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村莊——基於鄉村田野調查與文化遺産主題藝術實踐的思考

非常榮幸的參與這個活動，見到很多非常熟悉的老師和朋友，有些是十多年不見了。同時此次項目地也是久違的黔東南地區，感覺有些激動，因為新世紀初的前幾年，中央美術學院非遺中心一些田野調查和教學活動就開展在黔東南、黔西北。新世紀初中國民間剪紙申遺中的苗族代表傳承人就是在黔東南發現的，現在他們大部分已經不在了。

2003年，喬曉光在黔東南臺江參加姊妹節  

2003年，喬曉光在黔東南採訪古歌的傳唱人

2003年，喬曉光在黔東南採訪苗族剪紙代表傳承人潘套九及家人。攝影：喬曉光

當時我們在很短的時間內走鄉串寨去發現老一輩天才傳承者，在貴州省民協主席余未人老師的幫助下，我們在臺江和施洞發現了潘套九、王安麗、劉妹莎和張保橋這些苗族剪紙的優秀傳承人，他們是真正掌握苗族剪紙文化譜係和了解剪紙民俗文化內涵的人。中國民間剪紙申遺在全國遴選了22位天才傳承人，其中黔東南苗族傳承人有兩位。後續我們帶著中央美院非遺中心的研究生、本科生、留學生，考察了黔東南許多節日，從苗族的苗年、姊妹節到牯臟節，苗族的節曰文化即是一場燦爛絢麗的民族藝術節，在雷山我們聽了傳唱的苗族古歌，在西江古村落考察了民居，拜訪了苗王和村裏的鬼師和銀匠、泥瓦匠。

靳之林推動建立的陜北延川縣土崗鄉小程民間藝術村，是中國民間剪紙申報非物質文化遺産項目中建立的民間剪紙生態保護社區，為探索作為非遺的民間剪紙傳承保護的可持續發展模式提供了一個重要案例。攝影：喬曉光

我的導師靳之林先生上世紀90年代就到了苗族地區，他的著作《生命之樹》中記載著來苗族的考察。我們的田野教學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主要是在黃河流域鄉村考察，新世紀初之後開始長江流域的調查，剛才方老師講得好，要關注生活，生活的本質是什麼，就是人和人的同在，沒有人的參與是一個缺陷，也不是完整可持續的生活。改革開放後的鄉村進入到新世紀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和西方工業化進程不太一樣。剛才方老師講到從村莊的視角，從人類學、從亞洲、從跨文化和其他國家的關係看鄉村，法國在上世紀80年代産生了新鄉村現象，很多人開始離開巴黎，離開大城市，到郊區、到鄉村，他們開始通過網際網路進行日常工作，但他們不是農民，他們也不是購置房産的久居者，他們就是城鄉流動的遷徙者，這是城市回流鄉村的一個現象。

2003年，在黔東南臺江苗族地區調查剪紙傳統與拍攝紀錄片

進入到21世紀的鄉村建設，在脫貧後進入一個更加開放和創新的發展階段，方老師也是一直在倡導和參與鄉村建設，靳之林先生在新世紀初中國剪紙申遺時，為完成社區文化傳承的項目要求，2001年—2007年在陜西延川創建了“小程民間藝術村”，並完成了一系列的鄉村建設工作，其中包括成立以農民為主體的民間藝術傳承的村民委員會；發動群眾普查發掘當地民俗文化和民間藝術，徵收民俗器物和生産工具；建設村莊的“窟洞式民間藝術博物館”；開設鄉村小學的民間剪紙課，開展民間藝術的教育傳承；開展鄉村傳承人培訓工作；根據當地獨特的黃河灣地貌，建設黃河民俗旅遊文化村，建設藝術院校寫生與考察基地；2007年成功舉辦了國際民間藝術節，海內外民間藝術家和美術院校的師生共聚小程村藝術展示與表演，産生了很大的影響。今天再來看靳之林先生在小程村做的事情，可視為“藝術鄉建”的先聲與先行者，他從72歲做到了80歲。新世紀初，中央美術學院比較早的建立了“非物質文化遺産研究中心”，中心新世紀初在甘肅的環縣、慶陽一帶，對鄉村民間皮影、剪紙、刺繡等類型，也都進行了深度的文化遺産專業服務，推動了新興的非遺傳承保護事業在鄉村社區的開展。

陜北延川的小程村是靳之林先生創建的民間藝術村，在那裏的鄉村小學裏開設了民間剪紙課，孩子們也喜歡剪花花。攝影:喬曉光 

鄉村婦女的剪花。攝影：喬曉光

改革開放40年，我們整個文明的發展從最初向西方學習，到今天開始我們文明內部的整合發展，以前我們是分開來對待傳統的，民間的、官方的、文人精英的，大傳統、小傳統，主流的、邊緣的，今天隨著國家不斷的發展與強大，我們開始進入到文明內部的整合時代。中國近百年的現代化進程始終沒有離開村莊，最早是知識分子和鄉村改造：新中國建立以後我們有過合作化的村莊時期，村莊與城市的生存，成為一個長久差異的問題；改革開放以後，土地開始被農民承包，鄉村裏的文化，由國家體制內的文化部門開始實施民族文化的復興。上世紀末的時候開始扶貧，新世紀前20年脫貧攻堅成為一種時代的壯舉，今天鄉村建設成為新的發展目標。

從黔東南這次大地之書的藝術鄉建項目，我們可以清晰的感受到它已經從原來的知識分子和村莊的關係，走到了年輕人和村莊互動發展的時代。藝術鄉建正在成為鄉村建設的一種獨特的文化方式，年輕人帶來了藝術，也帶來了他們對鄉村的理解與發展的情懷，也帶著網際網路一代年輕人對鄉村未來的夢想。我今天講的題目是“理解村莊”，也是在和年輕人交流探討在村莊如何更好的開展社會實踐。大地上的每一個村莊在我們到來之前就有藝術，在鄉建之前就有自己的文化傳統，有自己的歷史和生存的選擇與發展，還有改革開放以後40多年本土最底層社會變革的現代性，一切都活生生發生和存憶在鄉村。所以，我們建設什麼，我們怎樣建設，我們為誰而建設，中國鄉村的建設不是從零開始，以現代性視野改變鄉村的社會實踐已經有了近百年的歷史。

今天這樣一個時代，正在進入一個文明內部整合的時代，當我們的主流文化實現現代化轉型以後，必然要和民族民間文化開始文明內部深層的文化整合，民族民間文化是活態文明的主體，也是文明的本體、本原之身，實現文明本體整體性的現代化轉型發展，才是實現文明轉型發展的根本。剛才方老師説的鄉村建沒中的東方哲學問題，其實也是中國本土的生存哲學問題，民間的生存和生命哲學講相剋相生的關係，這和中國古老的哲學觀念是同源的，靳之林先生提出的中國本原哲學就是研究民間文化後的發現，靳先生是一個發現生活的天才，村莊也是一部生命哲學之書。

今天的“藝術鄉建”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後的“鄉村建設”不一樣了，年輕一代人的參與和原來知識分子最大的不同，首先是時代背景不一樣了，年輕人帶來了城市文化、工業化時代的藝術觀和網際網路時代的生活方式與方法，帶來了年輕人個體的情懷和實踐創意。今天我們選擇藝術的方式介入鄉村建設，也是一個適合鄉村接收的選擇，因為村莊本來就是不使用文字，不依賴文本和書寫傳統去生活的，村莊的生存需求中，使用最多的就是藝術的方式，村莊裏的藝術在文化上是綜合的，學院藝術專業的分科在文化上又是分離和碎片化的。所以，“藝術鄉建”概念裏的藝術不僅只是指包豪斯以後的西方藝術傳統，其中更重要的還包括我們本土的藝術傳統，尤其是民族民間藝術傳統，我講的“理解村莊”也是在倡導理解本土的民族民間文化。其實我們應該意識到“藝術鄉建”內含的雙向作用，一方面是我們從外部介入的藝術方式的新鄉村建設，另一方面，由“鄉土中國”時代歷史積澱的村社活態文化也在滋養和啟蒙我們對民族民間藝術的認知與體驗。其實，活態的民族民間文化藝術養育和支撐著高校許多專業學科，從這個角度看學院學科的發展，“藝術鄉建”也是通過對多民族村莊的理解與學習實踐，去發展自身學科的建設。中國的現實生活蘊含著豐富的對偶性，對偶的哲學也是生活的哲學，我們應該警醒反思的是，我們不能誇大“藝術鄉建”的作用，也不用過度美化鄉村田園的完美，實際的生存所面臨的問題比審美創意複雜的多。通過黔東南這樣的項目，我感受到近百年來開啟的鄉村建設，正在進入新的轉型時期，村莊開始和年輕一代藝術家、設計師及青年學子們相遇，相信村莊的未來一定會美好。

今天我做了四張示意圖，通過圖像的示意資訊，來介紹多年來我在村莊田野的認知，這其中包含著對鄉村常識和經驗的發現與學習。鄉村幾乎是我們每個人族源身份的歸屬，也是社會關係形成的基礎。鄉村曾經是封閉的，但今天鄉村在不斷開放起來，今天無論是誰來做鄉建，無論什麼方式，人類學的、社會學的、藝術學的、建築學的，或者農業與生物學的，村莊都在接納，村莊成為時代改革的實驗場。村莊裏的生活就涵蓋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許多因素與問題，村莊的發展需要綜合的視野和跨學科、跨領域的合作力量，才能解決現實問題。

我們在倡導建設鄉村，首先要來認識鄉村的價值，要從農業和區域發展，從歷史文化與文化遺産等多方面去發現鄉村的價值。孟德拉斯在《農民的終結》一書中，描述了法國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工業化初期狀態，他當時講有20億農民站在工業文明的入口處，這是20世紀下半葉世界向社會科學提出的主要問題。在法國農民的轉型和身份的變化伴隨著就是鄉村的消失，城市化似乎一夜之間發展起來。中國的情況是農民沒有終結，鄉村年富力強的農民轉成了農民工，身份也在發生著改變。與法國工業化初期鄉村變化情況不同的是，中國是農民沒有終結，村莊先開始了終結。改革開放初期，我們有70多萬個行政村，400多萬個自然村，40年後，有專家提出我們自然村的消失數量可能接近二分之一左右，最近的數據是我國行政村的數量在68萬多個，自然村的數量在200多萬個，當然也許這個數據不太準確，但總體的情況是，我們行政村的數量減少不多，自然村的數量減少近半。

黔東南的大地鄉建的項目，也是從村莊開始來嘗試整合鄉土性與現代性融合發展的途徑，所以我覺得理解村莊、發現村莊、學習村莊、實踐村莊，這應該是鄉村建設的一個實踐基礎，尤其是中國鄉村正處在一個快速流變消失的階段，許多文化的活態性也在衰退與消失，所以，我們應當有一個“藝術鄉建”的時間意識，鄉村裏的文化是有時辰的，鄉村裏的傳統不會永遠在等著我們，今天這個時代也是我們民族千百年來從未有過的文明轉型期，也是傳統與現代並存的時代，也是交替融合的時代。所以，理解村莊、發現村莊是鄉建的一個起點，無論什麼方式，這是不能回避的起點。你對村莊沒有理解，就會忽略村莊的價值和其文化內涵的一部分，我們對村莊理解的深度、廣度，對村莊發現的敏感和事物認識的完整性，都在決定著我們鄉建的深度、廣度和創新的適度。

我們來看第一圖，這張圖提出兩個問題是，一是鄉土中國與中華文明持久性核心因素；二是非遺作為活態文化與活態文明的價值。近百年來，國內學界和西方漢學界對中華文明持久性核心因素的研究，基本確認為漢字及漢字為核心所形成的書寫傳統，尤其是西方漢學界認為這是唯一的核心因素。圖中間這個檸黃色代表了以文字核心的書寫文化傳統、代表了皇權、代表了古代城市，商周開始發展了最早的城市，城與鄉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是一個很早的對偶存在。圖中心圓的檸檬黃色，也代表了中國古代陰陽五行的中心黃色，週邊大的土黃色大圓代表大地，上面細密的土紅色小圓點代表了村莊。以前我們對大地只是土地、田地、故土、泥土的概念，大地是一個比較現代的概念。村莊是大地上的文明産物，大地還有更多的自然生命造物，大地上的植物、植被、生物，村莊和這些自然造物共同生存在大地。村莊也像大地上的一棵樹、一座山、一條河一樣，村莊也是在大地上生生不息的成長，生生死死的輪迴。所以説大地之書，每個村莊就是一本獨特的生命之書、生活之書，中國的大地就是一個沒有圍墻以星空為穹頂的活態圖書館，農民是這些無字之書的作者，但今天這個圖書館裏的許多圖書已經消失了。

新世紀初非遺項目啟動以後，我們開始從文化遺産的歷史價值及現實中的可持續價值角度去審視鄉村裏的民間藝術，我們開始思考非物質文化遺産所代表的活態文化傳統，同樣是中華文明持久性的核心因素，尤其是以活態文明的視野來觀察多民族鄉村文化傳統的事實，這個活的事實承載著民族歷史最真實的存在，打破了漢字為主的主流文化單一文明中心論的説法。我們認同以漢字和書寫傳統所構成的文明核心因素是重要的因素之一，但同時我們認為以各民族勞動人民群體為主體傳承的多民族文化傳統，同樣也是可持續的重要因素。以村莊為最小文明單元構成的村社活態文化的存在，就是一個活的文明。今天古史典籍中記載的古代王朝消失了，都變成了文字的歷史標本或者故事，今天活著的文明形態，其中多民族村社活態文化的傳承可視為中華文明活的主體。文明的活態性成為我們今天可進入、可看到、可感受的現實生活，其中有文化的體溫度、歷史的記憶、有生存的智慧與心靈的密碼。村莊裏的活態文化有身體、有血液、有思維、有情感，也有自己的生死輪迴。所以説大地上的村莊就是一個活態文明的博物館，一點不為過。

鄉村裏包含著最本土的現代性，因為鄉村是一個時代生存狀態最真實的反映，鄉村裏的現代性不是西方工業文明的現代性，而是我們的活態文明自身在世界格局和重大歷史事件中發生的變革與變化。鄉村作為民族活的肌體，反映著一個民族在時間中最本質的生存反應，改革開放以來鄉村自發行動起來形成的農民工潮，即是一篇鄉村農民譜寫的偉大的生存史詩。還有我們文化傳統中最初的變化也是發生在鄉村，靳之林先生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做陜北延安地區13縣市剪紙普查時，開始他是用延安魯藝時的創作方法開展工作，但他很快發現我們不是要改造民間，也不是要單獨的學院式藝術創作，民間剪紙本身就有獨特的文化內涵，民間有自己的體系，也有自己的藝術表達，靳先生發現了民間文化的本體，從民間剪紙譜係中圖騰崇拜的文化遺存，到日常民俗生活中的生命隱喻象徵，靳之林先生完成了他的本原文化三部著作《抓髻娃娃》、《生命之樹》、《綿綿瓜瓞》，從延安剪紙開始，他打開了剪紙文化的大門，也打開了本原文認知的大門。延安剪紙普查時期把鄉村優秀剪花婆婆以辦班的形式組織在一起，聚在一起的剪花婆婆不僅剪出了“古花樣”，她們也開始用剪刀剪自己的生活和內心裏的東西，剪哪些脫離開民俗使用趨向生活表達的題材，民間剪紙的現代性正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的。

我們來看第二張圖，它提示的問題是：鄉村、農民與中國革命，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經驗；古代鄉村的文化自治與文化自發傳承時代。中國的現代性在百年生成的歷史中和鄉村與農民有著最密切的聯繫，這張圖的大部分土黃色區域代表大地，密集的土紅點代表村莊，橘紅色天空代表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代表了革命的曙光。中國革命正是在黨和農村、農民之間建構起來的，我們的革命根據地正是建立在農村和農民群體中的。1927年到1939年，毛澤東同志提出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策略，這是在鄉村土地上的一個創新型的思想，實踐也證明它是一個正確的思想，指導革命取得了勝利，建立了新中國。所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實踐也深刻的影響了農村和農民。新中國建立後的鄉村，農村、農民依然在為城市化、工業化發展默默作著貢獻，“剪刀差”現象中即包含著許多“三農”方面的問題。

在古代社會，皇權不下鄉，鄉村社會是自治的，民間文化有自身的自生自滅的文化處境，約定俗成的村社文化形態保持著村社文化的綿延，古代的鄉村就像一個河流的河床一樣，它不是河面上的水，社會很少看的見他，也很少關心他。河流裏看的見的水是官方文化、主流文化，看得見、摸得著，河流的水可能是平靜的，也可能是激蕩的，河流有漩渦、奔騰不息，這都是看的見的歷史蹤跡，但真正承載歷史和民族延續的正是鄉村這樣的河床文化，它的自治和對祖先信仰的代代相承和文化方式的維繫，也是封建社會超穩定的重要因素之一。民間河床文化的守恒不變與迴圈式的綿延發展，支撐著主流文化的持續發展，所以説不僅僅是歷代王朝和文人精英的文化創造了文明的可持續，大地上的村莊和農民的生存歷史，也是民族延綿不絕、生生不息的內驅力之一。

現在我們看第三張圖，這也是大地上一個巨大的變革時代，圖的色彩出現了豐富的色域，上面藍色代表著改革開放時期的外來文化與科學技術和全球化因素，圖下方土黃色是大地，大家注意，其中的土紅色點稀少了，為什麼？紅點代表著農民工，農民離開村莊，走向城市，密集的小紅點聚集在綠色帶了，藍和黃加起來是綠色，綠色代表開放的時代狀態，代表了城市化和工業化改革開放發展的活力，這個活力和來自鄉村的農民工有最直接的關係。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農村包圍城市，到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改革開放的農民工潮，我認為這是近百年來，兩篇偉大的農民史詩，農民支援革命，農民建設城市，沒有農民群體的認同與支援、參與與奉獻，我們就沒有革命的成功，也不會有如此豐碩的改革開放成果。第三張圖提出的問題最多，因為這是前所未有的文明轉型時代，千百年來我們一直生活在一個質樸自足的農業時代，近百年來我們一直在尋找著民族復興與現代化的發展的道路，21世紀我們迎來了古代農耕文明轉型的重要時期，我們在經歷著許多從末經歷的事情。文明轉型帶來巨大的變化，也帶來許多新的問題，比如：改革開放、農民工潮、農民建設城市、文明的流動、城市化進程、網際網路時代、人工智慧等諸多新的東西，後疫情時代同時到來，這些問題更加突出岀來。

我們來看第四張圖，這張圖結構變了，我運用了九宮圖形，九宮不僅包含了深遂的空間意識，也包含著時間的變化。圖中以九宮格作底圖，上面複合了天圓地方的圖形，其中九宮格中置放入不同顏色，我們先看四個角的色彩，藍色代表開放、外來經驗，橘紅色代表著革命經驗，土紅色代表著鄉村和農民，綠色代表著改革開放城市化、工業化發展的經驗，這四種因素在交融轉動參與著文明的轉型發展。九宮格中間的檸檬黃的色域代表著城市化的發展，它已經略高於代表大地和鄉村的土黃色域。目前我們城市、城鎮化人口，已經略高於鄉村人口，預計到本世紀中葉還有三到四億農民。今天城鄉二元結構在逐漸被打破，我們在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代，昔日古老的城鄉對偶關係被打破，現實在産生新的相剋、相生因素，文明在産生新的混生性與融合性，這是一個真正需要崇尚創造的時代。

歸納起來講村莊是一部民族的生存史，這和文字的四庫全書一樣，是有歷史價值的。克羅齊説“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不僅記錄在古史典籍中，歷史也活在鄉村，活在農民的思維與身體記憶中。鄉村的社火，一個農民開始扮演周朝、唐朝，扮演明朝的歷史人物，扮演古代傳説裏的故事，他的身體在呈現歷史。我們看藏戲，他的歌舞開始戴上面具的時候，他演的也是歷史，是很早的神話歷史。村莊的原型很古老，至少從新石器時代氏族社會開始，還有我們在邊疆地區考察時遇上的民族，村莊裏的文明類型是豐富多樣的，今天的村莊從文化的自發傳承時代轉向一個文化遺産時代，文化遺産需要保護、需要文化的自覺。我們預測在2030年之前許多傳統的文化物種要消失流變，甚至沒有了，永遠消失了。所以説21世紀前30年是一個傳統文化物種搶救記錄的時代，這也許是最後的機會。同時，21世紀上半葉也是我們古老農耕文明轉型發展的時代，是創造新物種的時代，文明內部的整合會激發出新的發展活力。

我們上本科的時候就學“鄉土中國”這本書，看到費效通先生提到三個特點、依賴土地、封閉的生活、熟人社會，今天這些都在改變，鄉村裏年輕的熟人都到城市裏去了，封閉性早已打破，他們在城市裏接觸的陌生的社會和網際網路虛擬的社會。鄉村裏傳統的小農生産不能養家了，人們開始離開土地，農民工在改變著勞動方式。用身體民俗學的視角來看，鄉村土地上的農業勞動使用是整體的身體，農民工到了城市以後，身體的勞動發生了變化，身體開始變為分工式勞動，打工妹可能完全依賴於手工操作，建築業的勞動工人涉及到的技術分工更複雜，比如電焊工、管工，吊車或推土車司機等，工業技術把身體肢解分化為不同的方式與技能，同時勞動價值也開始分化不一。農民的主體勞動已從土地轉向城市工業化生産。一個民族文化的變化是從身體開始的，身體的變化引起了情感、價值觀、信仰甚至是倫理的變化，我們已經身處這樣的變化時代，也是一個轉向“現代中國”的時代。

最後講一下村莊的民族美育價值，今天國家和社會對美育普及的重視，也提出了美育實踐的問題，美育實踐是一個綜合性審美實踐的問題，鄉村裏的藝術傳統就是綜合的，一個節日裏有音樂、舞蹈、美術，也有戲曲等藝術形式，鄉村還蘊含著民族文化的活態性、多樣性和民俗生活的豐富性等，所以説村莊就是民族美育的第一課堂。古代的美育內容在書本上，但是民族美育是生活在場，生活就是美育的課堂，我們應當把更多的青少年吸引到鄉村生活中的民族藝術活動中來，讓村莊成為中國青年一代面向未來的文化實踐之地。

（本文由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原非遺中心主任、原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副主席喬曉光在主題發言的基礎上整理修改而成。圖片來源：喬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