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達70年的建築設計生涯中，我先後設計規劃了法國羅浮宮博物館，美國國家藝術館東樓、肯尼迪圖書館等建築，大部分作品都與文化藝術有關，符合了自己的追求。
64歲，我被法國總統密特朗邀請參加羅浮宮重建，併為羅浮宮設計了一座全新的金字塔。當時法國人高喊著“巴黎不要金字塔”、“交出羅浮宮”，不分晝夜表達不滿。
當時的確有壓力，我面對的是優越感極為強烈的法國人，而且羅浮宮舉世聞名。不過做事情最重要的是維持十足的信心，必須相信自己，把各種非議和懷疑拋諸腦後。旁人接受我與否不是最重要的，我得首先接受自己。建築設計師必須有自己的風格和主見，隨波逐流就肯定被歷史淹沒了。
後來金字塔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也被總統授予了法國最高榮譽獎章，但我仍然保持一貫的低姿態，説：“謙恭並不表示我有絲毫的妥協，妥協就是投降。”
這麼多年，我敢説，我和我的建築都像竹子，再大的風雨，也只是彎彎腰而已。
我生在中國，長在中國，17歲赴美國求學，之後在大洋彼岸成家立業。但中國就在我血統裏面，我至今能説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平時的衣著打扮，家庭佈置與生活習慣，依然保持著中國的傳統特色。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當然美國新的東西我也了解，中美兩方面的文化在我這兒並沒有矛盾衝突。我在文化縫隙中活得自在自得，在學習西方新觀念的同時，不放棄本身豐富的傳統。
“志於道，據于德；依於仁，遊于藝”，建築不是服裝，可以趕時髦，建起來以後，不能説明年不流行了就立刻拆掉。我從來不趕時髦，我比較保守；但我也從來不把自己定位成古典或者現代派。
我曾受邀在日本東京的靜修中心建造一個宗教的鐘塔，這座鐘塔的形狀很像日本一種傳統樂器：底部是方的，往上逐漸變平變扁，越往頂端越鋒利。日本人很喜歡，後來再次邀請我為博物館做設計。
當我還是孩子的時候，讀過一個中國故事叫《桃花源記》，很羨慕那種世外桃源的感覺。日本人知道這個故事，都説，對，要是能把博物館做成那種感覺就好了。博物館選在山上，在山上修了一座橋，穿過山谷通向博物館。日本人非常接受這個設計。
在我的70多件作品當中，博物館的項目佔到很大的比重。我希望博物館在人們的生活當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也是擔負起自己的一份文化責任感。我尤其喜歡年輕人來看我的博物館，人越多我越是開心，所以我常常到以前做過的博物館溜達，看看觀眾裏面年輕人多不多，因為將來是他們的世界。
86歲那年，我把自己的“封刀之作”選在蘇州，想用全新的材料，在蘇州三個古典園林拙政園、獅子林和忠王府旁邊修建一座現代化的博物館。設計方案一齣臺，又引起了各界強烈的爭論。很多人認為，這座全新博物館將破壞原有建築的和諧，損害這些古建築的真實與完整。但這不能改變我的設計初衷。
蘇州博物館真正呈現在世人面前時，我想他們會理解並喜歡的。那不僅是人們對貝氏建築光環的追逐，而且是一個建築師在年近90歲時的一份認真、執著和創新，會給他們一個滿意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