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屆世界藝術史大會第二十一分會場
多元與世界
編者按：日前，大會籌委會的工作會議上決定，為方便國內外專業人士提前了解本屆世界藝術史大會的內容，秘書處邀請每一個分會的主席分別對各自主持場次的主題進行闡述，並且介紹參加會議的人員和將要做出的報告內容。我們此次大會共設21個分會場，每一個分會場由一位國際主席、一位中方主席和一位青年主席組成，這63位主席已經在近兩年的準備中付出了極大的心血和智慧。我們將按順序推送每個分會場的內容介紹，今天呈現的是第二十一分會“多元與世界”。
本分會場主題詞為“多元與世界”，其英文表述“Connecting Art Histories and World Art”則更為明確地指出了我們的初衷與願望。所選論文也都圍繞“藝術史、媒介和再現：面向一種後全球化經典？”這樣一個核心問題而展開。
全球化無論在藝術史領域還是歷史學領域都不是一個新鮮的話題，然而近年來用全球化視角考察史學問題的潮流卻絲毫沒有衰退，反有逐漸升溫之勢。究其原因，大概源於學者們對經典還有以其為基礎而建立的話語體系和學術框架的不滿與不信任。這裡的經典有兩層意思，一是指作為研究對象的經典，二是作為研究方法的經典。瓦薩裏[Giorgio Vasari，1511—1574]在《大藝術家傳》[Le vite]中所記述的老大師及其作品到今天依舊佔據大多數藝術通史著作的半壁江山，溫克爾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1717—1768]的《古代藝術史》[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hums]不但托起了古希臘藝術的崇高地位，也被認為建立了一種現代藝術史的敘述模式。隨著藝術史作為正式學科進入德語國家的大學院校，一些借自其他領域或者藝術史獨有的方法論逐漸鞏固了其學科內經典研究模式的地位，如圖像志、圖像學、形式分析、斷代、鑒定等都是最為常見的一些藝術史工具。
然而這兩种經典在全球化框架的語境下卻頻頻因自身的局限而受到挑戰，且不論首先其純粹的西方出身就先天地冒著被指為歐洲中心論的風險，即便在西方學術體系內部也不斷引發學者們的反思。許多人認為一件藝術品或者某一文明絕非孤立隔絕的事物，而是與其他文明通過各種方式産生關聯並相互交流影響，因此還用民族國家意識濃烈的經典研究模式來處理藝術史問題顯然不夠全面，於是他們主張打破固有邊界，以宏觀視角串聯各個地域和多種文化，並與來自不同國家、不同學科的學者通力合作。其實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早在上個世紀便已經對學界同仁表達過類似的期望，幾年前更有歷史學家提出了“連接歷史”[Connected Histories]的概念，本組“Connecting Art Histories and World Art”之主題也可視為我們就此觀點在藝術史學領域內的一次迴響，而中方主席曹意強教授作為英國《世界藝術研究》[World Art Studies]學刊的編委，多年來也一直致力於推動與此相關的研究與出版工作。
基於這一線索，牽出我組論文三個版塊中的頭一個——“從民族國家經典到全球經典”[From National to Global Canons]。該版塊有四位發言者，他們論文所討論的問題都從局部入手，又將其置入更為宏大的國際視野中進行比較思考。Kristel Smentek（“European Classicism and Chinse Art”）[鋻於大會已組織專業團隊提供正式翻譯，論文標題我且引用原文不做翻譯，以免有別於正式譯文，給讀者造成困惑]關注歐洲的古典藝術在18世紀和19世紀早期如何同中國進口商品相遇，並由此審視理解中國的古物。Michael White（“De Stijl and the Cultural Canon of the Netherlands: Gerrit Rietveld’s Red-Blue (and White?) Chair”）則將目光聚焦于當下，通過比較荷蘭國家博物館和中國美術學院收藏的裏特韋爾[Gerrit Rietveld]具有標誌性的椅子來闡釋其作為藝術品對後全球化經典所産生的重要意義。Gregor Langfeld（“Canonising Modernism During National Socialism and the Cold War”）試圖討論在國家社會主義和冷戰期間人們對現代主義藝術態度的轉變。而Benjiamin Binstock（“A Global Vermeer? The Role of Media in Canon Formation and Reformation”）則借用新的媒介和科學手段對作為藝術史經典的維米爾提出了具有顛覆性的觀點，甚至有可能動搖他在經典序列中的地位。
承認經典意味著伴隨某種標準的確立，自然會遭致權力作祟的責難，但若經典從未存在，藝術史這門學科恐怕早已夭折，不過也正是這樣的矛盾衝突在某些方面為我們今天的討論提供了合理的前提。那麼今天又是一個怎樣的時間節點呢？用我組外方主席埃娃·特勒倫貝格[Eva-Maria Troelenberg]的話講，我們身處越過“全球化轉向”的歷史時刻，需要面對的問題是藝術史和視覺研究在此時應該發揮怎樣的作用。她特別強調再現媒介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媒介本身一方面充當經典的組成部分，另一方面又在挑戰經典。媒介在過去可以是紙張、畫布、石料，如今攝影、錄影、網路、聲音、光線也都紛紛加入媒介的隊伍，一時間任何可以塑造、承載、傳遞視覺經驗的事物似乎都能被視為媒介。而我們第二個版塊“遊歷之為載體”[Travelling Agents, Travelling Forms]中的四篇論文則分別通過在歷史上作為交通要道的地區（曾群凱《平行地理與平行試驗:新疆藝術生態中的藝術史式樣和實驗》），通過旅行者及他們留下的日記、回憶錄、筆記、書信和圖像（Alejandro Garay （“New geo [graphies]: Travelers and their images in nineteenth-century Colombia”）），通過被送往歐洲的中國版畫（Matthias Weiß（Gazes that matter: The European Buildings of the Summer Palace in Beijing mirrored in Chinese Engravings and Western Photographs））以及通過經典複製品的傳播（Milena Gallipoli（Casting the Canon: Plaster Casts as Global Dissemination Media during the Long Nineteenth-century））呈現出“旅行”這一媒介，在跨文化和跨地域背景下同經典的相互影響。
既然媒介的形式不拘一格，那麼何物是為經典也同樣不再囿于傳統的定義。隨著全球化視野進入藝術史寫作，學者們的研究對象開始變得豐富多彩，過去被排除在經典範圍外的事物如今也獲得重視，甚至被揭示出其埋沒已久的經典意義，我們第三個版塊“經典的外延”[Expanding Canons]就體現了這樣一種趨勢。此版塊同樣由四篇論文組成，Annette Bhagwati（“Reference or Representation? The Impact of S.E.A. (Students Exercise Artworks) on Canon Formation in Vietnamese Contemporary Art”）以展覽圖錄作為研究對象，考察其在經典形成過程中的意義，並同時觀照非西方當代藝術。Andrew Causey（“‘Primitive’ Yet ‘Civilized’: Toba Batak Carvings in the Western Canon of Art”）的文章以描述歐洲遊客聚集的紀念品市場開篇，提出了非西方藝術在經典的西方藝術史體系中如何定位的問題；陳研（《裝幀與經典：十七世紀中國藝術書籍中的蝴蝶裝》）由書籍的裝幀形式入手，分析版畫在經典觀念形成的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Valérie Gonzalez（“Today Worlds Collide: A Comparative Reflection on Islamic and Eastern Asian Ceramic Art’s Display Philosophy”）通過比較伊斯蘭瓷器在牛津阿什莫爾藝術與考古博物館和高麗瓷器在首爾Leeum三星藝術博物館中的展陳方式，從博物館學的角度討論教育功能和美學追求間的平衡，以及建築、設計與藝術間的競爭關係。
除了以上三個版塊外，Thomas DaCosta Kaufmann和Elizabeth Pilliod合作的“Ethical Issues in Practice: Forming a Canon for Global Art History”一文俯瞰全局，探討了全球或者説世界藝術的經典在形成過程中的各種影響因素，政治、宗教、時代性、個體、性別、審美標準、全球的關聯性、原創性以及受眾等等，從具體的個案出發，最後落腳到概括性的理論問題，代表了作者多年來對藝術史全球化轉向的總體思考，因此我們將其安排為本會場第一篇陳述論文。在去年9月的CIHA預備會議上，我組曹意強主席和特勒倫貝格主席經過認真研究並交換意見後，從37篇稿件中挑選出14篇會議論文計15位發言者（其中Kerstin Schankweiler臨時因個人原因無法參會，並已向大會秘書處正式發函説明情況），於是最終會場陳述論文為13篇。發言者來自於德國、荷蘭、法國、哥倫比亞、阿根廷、美國、印度和中國，他們論述的主題、對象、研究方式各有側重，儘管有的從古典作品入手，有的從當代藝術切入，也有賦予老作品以新見解，但都從各自的維度與全球化後的經典這一議題生發出有趣的關聯。我想這種多元的交流格局不只是第21分會場的情況，也是全體21個分會場的共同特點，CIHA 2016不僅為各國學者提供了一個展示研究成果的平臺，更期待著在現場從演講者同觀眾的思想碰撞中收穫可貴的真知灼見。
21分會青年主席 范白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