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劉曉弘揚和傳播我國傳統教育文化的責任感愈加強烈。
1917年任命傅增湘為教育總長的任命狀。
1903年京師大學堂的招生佈告。
刻著朱子家訓的古代門窗，古代狀元考試的試卷，繪著古代學生向先生行禮情景的瓷器，古代官學、私學使用的學規、戒尺、課本，學生的作業、課外教輔，古代的學生裝，刻有朱夫子白鹿洞書院規條的牌匾……當這些教育文物邂逅曲阜狀元文化博物館館長劉曉，猶如千里馬遇到了伯樂。它們承載的傳統教育文化和教育歷史，折射出的傳統教育智慧和育人理念，在劉曉這裡被發掘和整理出來，散發出獨特的魅力和價值。
在過去的20年中，劉曉足跡遍及大江南北，一個人搶救、蒐集和保護了6000余件這樣的教育文物，從文物實證的角度探尋、研究和展示著我國教育發展的歷史脈絡。這些文物是他眼中的“寶”，勝過名人字畫，勝過玉雕瓷器。他做的這份事業，為國內教育文物收藏和研究翻開了新的一頁。
教育文物面臨被損壞的危險
劉曉從小生長在書香門第，受酷愛字畫的外公影響，對詩書字畫早早便萌生了興趣。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收藏還不像現在這樣興盛。在劉曉的家鄉徐州，也很少有人“玩”字畫。一次，劉曉在小攤上看到了兩幅錢慧安的畫，特別喜歡，就花十幾元買下來。後來，他到北京逛文物店時，發現這裡竟以上百元的價格在出售錢慧安的畫。他心想，如賣一幅、藏一幅，不僅能把之前買這兩幅畫的錢賺回來，還有節余。於是他拿了其中一幅上北京出售，從此開啟了他的收藏人生。
初入行時，劉曉收藏的主要是書畫，如王鐸、傅山、齊白石、張大千、陳少梅等人的畫作，另外還有許多古代狀元的書畫。他外公對這些古代狀元的書畫很感興趣，就給劉曉提了個建議：如果把這些狀元的書畫收成系列，那價值肯定更大。劉曉覺得很有道理，便開始關注古代狀元的書畫，並對古代狀元文化進行研究，從詩詞繪畫開始，漸漸擴展到了古代狀元教育、傳統教育文化等更為廣泛的內容。正是這個深入了解古代教育文化的過程，觸動了劉曉一心去搶救和保護教育文物。
“要了解一個民族的文化，如果不去了解這個民族的教育所傳播的內容，就等於只了解了它的表像。”劉曉對記者説，“承載著我們民族優秀教育文化的教育文物，由於人們理解的偏差，沒有受到足夠重視，很少有人去保護和整理，大都面臨著被損壞的危險……”
到2006年，劉曉蒐集的教育文物已有1800余件。這時，國家開始鼓勵私人開辦博物館。為了更好地研究和保存這些文物，他萌生了辦館的念頭。最初他本想建在家鄉，後經朋友介紹，曲阜文物旅遊局來人邀請他去曲阜建館。曲阜是孔子的誕生地，這裡有祭祀孔子的孔廟、孔子後裔生活的孔府、埋葬孔子及後裔的孔林等眾多歷史遺跡，文化底蘊深厚。劉曉説：“孔子一生最大的成就是體現在教育上，經過考察，曲阜唯獨沒有一個系統展示古代教育文化的場所。如果將博物館建在這兒，可謂適得其所。”
2006年9月，劉曉通過租賃場地，在山東曲阜開設了一個1000多平方米的狀元文化博物館。由於場地有限，他精選了400余件珍貴教育文物放進館裏，以古代狀元接受的教育為線索，分類佈置了“梅花香自苦寒來”、“一日看盡長安花”、“孔聖韆鞦狀元師”、“飛入尋常百姓家”四個展廳，向公眾陳列展示。這裡也成了曲阜的一個文化景點。
京師大學堂的招生佈告是他得意的藏品
經過多年的努力，劉曉在教育文物研究和收藏上小有成就，名聲也漸漸在行業內傳開。
2007年，武漢的一位藏友來到他家，帶來他至今仍覺得最得意的一件藏品：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的招生佈告。京師大學堂創建於1898年，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後，京師大學堂被迫停辦，直到1902年12月17日才恢復。這張佈告正是京師大學堂恢復辦學後第一次招生的佈告。談到這張佈告時，劉曉激動地對記者説，“當時特別興奮，因為這張佈告承載的歷史內容太豐厚了。”後經過察看鑒定為真，他毫不猶豫就買了下來。
很多人都是有了一定的經濟基礎後，才買字畫、買瓷器，藏納寶物。然而，劉曉收藏教育文物卻不是這樣。眼前的劉曉，只是穿著普通的T恤和休閒褲。從他質樸的外表，很難看出他是在做收藏。然而，遇到了珍貴的教育文物，他從來不小氣。不過收藏文物畢竟需要支出，經濟上吃緊成為他經常遇到的困難。那些千辛萬苦搶救回來的教育文物不能動，隨著數量的增多，佔用的資金也越來越多。無奈之下，他只能繼續做書畫生意，用賺來的錢補貼在教育文物上的花費。
2005年，劉曉在北京出差，一位藏友拿來一張馮國璋聘傅增湘為北洋政府教育總長的聘書。在仔細察看了這張聘書的封套、紙張、文字，和吃透紙張的印紅之後，他從細節上判定這張聘書是真的，就特別想買。然而，一問價格，要25萬，太高了。於是他一直和對方砍價，從10萬，到15萬，再到20萬，怎麼都不成。最後，他一咬牙原價買下。還有一次，他在上海碰到一塊狀元匾，為了買下來，他把自己珍藏多年的陳少梅四幅條屏和張大千的山水畫低價出售，籌集了錢。事後僅半年，那件四幅條屏就被拍賣公司以幾倍的高價拍出，今天應該最少值幾百萬元。“如果説一點不後悔，那也不可能，但是這樣做給了我另外一種收穫，心理上的滿足不是錢能衡量的。”劉曉説。
2006年的一次經歷，至今讓劉曉深感愧疚。一天，狀元文化博物館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告訴他網上論壇裏有人正在爭論一張狀元卷的真假。因為舉人是不能直接考狀元的，而這張卷子上署名卻是舉人趙文楷。劉曉查閱了相關文獻資料，仔細察看了網上的照片，從紙張、印跡等細節斷定是真品。於是，他馬上坐火車赴青島，與賣家見面。賣家一同拿出其他幾張卷子，加在一起要價100萬。當時，他沒那麼多錢，只好返回。之後，他又多次在電話中與對方講價。他母親知道了這件事後，把自己的房屋拆遷款借給了他，順利買下了那張狀元卷。為此，他母親在外租房住了好長時間。
教育文物的價值不能從經濟角度來衡量
從收藏的角度定位藏品價值，應該由歷史性、藝術性、稀缺性及材質等多種要素來決定。教育文物很少像藝術品那樣用珍貴的材料製成，與古代書畫、瓷器以及其他雕刻藝術品相比，在材質、名氣、價值等方面有天壤之別，升值潛力也不可同日而語。最初，朋友、家人對劉曉收藏教育文物都不理解，追問原因，甚至因此鬧矛盾。再加上常遇到經濟難題，“到底要不要堅持？”這個問題時時困擾著他。
在收藏圈子裏，當某人買了一件名畫或名貴瓷器時，很快就會引來同行的羨慕。而劉曉拿出一個新收藏的“畢業證”去給同行看，即使説是中國唯一，也很難引起別人的興趣。“更讓我尷尬的是，我去一些大的博物館辦展覽，竟然也吃了閉門羹。不過，這些沒有影響我。教育文物不同於其他古玩，材質、工藝都不會太高。想想看，學生不可能用金質的書本、紫檀的課桌。他們無非是從"玩"的角度，從經濟角度來衡量，而不是從史料的角度。”劉曉説。
伴隨著精神上和經濟上的重重考驗，劉曉對教育文物的研究和認識逐步擴展，對傳統教育精髓的領悟也日益加深，對所做的事業也更加執著。
古往今來，那些大收藏家無一不具有高尚的精神境界。他們都將收藏與社會需要、時代使命緊緊地結合起來，都在為傳承和弘揚優秀文化作貢獻。以名家為鑒，劉曉對自己搶救和研究教育文物深感榮幸。當前，人們對教育的期望越來越大，很多專家學者都在思考如何發掘和借鑒我國傳統教育中的智慧來促進當代教育發展。而劉曉搶救的教育文物當中，有許多都直觀而生動地展示著我國傳統育人智慧。“我有這樣的好運氣，找到了一個值得為之付出終身努力的事業。”劉曉説。
這些年，劉曉弘揚和傳播我國傳統教育文化的責任感愈加強烈。不久前，山東濟寧市提出了文化建設從曲阜突破的戰略，出臺了許多促進文化發展的政策。劉曉想借這個東風，將以前的狀元文化博物館改建成孔子教育博物館。等建成後，他準備把自己蒐集到的教育文物全部集中起來，對我國教育的發展進步及歷史變遷做一個更加系統、全面地展示。“生活在現代社會的人們，到學校中接受教育，是人生中的重要經歷。可今天的學校教育是怎樣演化而來的？應該怎樣去看待我們今天的教育？只有回看歷史，才能形成正確的認識。”劉曉説。
一個普通人家的窗戶竟能刻上這樣的文字
在搶救和研究教育文物的過程中，劉曉被傳統教育文化深深吸引。尤其是古代生活教育，他頗為欣賞。
2000年，劉曉隨朋友到安徽徽州農村去“尋寶”。在一戶農家院的角落裏，堆砌著粘滿塵土的四扇舊窗戶。他上去翻開一看，窗戶上居然刻著朱子家訓，而且落款是清嘉慶年間的。劉曉對這次發現的四扇窗戶印象非常深刻，隨口便背出了上面的文字，“居身務期質樸，教子要有義方；勿貪意外之財，勿飲過量之酒；與肩挑貿易，毋佔便宜；見窮苦親鄰，須加溫恤……兄弟叔侄，須分多潤寡；日用有度、倫常無乖；長幼內外，宜法肅辭嚴……”
一個普通人家的窗戶竟能刻上這樣的文字，讓他感到意外。他感慨地説，刻在窗戶上的朱子家訓，家裏的孩子們抬頭就能看到。這樣的教育方式真有“潤物細無聲”的功效，對我們現在家長育兒也很有借鑒意義。這些文字節選的都是古代道德教育的精華，貼近生活，教育作用更為直接和顯著，讓我很受啟發。我看後有這樣的感觸，別人看後也應該能産生類似的作用。當時的想法就是一定要把它買回去，在博物館裏展出，讓更多的人來看，傳遞這些思想和理念。
劉曉曾經收藏的書畫精品，這些年在拍賣市場上有的升值了幾百倍。但他覺得這些名人字畫對他來説無非就是家中的一件精美藝術品、裝飾品或奢侈品，多一件少一件無非就是個人財富的多少。“我喜愛書畫，到書店買畫集或複製品，一樣能欣賞。這些名人字畫我不保護，別人一樣保護。而我現在搶救的教育文物，別人卻不太重視，隨時都面臨被損壞的危險。”劉曉説，“這些教育文物體現的是中華民族教育發展的歷史脈絡，鐫刻著中華民族教育歷史的印痕。保護這些文物，意義重大。”
近日，由他編著的《蘊藏在文物中的教育》一書正式出版，書中用大量的教育文物印證和梳理了我國教育的發展脈絡。中國教育學會會長顧明遠在書中欣然作序：“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教育史研究成果豐碩，但大都屬於思想、制度層面的研究……這是教育文物收藏的一個開端，也是較為系統地研究教育文物的一個開端。”
（本報記者張俊卿本文照片由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