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3日，38歲的皮力將赴任西九龍文化區M+美術館的高級策劃人。此前的2008年，香港立法會通過撥款216億港元予西九龍文化區，其中，M+計劃將包括今年會在西九龍文化區所在地搭建臨時設施，整個項目將於2017年竣工後正式啟用。
至此，一拖再拖的西九龍藝術區終於有了啟動的跡象。而事實上，最早提出興建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簡稱西九龍文化區)始於1998年，也是香港第一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在當年的《施政報告》中宣佈的大型發展計劃，冀望借此提高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在文化方面的吸引力。之後，港府在排除了古根海姆和蓬皮杜移植的方案後，於2008年成立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由香港特區政府行政長官公佈委任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成員，任期兩年。經歷2009年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行政總裁謝卓飛（Graham Sheffield）突然因病辭職等波折後，目前的M+行政總監是李立偉（Lars Nittve）博士。倍受各方關注的管理局，今後如何提升香港的文化軟體成為焦點。隨著皮力加盟M+ 視覺文化團隊，西九的發展方向露出一些玄機。
皮力，中央美術學院藝術管理系常務主任及北京Boers-Li 畫廊的董事和創辦人之一。這位被業內評價為「深諳中國當代藝術運作模式的策展人」，又會如何施展才華改善當前西九文化區的發展態勢，因此倍受矚目。
南華早報中文網在皮力即將赴任前，專訪了皮力。
Q：可以談談在M+的具體工作嗎？
A：抱歉，M+的工作我簽署了保密協議，在允許公佈之前不能夠透露任何消息。我們將會在6月13日公佈一些消息。
Q：好，那我們就談一下你的個人經歷，讓香港的讀者有一個了解。你當時選擇上中央美術學院藝術史專業，是受了父親的影響嗎？
A：我父親長期從事美術史研究。我讀初中的時候，他在編輯《美術思潮》，是當時一本備受尊重和推崇的藝術刊物，現在很多名成利就的藝術家或學者的第一篇文章都發表在那，譬如王廣義、侯瀚如等等。但是他不希望我繼續搞美術史研究，當時他給我填的志願是中山大學新聞系，檔案都過去了，我堅持要上美院。提前考專業時，我是第一名。後來又託人把檔案從中山大學拿出來，我就上了美院。我入了行之後，他還是挺支援的，雖然我倆現在的研究方向上有區別，我做當代，他比較側重傳統媒介。説家學也好，説父輩的影響也好，從父親身上確實會了解得更多，我高中時，他的書櫥就向我開放了。
Q：聽説你上大學的時候早上五點就起來背英語單詞，那是90年代中期，那個時候你就意識到自己要更多地和外界打交道嗎？
A：這個八卦你都知道了……我是起來背單詞，那時候我和尹朝陽（畫家，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版畫係）同住一個宿舍，後來他受不了了，就搬出去住了。五點起來不是刻苦，是作息習慣。我現在還是每天都五點起來，寫東西，回電子郵件，六點鐘出去鍛鍊一小時，七點就該哄女兒起床了，送她上幼兒園。我們畫廊沒有打卡器，因為我每天準時9點25分走進辦公室。
Q：你一點都不像水瓶座，簡直是土相星座，摩羯之類。
A：（大笑）我挺懶散的，但是作息一直是這樣。高中時課業負擔特別重，起得更早，四點就起來了，我熬不了夜。現在給女兒講完故事，九、十點鐘我也睡了。英語單詞的話，這是我父親一直以來的要求，多了一種語言，你就多了一個世界。資訊量和閱讀量都會多起來。其實我的語言關不是背單詞過去的，是1997年去四合苑畫廊，和Karen Smith一起工作。
Q：四合苑畫廊是你的第一份工作，你在那裡收穫了些什麼？
A：從1997年到1999年，四合苑算外企了，很多現在的畫廊人是從那裡起步的，我給Karen做助手，但沒有介入到「買賣」的部分，當時要做一個學術的畫廊，要做展覽、出版、寫文章。我和藝術家的感情是在那個時期建立起來的，非常捻熟，有劉小東、郭晉、郭偉、林天苗……那時候劉小東的畫才800美元一張。
Q：後來你去了英國的策展人培訓項目。
A：對，那個只有幾個月的時間，我去的那個城市沒什麼商業畫廊，都是非盈利的，那時候我就接觸了非盈利，把我的眼界一下子打開了。我後來考了美院的研究生，讀書期間做了兩件事：被馮博一拉去編網站「美術同盟」；給方力鈞做私人助手——這是件非常有趣的事。
Q：你做方力鈞助手時都做些什麼？他滿意嗎？
A：就和今天小孩們做的一樣——收發郵件、包畫、寄畫……我是個非常糟糕的助手，就這樣也做了兩年，方力鈞覺得我特別不靠譜（大笑）。所以這個行業的工種幾乎都做過，連藝術家助手都做過，非常有意思。
Q：當老師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A：我一開始留校，學校沒讓我當老師，我留在了研究院，當時趕上了幾件大事。2001年前後，中國要入WTO，所以要在海外展現很Open的一個文化形象，對外交流的展覽都在做當代。我和當時的中央美術學院副院長范迪安一起，從2002年一路做到2005年，從法國蓬皮杜的展覽到威尼斯國家館，我把在四合苑學到的經驗都拿了出來，老范拿大主意，我們一起做了這些展覽。這一階段做完了之後，老范去了中國美術館做館長，我也就退出來了。空閒了一陣子，就去玩了一次電影。
Q：給王小帥的《青紅》做製片人？
A：對，我們一起喝酒，他説你來給我做宣傳吧。誰知道後來投資方跑了，我們就去找錢，錢找來了後他説，你管錢吧，我就莫名其妙成了製片人了。那個戲拍得很慘，我們在貴陽的山裡，過年工人們都沒回家，沒錢給他們買票。
Q：後來《青紅》在康城拿了評委會獎，你沒覺得電影很有意思？
A：對。我細想下，好玩，但是電影是一個産業化的東西。我拿了我的酬勞，就回到了藝術圈，揣足了勁要做非盈利，那時候藝術市場已經有起色了，但年輕藝術家還是很苦。我想著向國外的基金會申請資金，來做非盈利，誰知道2007年西方一些國家集體「向右轉」，變得很保守，收緊了藝術的投資經費，就很難申請。我和我現在的合夥人Boers碰到一起，我們想著從基金會、收藏家、藝術家三方拿錢與作品，在北京的草場地藝術區做一個非盈利空間。後來發現，基金會的資金是不穩定的，收藏家給的資助不是持續性的，藝術家給的作品不是他最「黃金」的作品，後來做不下去，冬天連燒暖氣的錢都沒了，只好轉商業。
Q：轉商業是一蹴而就的，還是經歷了比較艱難的轉型？
A：挺難的。第一是在商言商，我們都不是生意人。買藝術是買一個品牌，得花很長時間讓收藏家相信你，必須看到在你手上有藝術家成長起來，譬如説「小劉偉」（劉韡）。第二個是與藝術家的關係，我們之前和藝術家是朋友、同行的關係，後來變成了商業關係。這個是比較難的轉變。第三是落差，之前和藝術家不管怎麼説是平起平坐，後來誰都能給你臉色看（笑），還是有落差的。
Q：所以你要重回非盈利領域嗎？
A：倒不是因為這個，我很早以前寫過一篇小文章，裡面談到這一點：「商業價值的前提，是建立在學術價值的基礎上，這樣才是穩定的。如果沒有這個基礎，商業價值越高，泡沫越大。」我還有非常民族的一面，闡釋中國當代藝術三十年，是建立在西方人的基礎上的，從栗憲庭開始。現在賣得這麼多當代藝術作品，卻沒有轉移到美術館、轉移到教學中，我是覺得越是有錢，越是需要返回來做這些非盈利的事，做研究。
Q：內地做不起來非盈利，與基金會不能自由地支援有很大關係嗎？
A：有關係，國內這一塊不容易。另外的一個方面，還是有意識形態的原因，再往下研究，就會涉及到一些制度的問題。學術研究、出版、期刊……這些也都是不自由的，研究出來的結果沒有平臺發表，策劃人就失去了權力，這個話語權又落到了外國人手裡了。
Q：談談你對香港的印象，有沒有人問你，是不是因為想移民才去香港？
A：當然有，很多人第一想法就是這個。其實不是，這個項目（M+）有特別吸引我的地方，有作品、有館藏的地方才會有研究，這個地方未來會有很豐富的、很系統的館藏。它從無到有的過程對我來説也是學習的過程。香港人講規矩，務實，這一點很明顯，加上它足夠國際化，許多國際化的建築師、攝影師、藝術家會常常去那裡，也有好多內地的藝術家在那裡建立了工作室，譬如方力鈞。它不會取代北京，但是個很有意思的補充。
Q：你經常會跟人説：「多讀點書吧」，你現在一年讀多少本紙質書？
A：（大笑）對，我一年大約讀個20來本，精讀。iPhone拿來讀雜誌。多讀書好，可以嚇唬人。
Q：最後一個問題，這麼多身份，你最喜歡哪一個？肯定不會是藝術家的助手。
A：那我還是會選策劃人。我從教畫畫、賣畫、包畫、寄畫、評畫……都做過。批評家是在展覽之後發出聲音，是滯後的，策劃人是前置的，一個展廳從無到有，很有意思，參與其中。策劃人呈現出來的東西更複雜，是作品、是展廳、是文章……有很多的形式，比單純一篇文章要豐富。
皮力：1974年出生，湖北武漢人，中央美術學院藝術理論博士，他的獨立和專業意見對於國內上世紀藝術發展甚具影響力。除了藝評家、策展人和教育工作者等身份之外，他也擔當中西藝術交流的橋梁，一方面在中國介紹西方藝術，另一方面向世界各地推廣中國當代藝術，並和法國的龐比度中心、倫敦的泰特現代藝術館，以及亞洲其他機構合作。作為策展科目的導師，他也經常在中外媒體包括《Artforum》、《Flash Art》及《Third Text》發表文章，尤其在當前急速發展的中國藝術與博物館領域，皮力對策展人的角色認知影響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