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礦工圖》展出時，有些人表示無法接受，説這些作品是“醜”的，人物形像是扭曲的，與當時主流的社會現實主義完全不符。但在周思聰最初的構想中，她希望展現的就是這種壓抑的氛圍和沉重的調子。在她的藝術追求中，“繪畫的功能不僅僅使人賞心悅目。人生充滿了苦難，往往它最震憾我的心靈，産生強烈的表現慾望。它不容我裝腔作勢，故作多情，只能老老實實訴説出來”。
在創作手法上《礦工圖》達到了影視藝術中的蒙太奇效果，它打破了時間和空間的單一性，不僅僅在同一個畫面裏展現不同的空間維度，還涵蓋了時間的維度。畫面中支離破碎的塊面分割、幾何形的框架以及那些變形人物的疊合處理，均使這些主流意識下的人物形象更加趨近於藝術家個體的表現，同時又具備了很強的現代感。當時的社會背景正是處於一個全新西方文化開始進入封閉中國社會的時段，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互通使得盧沉、周思聰對傳統中國畫進行了反思，在新的時期他們嘗試探索出一種新的表現形式，而且這種表現方式還要與《礦工圖》的主題內容相協調。當時盧沉在中央美院的教學崗位上是一位非常具有革新意識的教師，他對於西方現代主義的資訊接受比較快，而且出於教學目的他會對西方現代藝術的表現手法有自己的考量。在《礦工圖》的創作過程中，周思聰會從盧沉那裏得到一些藝術語言的參照。最後一張完成的作品《人間地獄》與之前的組畫在畫風上有很大改變，説明周思聰在延續《礦工圖》組畫整體藝術風格的同時也在尋求每一組作品之間的變化，使之更加符合表現主題，也可以避免視覺效果和創作手法上的重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