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屆上海雙年展策展人邱志傑
距離“更新”的工地不遠的雙年展策展辦，藝術家邱志傑卻在一根接一根抽著煙，他被認為是能夠在這個雙年展“更新”時代最合適的人選，在他以往的藝術作品中，他能巧妙地用傳統的文化手法批判性地展現當代性的問題。
但與上海雙年展總策展人邱志傑對話的一個半小時內，關於“綁架”他提到了12次，關於“腦殘”提到了8次；不過關於“錢”，他卻提到了38次。儘管“被錢綁架的腦殘”不能作為本屆上海雙年展的主要基調，但多少從側面展現了上海雙年展面對“更新”時的困難處境。
已經舉辦了8屆的上海雙年展，是這個城市一張重要的文化名片，它曾帶給人一種希望：在舊有的文化制度中，它象徵著引入和接洽新文化的開放，它從邊緣地帶經過多年的迂迴，逐漸被國際承認，而隨時代邁入主流。
開幕前夕，上海雙年展總策展人邱志傑接受《21世紀》的專訪，對於即將誕生於自己手中的孩子，邱志傑“愛之深，恨之切”。
《21世紀》：你作為一個藝術家，如何去駕馭一個這麼大規模的藝術展？去控制它的風險，比如可能會有更多批判，失去原本的聲譽？
邱志傑：上海雙年展有什麼聲譽？我認為它的名聲已經臭到極點，基本上現在做任何事情都是在拯救它的聲譽，即使失控也是在拯救它，因為它的不好的聲譽恰恰在控制太嚴，太自大，太自以為是。2004年是上海雙年展聲譽的頂峰，此後開始走下坡路。我們的整個體制跟不上時代的發展，開始很多國際上的人抱著一種冒險的心態，所以賠本也來，隨著中國經濟的成長人們要求中國像個正常國家那樣去付錢，給人尊重。本來你很落後，人們是抱著獵奇的心態來看，等到人們逐漸把你當成一個正常國家了，人家説，你已經辦過六七屆雙年展了，你怎麼還這樣，人們對你的要求會不一樣。
《21世紀》：相比較國際上比較成功的藝術雙年展，上海雙年展在理念上的落後主要是什麼？
邱志傑：因為中國人從來不認為知識、經驗是值錢的。到去年為止我們的聯合策展人的工資是一萬歐元，這在國際上是一個笑話，你知道光州的國際策展人拿多少錢，他們拿50萬歐元。那你讓我怎麼去請國際策展人來，你要給人家符合一個國際最低行情的報酬。中國現在在世界上當最大的財主，所有藝術家都瘋狂的要材料費，各種各樣的錢。其實一開始我就知道結果會這樣，但是我沒料到會沒面子到這種程度，我以為起碼到最好能請到50個國際藝術家吧，但怎麼也想不到，只有7個，你生氣都已經生不出來了，就好像甲午海戰，前方在激戰，後方送來的炮彈全是沙子。
《21世紀》：如果相比往年，這屆上海雙年展的投入如何？
邱志傑：成都雙年展號稱3600萬預算，其實政府投了1200萬，再找來兩個國企投了1200萬各一家。相比成都，上海的預算少很多，政府預算是1800萬，因為這是跨年的展，還要撥出200萬給明年用來撤展，實際是1600萬。瑞士的私人銀行贊助還有一年300萬。過去的上海雙年展政府給400萬，今年給1800萬，是原來的4.5倍，這是破天荒的。但過去的上海美術館(微網志)是4500平米，每平米的造價是2000，最高空間是7.5米。而現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15000平米，它給1600萬，每平米造價是1050，高度是24米，如果把空間算起來，就只有過去預算的五分之一。整個招標過程，只有國企才能拿到政府採購，我們就只能由國企來運輸，國企流氓啊，它拿到標之後就説，這個得用空運，那個得用空運，用200萬的標報出來的預算，運輸費用是700萬。從杭州運三張畫來要五萬塊錢，這真是個笑話。
《21世紀》：現在場館都還沒有完工，這對你的布展工作是否是個挑戰？
邱志傑：場館設計師也非常腦殘，完全腦殘，我公開的説，有些展廳我想得很完美，給了一個很有名的老外藝術家，結果到完工以後到實地考察的時候發現，墻中間多了一個消防栓，然後我再發郵件過去和人家解釋，結果人家就直接不參加了。世界上沒有一個美術館會用這種鐵皮的墻。種種不靠譜，比如我們安裝一個巨大的裝置進去，我們根本進不去，難得美術館就不能用卷簾門？因為早晚都會遇到某些大的裝置進來。本來場地應該9月1號就交給我，現在場館還未完工，空間都已經在三維軟體裏面展示過無數次了。現在沒辦法，就像是在飛奪瀘定橋。
“雙年展能推動文化的開放”
《21世紀》：你屢次提到了被體制、錢綁架的問題，參展藝術家的作品會不會被體制綁架？會不會給你帶來困擾？
邱志傑：不會，其實我覺得級別高的領導都比較好交流，都很有文化，或者是他怕自己顯得沒文化，或者就真挺有文化。比如我們那個大煙囪上面，這個老外要在煙囪做霓虹燈的字，他那句是“任何知識如果不引向新的問題很快就會消亡”，因為它無法保持生命所需要的溫度，然後我就給翻譯成“學而非疑，其命不濟”。某領導來，我和他講這件事，他就説你幹嘛這麼譯，這不就是學而不思則罔嗎？我覺得這是正確的，後來我就譯成了學而不思則罔，生以恒溫不待。其實我覺得跟領導直接的溝通沒有問題，跟那些怕領導的人溝通就會有很多問題。
《21世紀》：上海雙年展舉辦主體的變化，以前是上海美術館，現在是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這對上海雙年展有沒有影響？
邱志傑：有，這也是一個機會。今後美術館本身也要有基金會來運作，我也提出了“三個會”，理事會來管理，基金會來運作，學術委員會來把握學術方向，這在中國的官方美術館是從來沒有提出過的。如果能夠成立基金會，那麼策展人就不會這麼苦了。我去雪梨雙年展，跟他們那裏的CEO談話，我覺得他們的策展人好幸福，就管花錢。
《21世紀》：從本屆參展作品和藝術家來看，有什麼跟以往不同的地方？
邱志傑：藝術家的國家化比例比以往更高。國內藝術家參加雙年展的熱情有所下降，我覺得這是進步，他們很忙，雙年展不是唯一重要的登場平臺，他們甚至重視他在畫廊裏面的一個小個展。國際藝術家來上海展出的熱情還跟2000年的時候一樣旺盛，儘管中國想像在變，由一個後共産樂園轉變為一個遍地黃金的暴發戶想像，但是吸引力是一樣的，所以國際藝術家還是一樣渴望來上海展出，那我是覺得它的國際化程度越高越對上海本地藝術家有意義有價值，所以我覺得適當降低中國藝術家比例是好的。
《21世紀》：如果換一個角度來説，你對上海雙年展的期待，是不是也有這樣的野心想把上海雙年展做出東方的威尼斯雙年展？
邱志傑：老外看到我用的最多的詞基本就是野心，我倒也不能説自己沒有，但不是在那種競爭的一比高下的意義上，我們有什麼本錢去這麼做，這是不可能的，其實這個過程是迫使中國自身走向開放走向文明的一個過程，就是藝術家來雙年展或者雙年展和雙年展之間不是一個比賽，而是看我們能夠展示多少問題讓人家覺得有意思再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