北、山東人，而香港主要是廣東人。1949年以前，上海人口85%來自全國各地，包括江蘇、浙江、廣東、福建、安徽等各地，還有一部分來自外國。上海本地人反而是在人口總數中佔據了很少的一部分。本地人口很少，移民人口很多，便使得本地文化對由移民帶來的外地文化排斥力不強，對外地文化同化力不強，這為外來移民在上海立足、發展提供了難得的土壤。從晚清到民國，上海會館公所的數量，少的時候有57個，多的時候有256個，據潘君祥研究有402個。於是，海納百川、文化多元，成為近代上海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廣大移民，依託著會館公所這一平臺，將其原籍文化搬到上海，祭祀原籍神明，遵循家鄉風俗。
3西學東漸
上海是近代中國西學東漸的主要基地。西方文化輸入中國，無論是物質文明、制度文明還是精神文明，都以上海最為突出，大多先傳到上海，然後由上海擴散到中國其他城市和內地。
西學東漸內容特別豐富。與上海美專關係特別大的是美術方面。大家知道，1864年建立的上海徐家匯土山灣孤兒院美術工場圖畫間，是上海最早引進西洋美術的機構。這裡有繪畫師約四十人，所繪者均為聖潔之宗教畫，或于紙、或于布、或于石、或于玻璃，無不精美。天主教傳教士將西洋畫法傳了進來。周湘、張聿光、徐咏青等人都曾在土山灣學習過繪畫。周湘先後於1910年9月和1911年7月，創立上海油畫院和背景畫傳習所，傳授油畫、水彩畫、水粉畫等西洋畫，學生有烏始光(27歲)、陳抱一(19歲)、丁健行(19歲)、劉季芳(即劉海粟，16歲)等二十余人。烏始光後來創辦了上海美專。
西學東漸方面，特別要指出的是，上海的示範方式。西方人將歐美的物質文明、市政管理、議會制度、生活方式、倫理道德、價值觀念、審美情趣都帶到這裡，使租界變成東方文化世界中的一塊西方文化飛地。通過租界展示出來的西方文明，租界與華界的巨大差距，極大地刺激著上海人，推動著上海人學習西方的步伐。這點，強化了上海移民的開放意識與世界意識，強化了海派文化的開放性與世界性。西方人傳入這些知識、制度與理念，首先是滿足自己的日常生活需要，是為了自用，這與那種灌輸式、俯視式的傳播不一樣。
4租界影響
近代上海由於租界的存在，租界在很長時間裏，又是城市的主體部分，租界的縫隙效應，對於上海移民影響廣泛而深刻。
縫隙效應。租界既是中國領土又不受中國政府直接管轄，不受中國政府直接管轄但又居住著大批中國居民，不受中國政府直接管轄但又與中國政府管轄的區域僅有一河之隔、一橋之隔或一路之隔，這些特點，使得中國大一統的政治局面出現一道縫隙。這道縫隙在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南京政府的統治系統中，成為一條力量薄弱的灰色地帶，形成持不同政見者或反政府力量可以利用的政治空間。這道縫隙對於那些因道德、民事、刑事等問題為本地社會所不容的人，提供了規避懲罰的避風港。於是，上海落職政客多，持不同政見者多，為非作歹的罪犯也多。這些人的到來，加劇了上海社會道德控制的難度，為海派文化的世俗性提供了溫床。
舉例，辛亥革命把清朝給推翻了以後，還有不少忠於清朝的人。我們從古裝戲中可以看到，改朝換代的時候，原先朝廷的大臣，或者逃入深山成為隱士，或者被砍頭，或者順從新的朝廷。可是上海租界出現以後，就為這些人提供了一個新的去處。民國元年出現了一種很奇怪的景象：可以看到上海大街上，有些人是拖著長辮子，他們不使用中華民國的年號，公開地罵新誕生的共和國，若是在別的地方或許這些人早被砍頭了，可是在上海卻不會。這並不是説上海不革命，而是説在上海比較特別，維持治安的巡捕房是只認錢，而不認政治信仰的。當時，大名鼎鼎的鄭孝胥就是在上海不與革命黨合作，革命黨威脅要他小心自己的腦袋，他立即向巡捕房反映情況(他是花了錢請巡捕房保障安全的)，第二天果然就增加了巡捕，他就安然無恙了。同理，孫中山為什麼可以在上海平安無事？他就是給巡捕房錢，巡捕就為他站崗放哨來保障其安全。總之，巡捕房只認錢，是不管什麼政治立場的。因此，有很多遺老遺少來到上海做寓公。民國時期，還有一批外地軍閥、失意政客，都是利用上海特殊的政治格局，到上海來尋求安全的。這也是上海拉力的表現之一。
由於縫隙的存在，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國民黨南京政府的號令，可以行至天涯海角，在上海租界卻不能暢行無阻。中國其他地方硝煙滾滾、哀鴻遍野，上海租界卻可能風平浪靜、燈紅酒綠。從太平天國、辛亥革命、北伐戰爭到抗日戰爭的大部分時期，上海租界都處於中立狀態，烽煙不起，鋒鏑不鳴。它對上海的經濟、社會特別是人口的發展，帶來了難以估量的影響。大批官員、富商來這裡居住、置業，各種人才向這裡湧來，無數遊資向這裡集中。這為海派文化的商業性或趨利性提供了膨脹的機會。
文化中心
由於商品經濟、移民人口、西學東漸與租界的綜合作用，近代上海成了當之無愧的全國文化中心，包括新聞中心、出版中心、大學教育中心、藝術中心等。
1852年創立的土山灣畫館，為徐家匯天主堂的附屬機構之一，是中國最早的西洋美術傳習場所。後成名的徐咏青、周湘、張聿光等，都在此學習過。1926年12月創立的漫畫會，由黃文農、丁悚、張光宇、魯少飛、葉淺予等發起，是中國第一個漫畫團體。1931年9月23日成立決瀾社，是中國第一個油畫藝術團體，也是中國早期西畫運動很有影響的美術團體。1931年成立中國畫會，是第一個全國性的中國畫團體，成員包括了上海和全國各地的中國畫家。1934年春成立中國女子書畫會，是中國第一個女子美術團體。1934年成立中國工商美術家協會，是中國第一個實用美術團體，會員500余人。
作為全國文化中心，近代上海文化人多，有錢人多，文化市場特別發達。明清時期，中國書畫市場在蘇州、南京這一帶是比較好的，等到上海崛起之後，有錢人跑到上海來，上海很自然就成了最好的書畫市場，買賣雙方樂此不疲，這樣一來，就養活了很多文化人。上海文化産品也銷售到全國各地。土山灣的美術作品銷售到全國各地，點石齋畫報銷售到全國各地，吳友如辦的飛影閣畫報銷售到全國各地，圖畫日報也銷售到全國各地。藝術水準高的畫師，可以有很好的收入，過很好的生活。
正是在這樣的文化環境中，上海美專才得以創辦。
眾所週知，上海美專的教授模式，脫胎于周湘創辦的布景畫傳習所。烏始光、劉海粟、丁悚等幾乎都出自周湘門下，學的都是當時社會最需要的實用型“西法圖畫”技法。鴉片戰爭之後的上海作為開埠城市迅速擴張，發達的經濟和繁榮的市場促成了現代商業美術的興起，産品的包裝、報紙雜誌的插圖、戲曲戲劇的布景等都需要大量的受過訓練的專業美術人才。因此作為對市場需求的快速回應，以培養商業美術人才為目的的美術學校在1910年代紛紛創辦。劉海粟等也只是在這一兩年前剛剛從周湘那裏短期學習了一些商業美術的實用技法，如炭筆畫、水彩畫布景等。
社會辦學
上海美專的創立、發展，在三個方面豐富了海派文化的內涵，一是教育與市場相結合，二是使用人體模特兒，三是依靠社會辦學。前兩個方面，學術界都有很多研究。第三點，更有上海特色。
上海美專為私立學校，籌款、拓展與社會各界關係，加強學校管理，是學校必須考慮的重大問題。鑒此，學校于1919年組織校董會，聘請蔡元培、梁啟超、趙匊椒、王一亭、沈恩孚、黃炎培等人為校董。校董會以後成為定制，受聘為校董的除了上述諸人，還有胡適、陳樹人、孫科、孔祥熙、陳公博、戴季陶、褚民誼、吳鐵城、潘公展、虞洽卿、王曉籟、杜月笙、張君勱、張東蓀、李石曾、蔣夢麟、錢新之等七八十人，多為上海政界、工商界、法律界、學界與社會名流。校董分為常務校董、經濟校董與校董三類，常務校董有蔡元培、葉公綽、吳鐵城等，經濟校董有孔祥熙、袁履登、杜月笙、黃金榮等，校董會主席在很長時間裏由蔡元培擔任。作為一所私立學校，上海美專在動蕩的年代裏能夠不斷發展，與其通過校董會的設置，與社會各界保持良好的人脈，極有關係。政治上的奧援，經濟上的支撐，學術上的扶持，社會關係的疏通，美專在這些方面都得力於校董會。例如，劉海粟拜見黃金榮時，送上書畫作品，以拉好資源。黃金榮是上海灘大亨，有他保護，美專可以少很多麻煩。錢永銘是美專的經濟校董，負責美專經濟活動，也擔任國民黨經濟部次部長。美專需要經費時，他簽了名，他開了頭，下面的大老闆礙于他的面子也跟著簽名。錢就這樣籌到了。1933年9月17日，上海美專研究所新校舍未完成以前，因債務牽制，經常費應須週轉之時，仍由各校董每學期分別調度，以下列數目為標準，錢永銘三千，袁履登、葉玉甫、杜月笙各兩千，孔祥熙再定。
民國時期上海社會，相當複雜。要在這樣的環境中立足，上海美專必須處理好經濟上能夠支撐、社會上能夠立足、文化上能夠發展，這三點，都需要各個方面的關係。
海派文化的商業性、世俗性、靈活性、開放性是上海美專得以誕生的文化土壤，上海美專的開新、靈活與社會辦學，豐富了海派文化的內涵。模特兒事件，是海派文化的突出表現。■
(本文根據講座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