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沙田大會堂與沙田新城市廣場交接的空地上，一座小型的“雕塑天堂”悄然拔地而起。它們跟那些被供奉在殿堂、展架、尊座上，以標準人像呈現的高貴雕塑絕非同類項;這些長相怪誕的“雕塑”，偏偏與它周邊的自然環境相處得極其融洽。它們隸屬於大名鼎鼎的“城市藝坊”項目———這個歷時已久的公共藝術裝置計劃，最終化作18副由中國香港、英國、義大利、丹麥等國家和地區的知名設計師、藝術家製作的城市雕塑及環境美化裝置，均勻地分配在沙田的各個角落。它可以直接嵌入假山的一角、霓虹燈的燈座、供人憩息的長廊、橋梁的牌坊、門欞的邊框……它們是整個片區一個個不會説話的資深寵物，如今，長居於此的它們和周邊居民相濡以沫，儼然成為散落在沙田區域的“家庭成員”，讓商業區與藝術區發生了曖昧的聯繫。
當這些“藝術裝置”化為公共環境的一部分時，一個個深邃的問題也隨之拋出———“曲高和寡”的藝術和創意物件，能否深入淺出地切入到市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成為環境之中的尋常點綴，並與實用物件、城市事物融為一體?怎樣用創意、靈感及其他美學元素來對我們的環境進行更協調的烘托?這些，正是敏于行而訥于言的香港藝術精英們正在積極踐行的。
沙田是環境藝術作品的“豪宅區”
從沙田地鐵口一路前行，穿越沙田新城市廣場這個喧鬧的購物區後，一座小巧玲瓏的長廊將把旅者們帶入一個全新的視覺世界——— 各種袖珍創意物件，如同“捉迷藏”般，總在某個難以目及的角落突然向你招手。比如，那一排排路燈燈座上，居然會有南瓜、Snoopy、唐老鴨之類的卡通造型鑲嵌其中，如同一個個佩懸在燈株上的“挂飾”;而正在踱步的你又有可能不經意踩踏了廊階上的花紋……一個購物場所向一個藝術創意群落的切換，竟如此的迅捷簡便。而助力這種“變身”的媒介，已經有了一個專業的稱謂“環境藝術作品”。
沙田大會堂、沙田公園一帶就成了“環境藝術作品”的“豪華住宅區”。18個“作品”在此“安居樂業”，它們的衛生和保養，還有孜孜不倦的清潔工人在精心護理。不過，它們的“長相”實在有些詭異。比如，一個名為“AONEORATWO”的作品，遠看像兩匹怒目對峙的駿馬，近看卻只有數束蕭瑟的鋼條，勉強拼出一個酷似“雞”的輪廓，就這樣淩亂飄逸地矗立在草坪之中，儼然3D版本的懸空塗鴉之作;另一個作品“幻影神驅”也讓人摸不著頭腦，遠看是匹泛紫色的斑馬，近看卻成了“四不像”，數根不銹鋼湊成了介乎菱形與梯形之間的怪異形狀，不過，它和駐足之下的三角形綠化帶卻形成了微妙的映照，藏蓄著一種劍拔弩張的內勁。除此之外，走“抽象路線”的裝置和作品，還有那個不知所云的“紅盒子”，一樽與2008年奧運主題相掛鉤的“祥雲”雕塑———如果説，它們身邊那些規整的建築物是“地球人”的話，那這些藝術界的怪咖們簡直就是不折不扣的“外星人”了。
當然，一個華麗的藝術帶，是不可能全靠“怪咖”來撐場的。會堂廣場的另一側，“環境藝術作品”的陣容便“具象”得多。譬如，正對新城市廣場門口，一座酷似“路燈”的裝置像衛兵一樣筆挺地屹立於道路中央，頂端是一個“駿馬馱珠”的造型。它和新城市廣場曖昧的空間關係，以及它本身“俊俏”的外表，很容易被理解為吉祥物或標誌物;另一個同樣具有“筆挺”身材的 裝 置，它的主體是四根直衝雲霄的霸王椰，組成一個黃金視覺比例，這是按照藝術家手繪的設計圖打造的植株卉景，絕非一般意義上的“綠化帶”;而最與公眾生活貼近、已化作公共實用物件的當屬出自丹麥藝術家之手的“千層椅”，則用千萬片“樹葉”模樣的鱗片臨摹出“花瓣”的形狀，層層堆砌，最後變身為一張公共座凳，正好可容納一人倚坐。總而言之，這18個藝術裝置作品猶若“十八羅漢”般，各佔方位，各具神通，它們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就是讓走過路過的市民群眾“養眼”，讓他們的視野暫時從鋁窗、高樓等逼仄雷同的景致中抽離，被藝術、創意的氛圍悄然擊中。
然而，能夠統納在“環境藝術”這一恢宏名號之下的，當然不僅限于出自名家之手的“十八羅漢”，休息區、地板、長廊底部也常常被各種花紋所包圍，繁體行書加上卡通吉祥物作為路標和指引，各種各樣的藝術因子正在這一片區充分播灑著。
“好似生活在一個創意的迷宮一樣”，一些經常在沙田公園下棋的棋迷，也拋出了這樣的感想。的確，“藝術帶”還一直延伸到沙田公園、城門河等地，從沙田會堂沿著條紋瑰麗的石徑踱步而去，不到200米處，便會和沙田公園極富古典韻味的門匾不期而遇，拓印的隸書字體投射出一種深邃硬朗的蒼老感。右耳之側，從“藝術廊”飄拂而出的粵曲小調是午後漫步最悅耳的配樂，十余個粵劇的老擁躉們披上鳳冠霞帔，悠然曼舞，愜意地度過一個下午的慢生活時光。
香港“公共藝術計劃”讓市民無障礙親近藝術
公共藝術計劃，顧名思義，評價它的成效有兩個指標———一個是藝術性，一個是公共性。在深圳雕塑院院長、深圳公共藝術中心藝術總監孫振華看來，“公共性”是第一位的：“讓創意、藝術的因子切入民眾生活，最關鍵的是這些‘創意’作品具有足夠的普及性和親民性，不和公眾之間産生過大的隔閡和落差。”而知名策展人、藝術評論人岳路平亦表達了近似的意思：“歐美的許多‘環境藝術’之作，不是什麼儀式化、殿堂化的裝置或雕塑，可能僅僅是從公共物件中抽取、嵌入的一部分———從這樣的角度切入公眾生活，毫不突兀。”
顯然，香港的“公共藝術計劃”，就是在踐行類似于歐美的“環境藝術”理念。正如香港雕塑學會副會長莫一新所透露的那樣：“香港康文署近年不斷推出各種‘公共藝術計劃’，以促進藝術在市民中活化。”而這種“活化”，就是在上世紀90年代初“城市雕塑”的基礎上，進一步促進藝術與市民之間的互動，而更具動感、後現代意味的作品和創意，更符合21世紀美學精神和潮流的設計元素也將在這一“計劃”之下紛紛出爐。
“城市藝坊”便是“公共藝術計劃”中一個具有標本價值的子計劃。南都記者了解到，“城市藝坊”佔地面積約19萬平方呎，是沙田大會堂廣場美化工程之一，與附近的奧運馬術賽選手村帝都酒店遙相呼應。“香港一直缺乏藝術地標和人文標識，或許，我們不需要跟傳統的人文城市去拼‘歷史悠久’，而是應該用全新的藝術眼光建構一塊現代化的藝術天地，而‘城市藝坊’的國際級藝術內涵，也可媲美東京旅遊勝地六本木，有機會成為亞洲的文化旅遊地標。”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教授陳玉強如是説。
“我們想要通過國際頂尖藝術大師的創作，提升香港文化藝術及創意設計的國際地位，激發市民對當代藝術的興趣。”展覽策劃人、香港知名建築設計師何周禮的意見亦不謀而合。而在眾多策展者、創作者高調表態的背後，他們的憧憬和願想是否成為了現實?這些“公共藝術作品”到底能被市民多大程度接受?
記者走訪發現，許多已經成為“老常客”的藝術作品、裝置或邊角部落的創意裝飾，依然堅守“崗位”，為新老市民奉上新奇感和親切感。很多“生在藝術中而不自知”的居民們，開始丟棄對“藝術”的仰視，開始以平等的視角對待那些俯拾可見的創意物件。香港白領C arina的感受較具代表性：“有一次，我在香港金鍾太古廣場看到了兩樽‘環雕’，就是兩個鏟沙工人的塑像，他們還在栩栩如生地‘揮鏟工作’，這些‘環雕’很有動感，非常卡通可愛，我根本沒感覺到它是什麼高高在上的‘藝術品’，感覺它們就是自己生活中的某個同事、某個街坊罷了。”
又如香港資深設計師、藝術創意推廣人Zasky所建議的那樣：“我個人覺得，‘公共藝術計劃’的意義和精髓，就是讓‘藝術’不再‘藝術’，是讓‘藝術’成為毫無門檻的、讓市民輕易親近的事物。‘環境藝術’作為‘公共藝術’的一部分，更應該結合公眾生活就地取材。”
“環境藝術”在香港已形成格局
近年來，香港“環境藝術”的推進步伐十分迅猛，各種“公共藝術計劃”已將觸角伸向了香港多個角落。除卻沙田片區之外，黃埔公園、九龍公園、金鍾太古廣場、油麻地等均可窺見“環境藝術”的蹤跡。“環境藝術”這一新生事物的格局輪廓，在香港已初具規模。但一個缺憾也不可諱言：許多“環境藝術”之作，本質上仍是將名家之裝置“空降”于某個住宅區、綠化帶或庭院，它可以實現對“藝術”的推廣和普及，卻難以真正“融化”到市民的生活中去。
Zasky敏銳地覺察了這點：“一些所謂的‘公共藝術計劃’，僅僅是將一部分雕塑、裝置作品‘盛放’于公眾們經常出沒的區域。規劃者們的用意或許是，只要民眾生活在被藝術品圍繞的環境之中，經過長期的潛移默化，公眾的美學意識、藝術情趣就會産生飛躍……其實個中邏輯豈能這麼簡單?一樽與城市環境契合度不高的雕塑或裝置，只會徒增公眾的突兀感和抗拒感，民眾的日常視覺、習慣視覺被打亂，這樣的‘環境藝術’就猶如一種‘美學噪音’，並不能增加環境的美感和協調性。”
這並不是危言聳聽。在那些被大號“環境藝術裝置”佔據交通要道的香港大街中，常常能看到民眾“避讓”、“繞道”的無奈場景;而一些香港市民也開始對闖入他們生活中的藝術品産生“審美疲勞”，“開始時覺得好新鮮，後來反而覺得它有些礙事。”這樣的抱怨，在南都記者的隨機採訪中高頻出現。難道，藝術進入公共環境，居然也會曲化為一種對“地盤”的生硬掠奪嗎?
也就是説，“環境藝術作品”事實上並未有機地滲透到“環境”之中，在Zasky看來，只有“公共藝術計劃”的升級刷新才能解決這些“脫節”問題：“更深層次的‘公共藝術計劃’，或許應該更加注意作品放置與城市空間之間的協調性，注意與民眾生活物件的接洽和聯通，積極收集民眾反饋意見，採納民間創意作品，並把歐洲‘ 街 道 展覽 ’、‘ 社 區 劇場’、‘居民作坊 ’等 成 功C AS E借鑒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