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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衛:邊靜的問題意識與情色話語

藝術中國 | 時間: 2014-09-28 09:41:16 | 文章來源: 藝術中國

邊靜是中央美院畢業的高材生,她早在1992年的畢業創作《我的同學》,就已經充分顯示了寫實繪畫的功力。與當時的繪畫潮流同出一脈,邊靜的油畫《我的同學》,也是以一種“近距離”的繪畫方式,表現了自己身邊的一些同學,並將她們放入某種陌生情境中,與藝術史上的一些經典圖式,如蒙娜麗莎、聖母瑪利亞等並置在一起,營造出了一種既真實又荒誕的場景,從而與當時混雜的社會背景聯繫起來,成為了那個轉型時期中國社會的真實寫照。可以説,邊靜的藝術觀念,正是在那個時候奠定的,是社會的巨大轉型,使她的視角自覺地轉向了對人的命運的關照。同時,這種近距離關注又使得邊靜的繪畫,與整體的“後89”藝術思潮相對應,具有了典型的時代特徵。

以“85新潮”為代表,掀起的新潮美術運動,主要是以西方現代藝術為參照,來改變自身單一的審美模式,啟迪社會的多樣性與不同的藝術創造。但是,由於給藝術強加了太多的社會性內容,所以,在思想啟蒙的同時,往往也抽離了藝術的個人化因素,而使其成為了一個時代的宏大敘事。事實上,參與“85新潮”的藝術家,大都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出生的藝術家,他們趕上了“上山下鄉”運動,可謂歷經苦難,飽經滄桑,身上有著太多的社會主義經驗。故而,他們的啟蒙話題中,仍然沿襲著某種心憂天下的情懷,以及集體主義思想。但是,九十年代以後涌現出的這些年輕藝術家,則與他們有所不同了。首先是這些人沒有那麼多的苦難記憶,其次是他們對八十年代的思想啟蒙也大都只是蜻蜓點水,受其影響而已。而正當他們將這種影響轉換成動力,雄心勃勃、蓄勢待發時,理想卻受到了現實的重創。所以,他們只有退回自身,重新以現實為依據,來尋找表達的突破口。這是“後89”藝術思潮與“85新潮”截然不同的地方。邊靜早年的藝術創作,也屬於“後89”藝術思潮的一部分,反映了1989年之後某種價值觀的流變。

邊靜,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出生於一個藝術家庭,自小受父親影響學習繪畫,打下了堅實的造型基礎。八十年代初,邊靜以優異成績考上了天津工藝美校,畢業後,又考上中央美院壁畫係繼續深造。可以説,邊靜作為“60後”藝術家中的佼佼者,她的成長也同樣折射了這一代人的經歷。也就是説,這一代人雖然也經歷了當時的封閉,以及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但對於這兩個時代而言,都只是一個旁觀者。這種旁觀姿態,使得他們對宏大敘事無論是正面的還是反面的,都會心存疑慮。這是1989年以後,“60後”藝術家集體出場時,紛紛退到自我狀態,以“近距離”關照身邊事物的內在動因。但是,與許多同代藝術家不同的是,邊靜的這種“近距離”方式,除了記錄日常生活的平淡與無聊之外,還對這種狀態注入了脈脈溫情。或許,這跟邊靜的女性意識有關,也或許是她的同情心使然。總之,這種溫馨的人文關懷,構成了邊靜後來藝術創作的思想基調。

1992年,邊靜從中央美院畢業,之後從事過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社會實踐。這段經歷無疑開闊了邊靜的視野,也豐富了她的感受,尤其是與一些社會邊緣人打交道,更使她對社會的紛擾與複雜的人性,有了更多切身的認識。邊靜後來的藝術創作,其觀念主旨就是由來於此,主要是表現了社會規訓下各種扭曲的人性,以及從情色角度的心理撫慰和性愛角度的精神釋放。事實上,情色與性愛在當代已儼然成了一個顯學,尤其是與壓抑的文明社會並置在一起,基本上構成了當代社會最為核心的文化話題。著名法國哲學家福柯,就曾以“性的社會”來概括現代社會,並從中發現了由性壓抑導致社會各個領域的壓抑與規訓,構成了當代社會的自我壟斷機制與權力控制話語。因此,當代意義上的文化批判,就不僅僅只是社會與政治了,還有生成這種批判機制的文明自身。福柯的理論,基本上構成了當代思想史的基石,也成為了當代藝術的價值導向。

邊靜也或多或少接觸過福柯和與之相關的一些文化理論,但她的繪畫作品,並不是從理論中生發出來的,而是受感覺的支配,有感而發。所以,在邊靜後來的這些作品中,我們看不到理性設計的成分,看到的只是率性的筆觸,絢麗的顏色,以及一些虛幻的圖像。表現主義作為一種直抒胸臆的語言方式,被邊靜所吸收,使她的畫面一改過去的寫實造型與灰色沉鬱的風格,具有了強烈的視覺感染力。與此同時,一些行行色色的都市男女,被拉入邊靜的畫面,構成了一幕幕現代人的獨特生命景觀,既有男歡女愛的場面,也有相擁而泣的情景,還有一些孤獨個體迷茫無助的哀嘆……總之,所有畫面都充滿著躁動不安,以及躁動之後的頹廢、消沉,乃至絕望。可以説,邊靜後來的這些藝術創作,已經植入到了當代生活中最為隱蔽的部分和人性深處最為軟弱的地帶,深刻地揭示了“性的社會”背景下,社會對人的壓抑與宰制之後,性的反抗與無奈……

據邊靜自述,她有過許多這樣的朋友,有著原本不錯的職業,比如從事化粧類工作和設計類工作等等,屬於典型的城市“小資”。在外人看來,這些人生活條件都很不錯,但是人們只看到他們光鮮的外面,很少有人去關注他們的內心世界。而邊靜在跟他們的交往中,卻深深感覺到了他們時尚的外表下面所隱藏的那種無助感,其實就像電燈泡一樣,光亮卻易碎。所以,脆弱使得他們對情感更具依賴性,常常沉溺于性愛的溫存與幻想中。而社會性的壓抑與宰制,又最終使得這些幻想流於破滅。於是,他們在現實生活中就會變本加厲,越來越醉生夢死,也越來越挑戰情色與性愛的極限,一次次走向末路狂花……邊靜正是從這些具體的生命個體中,感受到了現代文明的種種壓力與衝突,並從中把握了藝術的當代性。邊靜的表現性語言,即是從這個角度由發而生的,不是為了表現而表現,而是她所表達的人性題材與情色對象,需要這樣一種狂放不羈的語言方式。故而,邊靜從寫實繪畫轉到表現性繪畫,就成了一種必然。

一件當代藝術作品其價值和意義,一般都是由兩個元素組成,一個是語言上的獨創性;一個是當代人的問題意識。有不少藝術家敏感於時事,但語言卻過不了關;而有些藝術家的語言很成熟,但既沒有問題意識,也沒有當代視野。邊靜則不同,她能用嫺熟的藝術語言,把握當代人的生存狀態,揭示出幽暗的人性。這些當然得益於她從小打下的繪畫基礎,以及在中央美院接受的造型訓練,同時,也有她多年社會實踐的積累在起作用。正是這些因素成就了邊靜,賦予了她後來的藝術作品以極強的感染力。説到邊靜這些作品打動人的地方,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她的這種表現主義風格,附著在了堅實的問題意識上。這使得邊靜的語言吃進了肉裏,不僅只是營造了表面的絢爛,也揭示出了一系列尖銳的社會問題與生存問題。而她用酣暢淋漓的繪畫方式,對這些問題重新加以演繹,更是在提示出文明社會所存在的諸多問題的同時,將這些深刻的思考轉換成了一種美的釋懷。

2014.8.15于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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