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當代藝術獎（CCAA）與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CAFAM）共同主辦的“博物館與公共關係”國際論壇于11月7日上午在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召開。屆時，王璜生（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館長）與卡洛琳克裏斯托夫巴卡捷夫（Carolyn Christov-Bakargiev ，卡塞爾文獻展13總策展人），克裏斯德爾康（Chris Dercon ，泰特現代美術館館長），李立偉（Lars Nittve，M+視覺博物館館長），烏利希客（紐約MOMA，泰特美術館收藏顧問）共同探討博物館發展議題。
博物館機構是西方文化的産物，為社會的發展和公眾服務。4位來自國際頂級美術館的館長、策展人、收藏顧問將為大家講述他們所任職的博物館機構是如何運作的？他們除了單純的博物館管理工作之外還扮演怎樣的角色？博物館的公共空間是如何展現給公眾的？怎樣才能組織動員博物館的諮詢委員會、贊助商、資助人以及收藏家？中國真正意義的現代博物館于80年代末期開啟探索，經過幾個時期的跌宕，逐漸摸索出自己的發展路線。
近年來，隨著中國當代藝術的不斷發展，又迎來了博物館發展的新勢頭。本次“博物館與公共關係”國際論壇也將為中國博物館的發展提供實際的經驗。CCAA中國當代藝術獎經歷15年的發展，作為中國當代藝術的國際交流平臺，此舉意在實現平臺多元化的功能，開啟新的發展階段。
第13屆卡塞爾文獻展藝術總監卡洛琳 克裏斯托夫巴卡捷夫這次將演講論題由雙年展策展理念轉向了對雙年展中公共關係的討論。此次卡塞爾雙年展延續以往，仍然是非盈利運作，但是與往年不同的是，除了政府與贊助商的投資外，雙年展預算幾近有一半收入來自於觀眾。觀眾的增加一方面得益於他們對文獻展持續增長的興趣，也歸功於展覽本身的獨特模式。卡洛琳説道，第一屆卡塞爾文獻展的時間恰是二戰剛結束不久，德國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如何化解與歐洲各國的矛盾。藝術被認為是最好的方式之一，而“documenta”不僅可以翻譯成“文獻”，也可以追溯其詞根，得到“警示”這樣一層意思。因此，儘管隨著時間的推移，展品和內容發生了一些變化，展覽本身所帶有的社會政治意義並沒有消失，這正是促成此次文獻展觀眾多達86萬人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此次文獻展舉辦了多個研討會，吸引了除藝術工作者之外的包括社會學、歷史學、科學、高科技、農業、生物等各個領域的專家。卡洛琳最後表示，在卡塞爾雙年展中，藝術和政治不可分，藝術和現當代研究不可分，藝術和社會熱點也不可分，這些觀念的凝聚使本屆文獻展多出一絲人文關懷，並拉近了與市儈的距離。
英國泰特現代美術館館長克裏斯德爾康對泰特美術館當前狀況的進行了梳理。他認為藝術確實是一種表達意見、參與社會討論的形式。而泰特美術館在實質上也是儘量把觀眾的“參與”功能放大，增加觀眾與作品展開對話的可能。在演講中，克裏斯多次提到“分享”一詞。他認為在美術館不斷收集藏品並擴充收集地域的基礎上，觀眾有分享藏品的必要性，博物館與觀眾的關係在逐漸發生變化，通過“分享”的過程，觀眾能夠更好地得到啟發。比如觀眾既可以讚美也可以批評一件作品，通過參加“美術館之夜”來達到藝術與生活的融合，也可以與藝術家直接交流甚至參與到藝術創作本身中，正如前些年泰特做過的一系列關於影像與舞蹈的活動。
香港M+視覺博物館總監李立偉主要介紹了M+博物館的未來發展規劃。在李立偉看來，創辦一所博物館是要“從內往外”走的，也就是説我們要先明確自己的目的，然後再去思考建立博物館的外在因素。儘管M+博物館在2017年才會對外開放，其核心以及前期準備工作已經比較完備：M+一方面要建成一個既代表香港文化又擁有國際視角的藝術中心，另一方面要促進公眾的參與程度，加強公共服務性。博物館主要針對視覺藝術，同時也包括水墨、影像、設計等，藏品會逐步擴至全球範圍，以多角度的呈現方式給觀眾不同經驗。在博物館外部包裝上，李立偉強調“賓至如歸”，他希望不僅博物館建築能反映出這一氛圍，在展出上也通過技術來儘量還原最合適的方式，讓觀眾感到舒適並受到熏陶。他還提出設想，即在M+博物館內設計一個儲存和展覽相結合的“第三空間”，真正達到展覽內容與展覽方式的多樣性。
著名中國當代藝術收藏家烏利希客作為一位資深收藏家，推薦給中國博物館一個可借鑒的發展模式——與收藏家合作的公立博物館模式。希客分析，目前中國博物館最稀缺的是資源，而西方國家也曾遭遇過此種困境，面對資源的稀缺，像MOMA、泰特自然而然地選擇了與藏家的合作。藏家不但能提供作品，提供資金以促進對藝術的研究，他們自身的圈子也能夠幫助博物館建立龐大的館藏。另一方面，私人博物館多代表個人品味，當創辦者對藝術的熱情減退時，博物館極有可能關閉。與此相反，公立博物館更穩定，更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