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周國楨的藝術——寫在周國楨先生八十華誕暨從藝六十週年之際

文/ 侯樣祥

今年是周國楨先生八十華誕暨從藝六十週年。六十年來，周國楨先生勤勉不息、耕耘不輟、創新不止，在藝術創作、藝術教育、藝術理論研究諸多領域碩果纍纍、成就非凡。在世界現代陶藝發展史上，主要以動物為題材進行創作的陶藝家甚少，能堅持一輩子者更是寥若晨星，而周國楨先生則是其中的佼佼者。六十年來，周國楨先生創作的系列動物題材陶藝，不僅在中國陶藝史上獨樹一幟，而且在世界陶藝史上也可謂影響巨大。周國楨先生的陶藝之路，堪稱中國現代陶藝發展歷史之縮影。他不僅在現代陶藝之技法、形式、語言等方面做了大量先鋒性開拓，而且在陶藝作品中深深融入了中國的藝術精神、哲學思想和人文情懷，還在中國現代陶藝教育和現代陶藝理論研究等方面貢獻甚巨……無疑，周國楨先生六十年的努力和成功，對推動中國現代陶藝建立自己的民族語言與美學價值觀，對於中國現代陶藝的長久、健康發展等都貢獻卓著。周國楨先生是中國現代陶藝創作的先鋒，是中國第一個完整意義上的現代陶藝家，是中國現代陶藝發展的一面旗幟。

追溯周國楨先生動物陶藝之源流，不難發現其藝術所具有的東方和西方相結合之特質。周國楨先生最早受誨于我國著名動物雕塑先驅周輕鼎教授，而周輕鼎教授是法國著名雕塑家羅丹的學生讓•布捨得弟子。無獨有偶，日本動物陶塑先驅沼田一雅先生也是羅丹的再傳弟子，並成為日本先鋒陶藝家八木一夫的老師。由此可見，東方動物陶雕與歐洲雕塑藝術之間的關係。但留法歸國後的周輕鼎卻和沼田一雅走上了不甚相同的創作道路。沼田一雅的動物陶塑在西洋寫實風格的基礎上融入了日本的審美觀，獨具特色，但其作品始終以整體團塊式造型和雕塑手法為主，從陶藝發展史角度講未能取得更大突破。周輕鼎教授則自覺將中國文化精神融入其動物雕塑之中，其作品生動洗練，既重視寫實，又注重師法自然和表現動物的生命力。遺憾的是，由於時代的限制，以及對陶藝技法和材質的生疏，周輕鼎教授雖然已開始嘗試雕塑與陶瓷材質的結合，但最後未能在動物陶塑方面做出很大成就。令人欣慰的是，周國楨先生很好地繼承了周輕鼎教授動物雕塑的思想精髓，並有機地吸收了中國民間藝術、宮廷藝術、文人藝術之精華，最終創造性地完成了雕塑與陶瓷材質的完美結合，成為中國現代陶藝第一代領軍人物。在美國，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陶瓷雕塑雖然已成為一種獨立的裝飾性雕塑門類被社會所接受，但由於其動物陶塑以裝飾性小品為主，因而總體來講在技法和觀念上成就不大。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隨著世界現代藝術發生的巨大變化和突飛猛進的進步，世界現代陶藝運動也取得了重大突破，現代陶藝的美學觀念也得到極大更新。然而，值得研究的是，這種突破與變革並沒有在日本和美國造就新的著名動物陶塑藝術家，相反身處相對封閉環境中的周國楨先生卻憑藉其對民族之愛心以及悟性、刻苦和對陶瓷藝術的深刻理解，經過數十年的學習、實踐和探索，終成當今世界屈指可數的動物陶塑大家。

在動物陶瓷雕塑藝術上，周國楨先生在技法、材質、審美觀念等方面都很有突破和建樹，其幾個時期的作品都具有鮮明的中國風範和時代特色，在此領域的藝術成就至今可以説無人可與媲美。

受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央美術學院西方古典美術教育的影響，以及周輕鼎教授動物雕塑藝術和鄭可教授形式美學教育的影響，周國楨先生很早就樹立了追尋個性、表達自我和勇於創新的現代藝術自覺精神。在創作方法上，受童年時期奶奶捏糯米雞、媽媽納虎頭鞋等影響，特別是從周輕鼎教授處學到了隨身攜帶泥巴對著動物直接寫生塑造的手法，通過用泥即時寫生所培養出的敏銳觀察和準確造型能力，結合西式造型理念，確立了從生活中直接體驗和獲得藝術靈感的原則。在藝術形式上，他注重作品形式的抽象、概括和簡練。

永不停歇地進行藝術探索和創新，甚至不斷進行自我否定，是周國楨先生六十年藝術生涯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從“朦朧時期”的無釉之樸素無華的寫實雕塑，到“唯美時期”的注重抽象形式美和高溫顏色釉效果的瓷塑作品，再到“古風時期”缺陷肌理美的偶然發現與合理運用，特別是“新表現時期”從民間借用來盤條成型法和泥餅捲筒法所創造的一個個富有深刻內涵和情感的視覺藝術世界，周國楨先生始終保持著勇於自我否定的革新精神。更為可貴的是，二零零九年，年近八旬的周國楨先生又讓一向陳列在室內的陶藝雕塑走向室外，在其家鄉湖南省安仁縣“周國楨陶藝館”前一大噴水池的周圍創作了一套十二生肖瓷雕，作品最高的達到三米二，因而榮獲了“基尼斯中國之最”。藝術家只有在自我意識覺醒的前提下，對自己的“過去”那怕是十分成功的“過去”不斷進行否定的選擇，才能不斷超越自身的局限，達到理想的彼岸。可以設想，長期生活在如此封閉、保守和庸俗的環境裏，沒有這樣的不斷突圍和自我蛻變，怎麼可能産生如今“功成名就”的陶藝大家周國楨？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們這代人應該有自己的陶瓷藝術，反映這個時代的特點和這代人的理想、審美觀。”“過去的東西究竟是過去的，它只能代表過去，決不能代表今天，更不能代表明天。只有代表了今天，才更有價值留給明天。”

在藝術界，一種新材料的發現或原有材料得到新的發掘和運用，往往能引起藝術創作上的重大變革，進而産生一代藝術新風。天才藝術家往往是發現材料、駕馭材料的高手。六十年來，周國楨先生一直孜孜不倦地探索、發現、研究陶藝材料，從豐富的高溫色釉到全國各地的陶土材料，他都進行了深入研究，並予以創造性地運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他率先將景德鎮的高溫顏色釉運用到動物瓷塑上，充分發揮色釉自然流動和互相滲融的特性。其作品不但使“動物世界”毛色絢麗，令人賞心悅目，還能與簡練、流暢的雕塑形體相呼應，達到雕塑形式美與釉色美的完美結合。八十年代，周國楨先生又率先將素被人們視作“低賤之材質”的匣缽土等粗質材料引入陶藝創作中，結果獲得了意想不到的藝術效果。粗質材料使周國楨先生那種寫意式的“意到筆不到”的創作手法得到更加充分的發揮和運用，其作品更能表現一種質樸的感情和粗獷的氣魄，使人産生更加渾厚、原始、古拙、純真而毫無修飾的美。在此基礎上，他還將景德鎮大缸泥、宜興陶土與瓷泥等結合使用進行藝術創作，充分發揮不同泥料自然色彩和肌理的對比效果。其作品呈現出的那種對立統一、樸質生動之美在中國現代陶藝史上乃是前所未有的。周國楨先生還是我國倡導缺陷肌理美的第一人。在藝術探索與實踐中，他偶然發現了釉的開裂與起泡所産生的效果，敏銳地意識到這種缺陷所産生的奇特的藝術表現力，並自覺探索其在動物陶塑上的運用，這種大膽而成功地將傳統陶瓷界視為“缺陷”的肌理轉化成“缺陷美”的探索，為中國現代陶藝創作打開一片新天地。對此，周國楨先生總結説：“新風格的産生是鋻於對新材料和新審美觀的認識；在美術陶瓷的創作中研究和運用新材料，創作出新風格的美術陶瓷作品，是現代社會發展的要求和必然。”“材質的貴賤和藝術效果並不成正比例，好的材料若造型藝術水準低可能表現為低級的藝術效果，低級的材質在真正的藝術家手裏可以表現出高級的藝術效果。關鍵的問題是‘因材施藝、匠心獨運’。”

在陶藝界，造型、材料、工藝是人們衡量作品藝術水準高低的重要因素。但是，當人們面對周國楨先生諸多高水準現代陶藝作品時，這些因素卻有意無意間被忽略了，人們嘆為觀止的是其作品所呈現的“大巧若拙”、“天人合一”的那種獨特的東方藝術精神和哲學思想。“大巧若拙”乃中國藝術的最高境界。自從老子提出“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之後，“大巧若拙”這一充滿藝術辯證法的命題便逐漸被詮釋成中國傳統藝術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乃東方哲學之根本，是東方藝術的靈魂之所在。“天人合一”作為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的基本特徵，對中國文化所具有的民族性和世界性有著十分重大的支配作用。周國楨先生藝術精神和哲學思想的重大轉折發生在一九八二年的漢代霍去病墓之行。在那裏他遭遇了漢代雄渾壯闊、大氣磅薄的石刻藝術，靈魂受到極其深刻的震撼。中國漢代雕刻藝術之粗獷的力量美和大寫意的表現手法，讓周國楨先生深刻領悟到中國雕塑藝術歷史之偉大與精深，並認定這才是中華民族藝術的精髓，才是自己所要追求的。從此，周國楨先生不再過分執著于作品的形式美，而是將中國古代雕塑的藝術精神和哲學思想賦予現代陶藝創作，將東方遠古藝術的富有意象韻律的生命力作為自己的藝術追求，將“物我同化”、表現生命的“神性”和“精神”作為自己的藝術理想。這一轉變，使他實現了創作上質的大飛躍，一批頗具東方氣度的優秀陶藝作品由此誕生。巧的是，恰在這一年，周國楨先生成功創作出《雪豹》這件被喻為中國現代陶藝發展史上的第一件代表作。今天，當人們面對周國楨先生《落葉歸根》、《黃河》等一系列妙不可言的優秀作品時，寥寥幾處印壓和刻劃就從一塊黃土疙瘩裏塑造出令人過目難忘的藝術形象，不得不承認那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感覺已然使他“很中國”“很東方”的陶瓷藝術達到了“大巧若拙”、“天人合一”的極境。而這正是“一種植根于我們自己的深厚土壤之中的元氣淋漓之風”（錢紹武語）。

研究周國楨藝術，還有一個不得不説的重要年份，那就是一九八八年。正是這一年，周國楨先生成功從民間發掘出泥條盤築法和泥餅成型法，開始探索民間陶藝技法與陶藝雕塑技法的結合。毫無疑問，周國楨先生的泥條盤築和泥餅成型之陶藝語言的現代再創造，整體上大大推進了中國現代陶藝的獨立性和本土化的進程。這是“本土意識”的覺醒。真正的中國現代陶藝的崛起，必須有賴於“本土意識”的覺醒；沒有“本土意識”的覺醒，就不可能有中國現代陶藝的崛起。這對任何一個國家的現代陶藝來説都無一例外。泥條盤築和泥餅成型的古老技法被周國楨先生發掘之後，在中國現代陶藝史上首次突破了長期以來雕塑觀念和技法對陶藝雕塑的限制，進入了完全獨立的陶藝雕塑新領域。而且民間原始泥條盤築技法的遠古性、原始性和特殊肌理還深深觸動和激發了周國楨先生，讓他深入思索這種古老技法能否産生新的藝術價值。憑藉多年中國書畫藝術的涵養和對泥性的充分了解，周國楨先生領悟到盤築之泥條正是立體之線條，不僅可以通過虛實、粗細、濃淡、枯澀之變化，還可通過泥條在空間的穿插變化自然形成空間，以及不同線條和點線面的有機組合來充分調動泥條的能量，使作品達到“一筆成型，下筆無悔”的寫意要求，進而産生節奏、旋律、神韻等特殊藝術魅力和美感，令作品一氣呵成、氣度自然且力量飽滿。就這樣，周國楨先生對泥條盤築的創造性運用，不但賦予泥條以中國書法藝術的東方獨特審美價值，從而在古老技藝、本土精神以及現代陶藝之間架起了橋梁，而且突破了雕塑手法的約束，不再需要通過掏空以形成燒成所需要之中空結構，將裝飾結構化、結構肌理化，從而強化了中國現代陶藝語言的獨立性和表現力。其審美意味正如周國楨先生所説：“泥條盤築陶藝是最純粹的手工藝術……它渾身佈滿手指的痕跡，它通體充滿感情的印記，藝術家自由創作的主體精神可以在這裡得到充分宣泄。”同樣，泥餅成型這種古老的技法也自然形成空間，能發揮泥土的可塑性，並可根據需要印製成各種肌理效果，其天然的泥味和殘缺美正是現代陶藝所追求的重要品質。周國楨先生對泥條盤築和泥餅成型的創造性運用，大大解放了泥性，使之獲得新的美學力量和藝術精神，從而突破性地實現了陶藝雕塑語言的獨立自主，這在中國陶瓷史上乃至世界陶藝史上都達到了相當的高度。難怪芬蘭赫爾辛基藝術設計大學的塔皮歐教授會題詞：“在您的作品裏我感受到了您是泥土的主人”。

在不斷探索泥性解放與追求陶藝語言創新的同時，周國楨先生從未忘記藝術創作的根本在於對現實人生的關懷，其作品看似對動物百態的刻畫，卻是對豐富、複雜人性的深刻揭示。周國楨先生一直認為，可以通過動物的情態來表現人生世相，因此在塑造動物之時，除生動刻畫動物的相貌特徵之外，更重要的是將對中國社會之深切的人文關懷貫注其中，借動物的千姿百態來表現對社會人生的感悟。因此，在周國楨先生栩栩如生的“動物世界”裏，有忠厚、善良的，有天真、活潑、無邪的，有健壯有力的，有狡猾多疑的，有貪得無厭的，有張牙舞爪、兇猛異常的……每一隻個性鮮明的動物都體現出豐富的現代人文價值。而這種寓于動物形態之中的人文精神正是周國楨先生作品的深刻性所在。重視寫生，從生活中獲取靈感是周國楨先生六十年一以貫之的創作原則。“要熱愛生活，要隨時關心生活……創作上的大膽想像，必須來源於深厚的生活基礎。沒有對生活的感覺和衝動，便不可能産生藝術的激情。沒有藝術的激情，便不可能有藝術的生命。”“只有下苦功真誠對待生活的人，才能從自然中獲得與時代、與自己氣質相感應的東西。”周國楨先生總是喜歡向人們講述每一件動物陶塑背後的故事，那既是他創作靈感的源泉，也是其作品中所深深凝結之人文情懷的表現。正是這種對日常生活的密切關注和對豐富人性的細緻體察，使得周國楨先生的陶藝作品能夠貼近時代脈搏，並以其卓越的藝術表現力還原自然美好的人性。而這正是周國楨先生藝術創作得以突破形式主義和技巧主義的束縛，從而始終保持藝術之樹常青的關鍵所在，也是其動物陶塑藝術能夠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原因所在。

或許受益於現代高等教育的緣故，在精心創作了系列令人叫絕的陶藝佳作的同時，周國楨先生還特別注重其陶藝文化的傳承。教書育人、著書立説，是周國楨先生傳承陶藝文化的主要方式。如果説創造文明需要的是智慧和艱辛的話，那麼傳承文明需要的則是寬廣的胸懷，特別是在深受“傳內不傳外”、“傳男不傳女”、“傳嫡不傳庶”等傳統落後觀念影響的中國。對於從一九七六年即開始在景德鎮陶瓷學院任教長達二十一年之久，曾擔任過美術系主任、陶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等要職的周國楨先生而言，其實教書育人是他的本業。二十一年裏，周國楨先生培養了大量陶瓷藝術人才，有大學生，也有研究生，還有外國留學生，甚至專業陶藝家，幾乎可以説當今景德鎮陶藝界、中國陶藝界乃至世界陶藝界的許多人都與周國楨先生有著直接或間接的學緣和師生關係。用“桃李滿天下”來形容周國楨教授在陶瓷藝術教育上的突出貢獻和崇高地位毫不為過。值得一提的還有，在周國楨先生遍佈國內外的眾多徒子徒孫裏，許多人業已成為中國乃至世界陶瓷藝術界的學術帶頭人，甚至已成新一代現代陶藝的領軍人物，朱樂耕、呂品昌、羅小平以及美國陶藝家傑西卡等即是。以現代陶藝作品《生死時速》在第十一屆全國美術作品展覽上榮獲金獎的孟福偉是他的徒孫。真是“強將手下無弱兵”啊！在著書立説方面，周國楨先生撰寫併發表了系列學術文章，如《本土意識的崛起》、《動物雕塑的寫生與造型》、《漫談現代陶藝創作》、《美術陶瓷的新風格與粗質材料》、《我的一點創作感想》、《我畫動物速寫》、《中國的現代陶藝與陶藝教育》、《中國民間陶藝與現代陶藝》等等。當我們將周國楨先生這些學術文章連串起來細細品讀時，不得不承認這就是一部凝聚了周國楨先生六十年陶藝探索心血的現代陶藝教科書，其積極影響對中國現代陶藝界乃至世界現代陶藝界難以估量。

周國楨先生整整六十年的動物陶藝雕塑創作，不但為中國現代陶藝奉獻了大批優秀作品，並且在中國現代陶藝語言、技法和審美觀念的開拓與創新上貢獻卓著，展現出一代大家非凡的智慧、毅力和創造力。而周國楨人格化的動物陶塑作品更是反映鮮活現實之極富人文內涵的人性化藝術，周國楨先生對社會、文化以及民族的深切關懷，使得他的“動物世界”充滿了人性的魅力、人性的美與光輝。周國楨先生的陶藝作品和藝術思想啟示我們：中華民族的優秀陶瓷傳統就像一座豐富的礦藏，需要我們細心發掘和再創造；中國現代陶藝的崛起必須建立起與陶瓷藝術傳統及東方精神之根的聯繫，併為之注入深厚的現代人文內涵。周國楨先生既是中國現代陶藝史上的高峰，也是世界現代陶藝史上的巨擘。正如奧地利維也納科技應用大學教授沃特題詞所言：“……我仿佛看到了中國的畢加索，有過之而無不及……”

……

“一個遙遠遙遠的夢，逝卻多年的夢，縈繞天際的夢，暗香飄浮的夢，影跡詭譎的夢，元氣混沌的夢。我一直在尋覓它、追索它……”這是一九八七年周國楨先生關於自己追夢三十餘年的一段自白，今天在周國楨先生八十華誕暨從藝六十週年之際，我們欣慰地看到，周國楨先生是我國乃至世界現代陶藝界少有的圓夢者。

祝賀周國楨先生！祝福周國楨先生！

2011年10月30日于北京東四八條

（這是為《周國楨現代陶藝作品集》（大型畫冊）和“周國楨現代陶藝回顧展”寫的“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