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愷之《洛神賦圖》局部
在談“假”色變的今天，我們就以佔藝術市場成交份額最大的古代、近現代繪畫作品為例，重申“假畫”的範疇與意義，為收藏家與投資人抽絲剝繭，挖掘其背後的投資潛力。
隨著藝術資本化的到來，作為人類文明載體的藝術品，變身為高額利潤的代名詞，其高報酬率不斷吸引著大量資金投入藝術市場的洪流之中。但藝術品的“真”與“假”，一直是我們無法回避的問題，決定著藝術品收藏與投資的成與敗。
假畫的前世今生
假畫，又稱偽作或贗品，是指非畫家本人實際創作，卻謊稱是其所作，署其姓名或採用其他方式錶明其身份的美術作品。根據假畫製作方式，造假一般分為四種形式 ——摹、臨、倣、造。摹，在原作上拓寫，採用先勾勒再填色的方法，力圖與原作一致;臨，指看著原本的構圖、筆法大意而製作;倣，指倣學某人筆法結構，在沒有藍本的基礎上，憑自己想像製作假畫的方式;造，屬於臆造的範疇，在整個造假過程中，完全不考慮倣造對象的藝術特色，憑自己意向天馬行空地製造假畫的方式。
造假，歷代皆有。上至統治階級，下至黎民百姓，他們在政治需求、個人喜好或者經濟利益的驅使下，或個人、或群體、或區域性地生産假畫。早期，古代繪畫作品的描繪對象主要以人物為主，且內容多為勸誡、警示之用。三國時期的大文豪曹植在《畫説》中就曾寫道：“觀畫者見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見三季異主，莫不悲惋;見篡臣賊嗣，莫不切齒;見高節妙士，莫不忘食;見忠節死難，莫不抗首;見放臣斥子，莫不嘆息;見淫夫妒婦，莫不側目;見令妃順後，莫不嘉貴。”我們從這段文字中可以看到，繪畫作品的功能是不言而喻的。為了更有效地發揮“成教化、助人倫”的功用，歷代統治階級有目的、有選擇、有規劃地組織臨摹藝術作品，並將其賜予眾臣及各地官員，從而達到預期的政治目的。後來，隨著中國古代商品經濟的長足發展，藝術市場空前繁榮，古玩、字畫以及當時創作的藝術精品大受追捧，以盈利為目的的書畫偽作充斥整個藝術市場。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中有記載：“古董自來多贗。而吳中尤甚。文人皆藉以糊口。”人們為了追逐利益而不惜代價地挖空心思，進行花樣翻新的書畫偽造和改造，並最終形成了造假的手工作坊、造假區域以欺世盜名。其中，“蘇州片”成為贗品中的佼佼者，其特有的藝術、歷史價值在造假的歷史長河中大放異彩。
傳世贗品中還有一種比較特殊的産生方式，它們在中國特有的傳統繪畫教育方法下産生，並且不具功利性。中國書畫的學習方法歷來採用師傅帶徒弟的方式，臨摹古人和老師的作品是學畫的唯一途徑，而臨摹得像與不像則成為將來是否成功的唯一標準。中國歷史上，北宋時期徽宗趙佶開設的“皇家畫院”就産生了諸多臨摹作品。畫院，官署名，在中國古代宮廷掌管繪畫。宮廷畫院始於五代，盛于兩宋。宋徽宗頗具繪畫才能，為畫院定立了一套完整制度。他以自己的鑒賞趣味和創作方法要求畫院畫家的創作，從而形成了精緻華麗的“院體”風格。在繪畫學習中，宋徽宗十分重視古人“格法”，他命人每旬將宮廷收藏的名畫兩幅押送到畫院供大家臨摹學習，例如現藏台北“故宮”的黃居寀《蘆雁圖》就是在“傳移摹寫”下産生的精品摹本。
假畫也進博物館
博物館是徵集、典藏、陳列和研究自然和人類文化遺産的實物場所，是為公眾提供知識、教育和欣賞的文化教育機構。博物館中陳列的藝術作品與徵集對象也一定與其職能相符。而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的顧愷之《洛神賦圖》卷，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唐寅《溪山魚隱圖》卷，以及遼寧省博物館的張宣《虢國夫人遊春圖》卷，它們或是宋代摹本，或是師友代筆之作，皆屬假畫的範疇，卻都進入博物館並成為鎮館之寶。這些舊時名家高手的倣品及代筆，誰能説它們沒有收藏價值呢?
名家倣名家——最具收藏價值
對某些畫家的畫，倣其風格去創作，然後簽其名款印鑒，這種仿製現象，仍屬於假畫的一種。在過去，往往某書畫家的作品行情特別好時，大批仿製者就蜂擁而至，專倣這一家筆法，如清代的王石谷等，就會出現專倣其畫筆法的仿製者，他們不但臨制這些名畫家的畫，而且也能根據這些畫家的筆法自由發揮去創作。一般這種情況，以兒子學父親、門生學老師居多，也有作坊中的徒弟在師傅的指點下專學某人的。但在眾多傳世倣作之中，從投資的角度看，最有投資潛力的贗品當屬名家倣名家的“精品偽作”。
歷史上，名家倣名家，代有其人。如張石園倣王石谷，江寒汀倣任伯年、虛谷，吳待秋倣王原祁等都可亂真。其中，最負盛名當推大名鼎鼎的張大千，他“窮追古人之跡，窮通古人之法，最後達到窮探古人之心”(葉淺予語)，因而大千倣石濤、八大的作品曾騙過當時國內不少知名的鑒定家，並在民間流傳了許多趣聞軼事。據許姬傳(梅蘭芳的秘書、收藏家)先生回憶，上世紀30年代初，著名鑒定家、書法家張蔥玉偶然在一間房內看到四週挂滿歷代書畫，經張蔥玉仔細辨認，皆為大千倣作。張蔥玉表示，假若有人將其中的畫當真的賣給他，他是會吃進的。他並預言，張大千偽古前無古人，今無來者，將來凡是署名張大千的畫，必定會大漲價。張大千門人何海霞也是造假高手。當代大師黃永玉曾寫過《鬼手何海霞》一文。之所以稱其為鬼手，是指何海霞倣老師張大千之畫，達到亂真的程度。由此可見，名人倣名人的藝術作品雖是贗品，但其藝術價值頗高，也值得買家關注與收藏。
舊時高倣藝術品值得關注
具有投資潛力的“假畫”除了“名家倣名家”之作外，還有大量舊時高手倣名家的高品質贗品。這些贗品雖然在當時乃是造假者牟利的産品，卻有相當一部分技藝高超，非一般俗手可及，且為舊裱，裝裱考究，近年來亦顯現出特有的收藏價值。例如，明代的“蘇州片”就是高手倣名家中的精品之作。
明代，吳門畫派的興盛，為蘇州當地的藝術市場帶來了勃勃生機。書畫造假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集大成時期。隨之出現了一批具備繪畫技能的人，他們專以製作假畫為生。為了提高造假的水準和門徑，這些造假團隊開始分工合作，有人專攻書畫，有人專攻印章，有人專攻樹木，有人專攻山石，大大提高了造假水準。最後，這些造假集團逐漸發展成為書畫的複製行業。他們所生産的複製畫，後來被稱為“蘇州片”。而這種書畫作偽的區域性現象一直延續到清乾隆時期。《中國藝術品收藏鑒賞百科》一書就曾有這樣的描述：“明清時代造假最著名，規模最大的是在明萬曆到清代中期(西元1753-1820年前後)的蘇州。據記載，這一時期的蘇州山塘街專諸巷和桃花塢一代聚集著一批民間作畫高手，專以製作假畫為業，他們所造的假畫後來被統稱為蘇州片。”蘇州片數量多，流傳範圍大。全國各地的博物館都藏有蘇州片作品，流傳海外的也為數不少。其中有些偽作還鈐有“乾隆禦覽之寶”、“嘉慶禦覽之寶”等印璽。可見，這些偽作曾混入清宮，騙過了皇帝。
今天，蘇州片仍在各種拍賣、展覽、鑒定等藝術品相關場合頻頻出鏡，且多半會令人驚嘆!它們逼真之極但絕非真跡，卻又不能簡單地等同於而今流行的高倣工藝。這種摹製品，是遵循一切遵照原跡的繪畫法則，而不摻雜他人個性的原作副本。北京故宮博物院古書畫部專家金運昌指出，千百年來，這一部分偽作在學術界往往被列入到真跡當中，就是在鑒定工作中也是另眼看待。而從文物保護的意義上觀察，紙絹壽命大約千餘年，到壽終之時，保存得再好，也會自然消失，這種逼近原作的複製本能取代原本的功能，有繼承原本傳世的歷史意義。
被視為真跡的代筆之作
代筆，是造假中一個比較特殊的現象。代筆是在本人授意的情況下産生的藝術作品，有時甚至是本人參與的參半代筆。一般情況下，畫家因太忙而無暇應酬，或不願意應酬、應酬不了而請人代筆。歷代的畫家們多是學生、故舊、家人為其代筆。明代畫家董其昌，因身處松江畫壇主帥位置，加上禮部尚書的顯赫官銜，公務十分繁忙，當求畫者絡繹不絕時，為了應酬需要，不得不讓他的學生及弟子、畫工們代筆。徐邦達的《古書畫偽訛考辨》一書和啟功的《董其昌書畫代筆人考》一文中都明確地指出，董其昌的代筆人大約有十幾個之多，即趙左、沈士充、吳易、吳振、趙洞、葉有年、李流芳、王鑒等人。藏于天津文物商店的《倚松閣圖》軸即沈士充代筆。同樣，吳昌碩書畫名聲大噪，晚年求畫者甚多，忙不過來時，花卉就請他的弟子趙子云代筆，山水、人物請王一亭代筆，然後由自己落款。歷史上，也有學生名氣大過老師後，老師又為學生代筆的情況。據説唐寅為周臣學生，唐寅出名後，應酬不過來就由周臣為唐寅代筆，藏于台北“故宮”的唐寅《溪山魚隱圖》卷，即為周臣所作。
中國美術史上還存在一種代筆的特殊現象，原畫作者出於自我欣賞，為留名後世而假以他人之手，如宋徽宗趙佶的代筆就是如此。蔡絳《鐵圍山叢談》記載： “獨丹青以上皇自擅其神逸，故凡名手入內供奉，代禦染寫，是以無聞焉爾。”由此可知，傳世的趙佶款的畫，風格多異，精粗不一，工拙不等，顯然出於多人之手。例如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宋徽宗《聽琴圖》，由於有徽宗題名與畫押，此作一度被認為是趙佶所畫，後經學者考證，實為宣和畫院畫家描繪徽宗趙佶宮中行樂的作品，而圖中撫琴者，正是趙佶本人。
由此可見，代筆下産生的藝術作品，其價值雖不能以真跡而論，但作為藝術家本人認可的代筆品，與真跡之間的價值差距也不會相差太大，不會影響其收藏價值。
需要説明的是，名家倣名家、舊時名家高手的倣作和代筆之作雖然都屬於假畫的範疇，但從它們産生的原因和製作品質來看，其歷史及美術史上的價值和意義都不容忽視。至於那些今日以高科技産品進行臨摹的專業化、集團化的偽作及假借收藏家的名聲，利用著錄作偽的新型贗品，則不但毫無收藏價值，擾亂書畫市場，還侵犯了藝術家的智慧財産權，最終貽害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