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曉淩
在人類歷史上，沒有一條道路比絲綢之路更為悠久—以陸上絲綢之路開通為始，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也沒有哪一條道路比絲綢之路更為漫長—它通過草原、沙漠和海上所建立的道路，第一次把不同地域的文明連結為一個整體，從這個意義上講，絲綢之路的誕生標誌著人類的第一次全球化運動。更為重要的是，在這條道路上誕生了豐富而燦爛的文化，從長安到兩河流域，再到埃及、希臘、羅馬，文化的形態跨越了種族、語言和地域的隔閡，通過相互融合而閃耀著文明的光輝。
然而，絲綢之路也是一條幾乎被遺忘的路。在中國的正史中，絲綢之路沒有任何記載，以至於今天中國正統的歷史學家們連“絲綢之路”一詞都不願承認。在西方史學界，情形也大致如此。從東方到西方，絲綢之路幾乎同時被遺忘，在這條路上發生的許多重大歷史事件與文化現象，也在歷史中湮沒不復。2013年，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後，絲綢之路重新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並引起國際社會的巨大反響與熱烈回應。在全球化與反全球化博弈的格局中，“一帶一路”以其和平、交流、互融、對話、共用的特殊內涵，表達出重構國際政治、經濟和文化新秩序的宏偉願景。在這個背景下，以“一帶一路”精神為動力，再現絲綢之路的歷史故事，闡釋絲綢之路的內涵與特質，彰顯絲綢之路價值的當下意義，正日益成為中國當代美術創作的主流。中國國家畫院啟動的具有深遠文化戰略價值的“一帶一路”國際美術工程，正是這一文化潮流的縮影。“古代文明與當代社會—中國國家畫院油畫院‘一帶一路’藝術考察專題研究展”，是“一帶一路”國際美術工程的一個部分。本次展覽通過中國國家畫院油畫院組織的30余位專業畫家的考察、研究和創作，較為充分地顯示了“一帶一路”國際美術工程的階段性成果，它意味著這項重大創作工程已經走到最為關鍵的攻堅階段。
雖然這次展覽以絲綢之路西端—兩河流域、埃及、希臘的寫生、創作為主體，但實際上油畫院藝術家們的足跡早已遍及河西走廊、新疆、中亞、西亞以及歐洲的廣大地域。作為“一帶一路”精神最早的領悟者，油畫院的藝術家們以題材的廣泛性、形態的多元性，以及手法的多樣性精彩地回應了“一帶一路”這一主題。題材的廣泛性與開放性是這次展覽的主要特點之一。在藝術家的筆下，無論是古道明月、梵音漣漪，還是異域風情、茶馬古道，無論是神秘的燃燈節、苦水社火，還是今日都市的微生活，無論是絲路絮語，還是遠古回聲，無論是行走于斯的先賢，還是海上絲綢之路的勝景，無不或高亢、或低吟地描繪著絲綢之路這條歷史上最為古老、世界上最為綿長的人類互通共榮之路。在作品的現場，迷人的古道氣息與生機勃勃的時代氣象交互相生，誘人的味道彌散于歷史的天空，入人心目，沁人心脾。比起傳統的再現手法，藝術家們似乎更願意將作品當作文化符碼來加以建構，由此洋溢出的象徵、隱喻、寓言的意味，將觀者帶入冥思與遐想。在那裏，絲綢之路將被幻化為巨大而深邃的民族史詩，而內蘊于其中的絲綢之路真理也將一一現身。
絲綢之路所覆蓋的廣闊地域，幾乎包括了所有的人類文明。在絲綢之路上發生的交流、貿易、衝突、融合，將這條道路打造成了各個民族的“精神磨刀石”，鑄就了各個民族的性格與精神。這次出展的以不同民族人物為主體的作品，從一個側面回應了這一史實。靳尚誼創作于1995年的《行走的老人》和2016年創作的《藏族宮廷舞》，前後相距20餘年，雖然風格相去甚遠，但不變的卻是對人物內在心靈特質的準確表達與呈現。在詹建俊作品《舞》中，非洲原住民部落舞者的修長身軀穿梭在暗如夜空、暖如篝火的紅黑色調之間。在描繪人體的矯健筆觸，鼓點般震顫著的白色首飾以及搖曳的黃色草裙，強烈的明暗對比和色彩躍動中，人類生命原初的自然律動，似乎通過畫家的筆尖衝盈而來。全山石的作品《崑崙山青年—洛孜伊明》和《盛裝的塔吉克姑娘阿依古麗》，幾乎可以當作高原民族性格的譜係來加以分析。聞立鵬這次展出的是兩張舊作—《卓瑪》《藏族民兵巴採》，無意中，這些作品提醒了一個事實：絲綢之路民族性格與形象的塑造，在遙遠的年代即已開始。同樣，妥木斯的作品《瞑色》雖然創作于1995年，但誇張的造型與沉穩內斂的色彩所營造的蒙古族女性形象，已然超越形象本身而帶來對絲綢之路遠古草原生活的無盡遐思。楊飛雲的《冬日盛裝》和《新疆塔吉克大學生》分別描繪了藏族和塔吉克族的女性形象，畫家以嚴謹的造型、和諧的色調、樸茂的筆觸，在對象真實的生活環境中細膩地捕捉著她們的內心世界。在張祖英筆下的“埃及紀事”系列作品，無論黑袍遮面、只露出一雙明亮眸子的埃及女子，還是白衣加身、抬首張望的駱隊少年，抑或是皎潔新月下阿拉伯莊園的濃郁氣息，均顯示出畫家在異域人物塑造和風情表達上的匠心獨運。而《吳哥的微笑》則具有迷離的寓言性質：廟宇石柱在陽光下規律性分割的陰影，與巨大古代神像擦肩而過的當代僧侶，共同呈現了一個象徵性的瞬間。畫家試圖帶領觀眾去思索何為永恒，何為時光，何為信仰。絲綢之路作為一個地理概念，貫穿了河西走廊，連結了歐亞大陸，記錄著沿線各個文明形態在歷史長河中的風雲變幻，以及各個民族的興衰榮辱。幾千年的歷史進程造就了各民族獨特的文化，也形成了繁花般的民俗風情。以多樣性手法，表現不同民族的生活場景，呈現不同民族的生活與審美情趣，成為本次展覽的顯著特色。趙培智以對新疆少數民族人物的卓越表現而著稱。本次展出的作品刻意減弱了用筆的厚度，強化了畫面的抒情性，更多地釋出了生活的情趣。而俞曉夫對人物和場景的描繪，則以他擅長的超現實方法，巧妙地處理了主體與背景之間的迷幻般的關係。歷史和文明的變遷，在曹明的系列作品中得到了清晰的印證，畫中的人物，徘徊于現代社會與民族傳統、宗教與日常生活之間，由此形成畫面微妙的隱喻關係。何紅舟對絲綢之路的理解，既來自於對街頭生活情趣的捕捉，也來自於暮色中的宗教景觀，這讓他的畫面不間歇地週游于出世與入世的迷茫中。與何紅舟相比，孫曉龍更注重人物情態的細節表達，日記般的敘事中，畫面形象一如週遭的人物那樣生動、活潑，充滿樂趣。值得推崇的是文國璋的《閨房裏的新嫁娘》。畫面既是塔吉克族新娘出嫁的日常情景，又是一首氣象宏大、充滿和諧之音的抒情長詩，也是塔吉克族最具民族特性的群像，從中似乎能讀出這個民族的心靈史。因此，與其説這件作品是視覺的，不如説它是詩意的。
如何將歷史史實轉換、提升為宏大史詩，始終是“一帶一路”創作的關鍵性課題。本次展覽因是階段性成果，並未完全觸及這一課題，但在郭北平、羅朗、張立平等人的作品中，已透露出些許這方面的資訊。郭北平筆下的音樂家王洛賓，沐浴著金色的陽光，在驢車上彈琴歌唱，場景平實卻動人心魄。畫家通過高超的想像和詩意化的敘事能力所重構出的歷史場景，讓我們恍然回到歌王的樂聲中。羅朗筆下的舊日上海碼頭，用降格的色調加以處理，突出了歷史滄桑感，近於黑白色調的表像之下，暗示出上海港在近現代歷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張立平的《漲海聲中萬國商—元代泉州港》中，藝術家的想像力再一次主宰了海上商貿史的重建，大面積暖色中所呈現出的百舸爭流的繁榮場景，讓古代泉州從歷史的煙雲中走向當代。
對題材意義的破解與解讀始終是重大題材創作的基石與前提。從東方藝術家的視角，以現代人的觀念，重現兩河流域、古埃及、古希臘乃至中國古文明，成為藝術家們的獨特追求，這一追求也決定了他們畫面的人文質地。從這個角度講，藝術家們是古文明的現代重構者。戴士和的《祥雲飛天》、丁一林的“遠古回聲”系列作品、楊參軍的“絲路絮語”系列作品等，都用最簡練明快的筆法與飽和的色彩展現歷史星空中的片段，線條、色彩的躍動感展現出畫家們最直接的視覺感受，歷史沉重的腳步在他們的作品中似乎變得輕快。曹新林的《古埃及法老們的故事》、宛少軍的“埃及”系列、張新權的《尼羅河》、楊松林的《河畔人家》、鄭樂的“殘破的記憶”系列，均用在場紀實的手法反映古埃及文明與當代社會之間的碰撞與糾葛。在這些畫面中，埃及民族生生不息的火焰並未隨著法老時代一起被時間的流沙湮沒，反而日益閃射出時代的魅力。畫面上，參觀者持著照相機，魚貫涌入高聳的神殿石壁之間，快門的聲音似乎頻頻響起；戴白色頭紗的少女們帶著些許膽怯和敬畏，在博物館中舉首凝視著古典時期的塑像。無論是畫中的人物，還是執筆的畫家，每一位當代人在面對浩瀚人類文明時的複雜感受，讓畫面無意中被賦予了文化的質感與厚度。在這個系列中，鐘涵的《沙塵暴之履涉》無疑是最為獨特的。顏料和筆觸多層疊罩、堆積，不僅沒有讓畫面因吸油而變得斑駁，反而因大面積的色彩筆痕交錯而更加粗糲、雄渾。伴隨著滾滾沙暴而巍然不動的巨大山體上的摩崖石刻，穿越歲月之困，鋪陳著自己的前世今生。中國古典文明的歷久彌新在這件作品中體現得極為透徹。
以東方藝術家的視野觀照、呈現絲綢之路上的景觀，將會是怎樣的一番景象？這是一個具有哲理意味的問題。總體而言，中國國家畫院油畫院藝術家們的這次考察、寫生、創作的“景觀”，並非簡單的對景寫生，而是在與自然、天地對話中心靈意象的呈現，一如美國畫家格雷弗斯在了解東方繪畫後所説：“我意識到藝術和自然是心靈的風景，從中我們可以覺察出人類存在的本質。”任傳文的“金色尼羅河”系列作品和馬琳的《衛城》有異曲同工之妙：一層時光的濾鏡籠罩在埃及與希臘的大地之上。在北非，沙漠中的駱駝、神像與紅海金色波濤裏的白色帆影遙遙相望，畫中旅人一張張古風盎然的面孔向畫外凝視，空間與時間的混沌感霎時被強化；在衛城，遠處的千年古城籠罩在斜陽下，近景中郊外小河上飄搖著一葉無人撐槳的孤舟。在畫面下方大片陰影的襯托下，小舟將要去哪無人知曉，平靜的河流沒有為觀眾指引方向，但畫面所洋溢出的象徵與隱喻意味，將觀者帶入沉思。神人共存的隱秘世界似乎在畫面中顯現，人類關於玄冥天地的遐想依然不會停歇。沈行工在“地中海明珠——希臘風景組畫”系列中，運用自己最為成熟的繪畫技法勾勒出白藍相間的希臘城市。樣式古老的現代建築坐落于蔚藍海岸和現代公路之間，大量白色顏料輔以藍綠色塊的點綴，暗示著對純粹美學保持著終極追問的古希臘文明，依然在耀眼的陽光和清透的空氣中駐足。遙遠的衛城之下，熄火的摩托車，靠岸的遊艇讓人感受到一份榮光落幕後的閒適。莊重的《布達佩斯的雪》是這個都市的傳奇性再現。高聳的哥特式教堂與靜臥的現代建築相擁交錯，在紛揚的大雪中靜謐地書寫著關於城的歷史。心靈風景的神聖性、宗教感同樣完整地呈現在白羽平的《河西走廊的陽光》之中。與上述作品比起來，李江峰的作品《心扉—愛琴海》《心扉—尼羅河》則如同這兩個文明一樣迷人而雋永。
中國國家畫院油畫院藝術家在表達“一帶一路”主題的同時，也絲毫不掩飾自己的美學訴求。事實上，以絲綢之路題材為動力和資源，著力於中國當代油畫體系的構建，正是這次展覽的文化理想與信念。眾所週知，以新題材催生新的美學形式，是中國美術現代性建構的主要方式之一。從這個意義上講，“一帶一路”的主題創作，是一次巨大的美學機遇。通過對這次展覽的閱讀，可以領略到這樣的文化景象：絲綢之路精神與題材所喚醒的想像力與美學渴望，正源源不斷地轉化為藝術家們創建新形式、新語言的實踐。胡明哲的“聖托裏尼”系列作品聚焦于變化多端的拱門、對開窗以及馬賽克式的街道。畫家通過中國園林移步取景的方式，以大面積幾何形狀的明暗、冷暖色塊的切換，組織出富有裝飾意味的畫面。這種刻意弱化造型感的處理方式，增強了愛琴海畔小城建築錯落的質感，大片顏色的暈染、疊透，也讓畫中的聖托裏尼多了一絲東方神韻的光芒。與胡明哲的明快與裝飾意趣不同的是，閆振鐸的2017年新作則執著于神秘形式意味的探索，淒迷、含混、孤寂交織為畫面的不可捉摸的意象；長期著力於西藏題材表現的王琨迷戀于高原特有的秘境，為此，他不惜將日常的牦牛抽取為涌動而來的墨塊結構，由此帶給畫面超常的氣質：抽象與具象、物體與結構彼此對抗又難以分離。
這個展覽雖然是“一帶一路”國際美術工程的階段性成果，但其象徵意味卻是濃厚的。簡單地講，它所展示的作品，不僅意味著古代文明與當代社會所交織成的價值已成為藝術家們的敘事主體，而且還將由此開拓出油畫美學實驗的勝景。有趣的是，這兩者同時指向了一個共同的文化景觀，那就是油畫中正在形成的“中國學派”。接下來的問題是，本次展覽為何尚未展出即獲得普遍的青睞？答案並不神秘，它可以這樣表述：當藝術家雙腳站在歷史余暉與時代精神的交匯處時，一切即已註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