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履生
黃致陽是一位有內涵的中國當代藝術家,也是一位有氣質的中國當代藝術家,還是一位具有學究氣的中國當代藝術家。
黃致陽的這些品質來自於他在台灣所受到的基礎教育,他擁有的知識以及對文化的理解和對文化問題的興趣,使得他的創作呈現出了比較獨特的多元方式。儘管他像很多當代藝術家一樣游離在水墨、裝置、影像等多媒材之間,但是,他的所思所想卻以特立獨行的路線無不表現出文化性的追求,在藝術的本體上煥發出時代的神采。他努力探尋藝術中的一些深層次的問題,甚至在哲學和宗教問題上糾纏,不惜以犧牲審美為代價。因此,他的藝術方式在語言方面的表現呈現出多元化和階段性的特點。
對於一位藝術家來説,建構、發現、重構個人的藝術語言體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體現出藝術的核心價值,或許會成為畢生的追求。所謂的“衰年變法”就是這種一以貫之的努力。繪畫或藝術的語言體系在黃致陽那裏,從平面的水墨到空間的裝置,從水墨的境界到色彩的世界,從現實的“産房”到虛幻的《祥獸》,從意想的《巢穴》到具象的《地衣》,其捉摸不定的變化,包括在審美體驗上的異常,只能在精神世界中找到它們的趨同。這種在語言方面的跳躍性,更多地反映的是他內心的活動,讓人們難以預測他接下來想什麼,還想幹什麼。由精神世界出發,黃致陽在藝術觀念上的表達正是以這種語言的跳躍性,來構建屬於他自己的“當代”。
多年來,黃致陽在其作品中一直提示人們他對符號所持有的特別興趣,並變換著方式向人們展示他與觀念連接的各種符號。他從創造一個符號單元開始,構建他藝術中豐富的符號擴展,而他的這一符號也不是一種唯一的特性,他依然在多種符號的構建中表現出多元的藝術特點。《千靈顯》系列中的符號組合,不管是“山靈”還是“遊聚”,所表現出來的組合中的規律性的趣味,其理性的表達正吻合了黃致陽的性格特點—其嚴謹處像哲學家的思辨。他不斷玩弄這種繪畫中的趣味表達,還通過像《戀人絮語》系列中的另外的方式,把符號視作構成人的機體結構的形象單元,使得符號與構成在形體的範圍內呈現出一種規律性的趣味。同時,他以這種趣味所帶來的黑白關係,表現了超強的繪畫表現能力。與之不同的是,在《形》系列中,他以一種筆法構建的形象符號,大到整體的造型,小到造型構成中的一個局部,同樣可以擴展到《北京生物》系列之中,同樣可以成為《花非花》的基本元素,其相似的符號性並沒有一個固定的形象單元,卻在隨意而安的繪製過程中表現出符號的特徵。他説:“從一點一滴開始累積自己的繪畫記號和符碼,探索自己所謂的空間、圖示、形式,無所不企及地跟外界、社會、環境對應的狀態下來完成這個事情。”因此,累積符號與強化符號就成了黃致陽繪畫中的一個特色。
黃致陽沒有滿足於在平面中建構符號的趣味性表現,因此,他沒有止步于僅僅是平面的訴求。他幾乎是用同樣的觀念將這種符號的構成運用到大理石上,並在裝置的空間關係中表現與社會和環境的關係。他根據石頭的外形去精確地計算線條的走向,當這些線條構成與石頭外形相關的空間關係時,同樣是在規律性中表現出了這種規律性的趣味。黃致陽像空間工程師一樣既把握個體,又在精心佈局整體的空間,這之中他所表現出的對空間的興趣也成為他藝術特色的一個方面。
與之相關的是,黃致陽不斷地在哲學層面上思考,使得他的藝術充盈著文化的血脈,散發著中國傳統文人的學究氣。他關注藝術創作中的過程,在各種糾結的邏輯關係中尋求藝術表現上的平衡,並在享受過程中適時把握過程中的變化,主導其預設的觀念表達。因此,他帶給我們的最終成品也在暗示著過程對於藝術的重要性。
黃致陽藝術中多元的思考與多樣的表現,讓我們看到這位來自台灣的藝術家在當代藝術創作方面所表現出來的創造性,而深藏其間的藝術素質和文化血緣則非常容易讓人們聯繫到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台灣現代藝術運動,以及大陸改革開放後出現的“85美術新潮”。中國當代藝術在21世紀初期借助藝術市場和新興傳媒的力量,用很短的時間完成了地位攀升和大眾普及,但是,公眾的接受和理解以及與主流意識形態的關係,讓中國當代藝術一直在糾結中前行,社會更在糾結中觀望。如今兩岸關係中出現的文化的先期匯流,包括黃致陽客居北京,都為中國當代藝術帶來了新的氣象,黃致陽的意義或許也表現在這裡。
2014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