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國美術現代性是中國民生銀行捐助運營藝術機構—炎黃藝術館持續的研究方向。在20世紀中國美術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中西美術相互碰撞，現代化和反現代相互作用，波瀾壯闊的歷史潮流裏衍生出多種藝術形態。新中國美術經典系列是重要的藝術形態之一。因此，炎黃藝術館經過精心研究和策劃，傾力推出“新中國美術經典—再現收租院大型雕塑展”，希冀為新中國美術經典系列的研究作出新的突破和貢獻。
《收租院》創作于1965年6月至10月，由四川美術學院雕塑係師生和四川民間藝人集體完成。雕塑創作以四川大邑縣地主劉文彩家收租情況為素材，現場構思，共塑造了7組群像，114個真人大小的人物和108件道具，以手卷式的敘事手法，栩栩如生的展示出地主剝削農民的主要手段收租的全過程。藝術家們將西洋雕塑技巧與中國民間傳統泥塑技巧融合為一，群像與收租環境渾然一體，收租情節與人物心理刻畫驚心動魄，創造出中國雕塑史中的經典。1979年中國第四屆文代會上，《收租院》和《人民英雄紀念碑》一起被認為新中國建國以來兩大優秀美術作品。
作為社會主義階級鬥爭教育的産物，《收租院》從策劃之日起，便展示出其廣泛而深遠的社會能量。從創作到完成，從完成到展出，從展出到複製，從複製到修改，從修改到再展出，《收租院》經歷了曲折而漫長的演繹過程。1966年進京展覽獲得巨大轟動之後，創作于文革前夜的《收租院》在十年文革時期經歷了沉沉浮浮的政治命運。為了適應不同時段的政治需要，《收租院》在此期間誕生了眾多複製版本和四個修改版本，吸引了從國家領導人到社會普羅大眾的熱切關注，一度被奉為“文藝革命的樣板”。更重要的是，雕塑群不僅受到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強烈歡迎，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引起了極大反響。20世紀70年代初，西德卡塞爾大學美術學院專門成立《收租院》研究小組，在西方藝術語境下將《收租院》的學術價值推向了一個高度。甚至有不少人認為，《收租院》是中國大陸上自主産生的獨一無二的現代主義藝術傑作。
時過境遷，物是人非。隨著十年文革的結束，曾經轟轟烈烈的《收租院》及其引發的現象迅速被社會和人們所遺忘。新的時代需要新的藝術作品響應社會改革的步伐，《收租院》因其政治意義被時代無情的剝離而開始了長期的沉寂。出人意料的是，上世紀90年代起，《收租院》的藝術價值開始成為學術界研究的熱點，因《收租院》而引起的學術事件和話題，甚至超出學術界領域在社會公共領域産生影響。時代的變遷中，《收租院》的政治價值與藝術價值終於完成了交接。《收租院》開始逐漸出現在國際國內的藝術展覽中，穿透歷史和意識形態的帷幕，在藝術領域內重新釋放作品的能量和光彩。 炎黃藝術館此次推出“新中國美術經典—再現收租院大型雕塑展”，是1966年《收租院》進京展出後，時隔四十五年再次在北京的展出。此次展覽的版本是四川美術學院1977年完成的玻璃鋼鍍銅版本，共有103件人物像和道具。藝術館配合作品將同時展出收租院歷史照片、收租院記錄片等珍貴的文獻資料。我們希望此次展覽，不僅能夠充分展現出《收租院》作品原有的藝術風貌，更希望通過展現《收租院》在歷史和藝術雙重語境下意義流變的歷程，再現一個流動而完整的“收租院”，在與新時代的碰撞之中為我們重新開啟討論新中國經典美術的藝術語境，為今天的中國藝術創作提供啟迪和思考。
此次展覽由中國民生銀行、炎黃藝術館、四川美術學院美術館共同舉辦。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雕塑院和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提供學術支援。感謝本次展覽所有的相關人員，是大家的努力與熱情，才使展覽順利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