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兩岸四地的行為藝術現場展陸續舉辦，如“UP-ON成都現場藝術節”、“長沙現場藝術節”、“北京OPEN國際行為藝術節”、“北京大道現場藝術節”、“廣州現場國際行為藝術展”、“西安國際行為藝術節”、“前提行為藝術節”等;北京宋莊美術館、宋莊北京當代美術館和宋莊畫家村每年也有各種行為藝術展演。今年杭州也開始有行為藝術活動;另有台灣國際行為藝術節、澳門國際行為藝術節，香港每年也有不少行為藝術事件發生。這些現場行為展演活動為藝術家發佈作品和國際間相互交流提供了紮實的平臺。
但是在行為藝術文獻展方面，在2011年1月1日至4月1日宋莊美術館舉行的《行為藝術中國文獻》，才算是中國行為藝術文獻首次集中走進國內美術館：1985年至2010年期間與中國行為藝術發展有關的近500件照片、原始信件及影像資料。相較於此，從2005年開始的澳門藝術博物館“以身觀身——中國行為藝術文獻展”腳步走在了華語藝術世界的前方。為什麼會在澳門産生一個影響巨大的行為藝術文獻展?為此，連續擔任了三屆文獻展的策展人吳方洲接受雅昌藝術網的專訪。
澳門可以成為中國行為藝術的一個出口
記者：為什麼會把行為藝術文獻展命名為“以身觀身”?
吳方洲：“以身觀身”行為藝術展覽這個項目和命名是我們前任館長吳偉民先生決定的。至於説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展覽?首先我自己也做現場的行為藝術，所以對兩岸四地的行為藝術狀態還是比較了解的。另外一方面我們也看到行為藝術反制度化或者反叛的性格非常強烈，我們覺得在那麼一個特殊的制度——一國兩制下面，我們可以為行為藝術做一點工作。
其實最初我們並不是很直接想到行為藝術的。當時在考慮我們館在“兩岸四地”的定位，根據我們的實際情況，由於我自己也參與行為藝術，所以後來覺得這個項目可以做，特別是對於我們館來説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你知道當代藝術跟社會關係非常直接，當下社會的一些情況，包括政治也好、社會也好，行為藝術家們都會站在比較前沿的位置，行為藝術在當代藝術還是屬於先鋒的，所以後來就敲定要做。
記者：可能在大家的觀念裏，澳門當代藝術發展並沒有特別顯眼。這裡有一個行為藝術節，是因為它具有這樣一個藝術土壤讓其能夠持續下去嗎?
吳方洲：很多人也問了這個問題，或者很多人也會思考這個問題，到底我們做的事情是不是首先要具備本身的土壤，然後才能做。宏觀地來看，比如説威尼斯雙年展，你説威尼斯市裏邊有多少當代藝術家或者是出名的，關係不是太大，我是這樣考慮的。而且因為澳門在制度上的特殊性，可以使其能成為中國行為藝術的一個出口。
記者：您曾經説過第一屆是“摸著石頭過河”，到這一屆是“拉著繩索過河”，作為策展人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形容?
吳方洲：因為行為藝術本身的先鋒性或者是它的本質是具有很大的挑戰性，無論是行為藝術本身，藝術家本身或者是作品本身，在社會結構裏面都是具有挑戰性的，他對社會的挑戰或者社會也對他的作品進行挑戰，他的本質是反制度化，反體制化或者反標準化，他有這樣的一個性格，因此我們現在展出的狀態其實也是不太符合行為藝術的本質。
你看我們現在只有展出經過挑選的五十六件作品，挑選制度本身就不符合行為藝術的本質，所以我站在藝術家的角度來看整個操作是比較矛盾。但是作為策展人也要站在可操作性上考慮問題，作為一個藝術博物館的可操作性非常重要，要不然就搞不成了。因此跟藝術家溝通特別重要，因為我本身是做行為藝術的，我完全了解他們的心理和生理狀態，所以我跟他們溝通相對比較暢通一點，最重要跟藝術家溝通還是用誠意。當然他們也知道我在這個位置上也是具有挑戰性，所以大家互相的溝通比較重要。
中國行為藝術人才日漸短缺
記者：您們的參展藝術家從第一年一百四十多個，到今年下降至八十多個，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是因為參與行為藝術的藝術家變少嗎?
吳方洲：第一屆肯定是最多的，比如我們第一屆2005年做，假如行為藝術有85年開始做的，他已經儲存了二十年，所以第一屆的時候是特別多，因為很多八十年代的作品也交過來了，是這個原因。第二屆也有85年開始的一些作品，是因為第一屆他們沒參加，補交了一些。現在第三屆參展人數確實少了一點，比之前兩屆要少。我想可能有幾個原因造成。
首先是因為現在的宣泄情感渠道變多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兩岸四地社會的結構跟現在完全不太一樣了。現在的手機、網路，還有微網志都已經非常暢通無阻，很發達，大家都可以在上面罵人。特別是微網志，很多關於一些社會的事件、政治事件大家都會去轉發或者會發表自己的看法，這些都是一個好的現象，整個社會有多種意見表達的渠道。但是其實藝術家，尤其是行為藝術家也需要通過他的作品來表達他的思考。行為藝術家普遍都有一種很強烈的情感宣泄需求。除了平日在在這些媒體上表達自己的意見，還需要通過作品説話。可惜現在就是少了。這是我其中一個原因。
另外就是行為藝術人才青黃不接。行為藝術是沒有任何市場，你要經得起市場的考驗，你能不能堅持做或者當你在做的時候總是考慮市場，可能你就變了，把行為藝術變了樣。作為藝術家自己也有一個底線，當你那個底線崩潰的時候，你就完了。你必須要堅持行為藝術的本質，需要有堅持才能繼續做下去。
還有就是關於行為藝術課程的問題，我們學校裏邊的老師是不是能夠用一個更開放的態度來面對行為藝術。我們開行為藝術課程不一定要培養藝術家做行為藝術，等於我們開美術課最終目的不是讓每個人出來做藝術家，是一樣的。我們要有一個比較開放的態度，因為行為藝術它的可能性非常大，你需要用很大的包容性，或者創意，才能夠做出一件比較好的行為藝術，你對社會有很深的認知，你對政治有很大的感覺，你對世界發生的一些事情都要有一個很大的激情，這些都是行為藝術家必須具備的條件。所以年輕藝術家參與少了，我感覺是少了，最近幾年新的年輕人出來做確實比以前少了。
兩面看行為藝術收藏
記者：從第一屆到現在已經收藏了多少件行為藝術文獻?
吳方洲：六百八十多件。
記者：現在不少行為藝術家在做作品時，首要考慮不再是行為藝術的本身，反而會考慮後面拍錄影好不好，拍照片好不好看，您怎麼看待這樣一個轉變?行為藝術收藏對於行為藝術來説利與弊在哪?
吳方洲：我的看法，必須要有兩個身份的看法。如果我作為藝術家，應該是堅持行為藝術本質性的問題，最重要還是他作品的過程。當然現在有很好的機器，你把它拍成很好的照片，這個沒什麼問題。但是你在創作的時候不要把照片的美放在主要的，最重要的是過程裏邊要表達的觀點。我覺得這是藝術家必須要堅持的一個底線，要不然你就不要叫行為藝術，你可以把它叫做攝影作品，絕對沒問題。若是你的身體去參與一些攝影的擺拍，作為一個攝影作品絕對沒有問題，但是你放在行為藝術上可能有人會質疑你，明顯是為了攝影好看或者市場，迎合市場。藝術家主要還是要關注過程。
從策展人的角度，還要從一個更加宏觀的角度去看行為藝術現象，，其實我們現在展場裏邊就是精英化的趨勢，我們選了一些東西出來，這些是相對可以展出的，這個選擇的本身就具有精英化的概念。這個現象也是我必須在行為藝術和文獻裏要關注的。行為藝術最後可以被市場利用，照片拍得好，你不能説他拍的這麼好，所以就不像行為藝術，最終還是要看他最早的想法是幹什麼的。如果他最初是想做一個行為藝術，最後找了一個很好的攝影師拍成一個很好的照片，沒問題，而且最後可以進行收藏，進入市場，也很好。
包容看待行為藝術新發展
記者：在這次的展覽中我看到像梁美萍那個作品，其實早在“M+：進行油麻地”中看到她的作品，當時我覺得這個作品比較像裝置。但是在您們這邊被定義成行為藝術，好像作品的界線有點兒模糊?
吳方洲：對，這個也是做這個展覽很大的挑戰，就是説作為策展人或者藝術博物館，我到底是如何定義行為藝術，這個問題考慮了很久，考慮到現在，最後我們覺得最好還是不要給他有任何定義。説到定義，因為行為藝術本身是反標準化的，所以我不可能給一個很準確的定義，我們只能夠給他一個範圍，大概這個範圍就是屬於行為藝術。
你也知道策展人工作本身賦予我的權利可以選作品和藝術家。但是行為藝術這一塊，我覺得不應該只有我一個人來選或者由我一個人説了算，所以我用了一個相對民主的方法，就是找多一點不同背景的人來參與。好像每一次我儘量找一個女性評委，從女性的角度來看問題。還有我選評委也是要挑選不同地區的。但是近年來行為藝術很多都是跨界的，像現在很多人做行為藝術也帶了Video來，他把影像與聲音藝術結合了，你能説他不是行為藝術嗎?這個也是發展的一個趨勢，現在很多藝術品都是作為一個事件，他要做一個這樣的事情，這個事情就是他的作品，他不一定是行為藝術。所以最後我希望對於這些作品，我們也是要把它包容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