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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裏和其作品
英國當代陶藝家格雷森•佩裏（Grayson Perry）是2003年的特納獎得主。特納獎每年入選、獲獎的作品能用“奇怪”一詞來概括。佩裏當年的獲獎作品是一個繪滿性器官和暴力畫面的陶瓷花瓶。英國是現代陶瓷之鄉，英國瓷器是尊貴、優雅的象徵，佩裏的陶瓷作品卻實在離經叛道、驚世駭俗。頒獎典禮上，佩裏穿件繡著邦尼兔的粉紅篷篷裙，金髮上扎個蝴蝶結，像可愛的5、6歲小“姑娘”，比他的作品還引人注目——要知道，佩裏可是50歲的中年大叔！佩裏出席藝術界聚會時一貫將自己打扮成5、6歲的小姑娘，並給著女裝的自己取名“克蕾兒”。和特納獎沾邊的當代藝術家個個是怪人，但怪到如此地步的還真沒有，也難怪小報提到佩裏時，要配發邪惡天使的圖片。
佩裏出生在勞動階層家庭，自小父母就分開，他幾乎沒有得到過父母的關愛，經常挨繼父的胖揍，繼母也排斥他。人生中的一些重要時刻，比如大學畢業、結婚等典禮，沒有親人出席，更沒有得到祝福。他媽媽甚至對兒媳婦説：“嫁給一個易裝癖者你會絕望死的。”
8歲那年，佩裏同時展現出“陶藝”和“易裝”的才華。他在學校的陶藝課上做出了平生第一件陶藝作品：很難看的煙灰缸。在學校聖誕演出中，佩裏穿上白色床單改的袍子，扮演天使加百利。天使的服裝帶給佩裏極為特殊的體驗，有點點害怕，又有點點興奮，兩種情緒糾纏在一起，“像羽毛輕輕掠過我的心”。這成為他最美好的童年回憶。青春期，他瘋狂地想去做變形手術，每天清晨醒來都幻想自己變成了女孩。令他沮喪的是，他發現自己是個不折不扣的異性戀者，他愛的是女人。
佩裏進了大學，在藝術院校自由的氛圍下，他的癖好暗中得到了鼓勵。他置辦了照相機，拍攝自己穿著女裝的照片，開始了“克蕾兒系列”創作。一度，佩裏沉醉於光鮮時髦地出入各種派對，厭倦了空虛後，他刻意選擇了陶器作為自己的藝術媒介。相對其他新藝術形式，陶器已經過時，佩裏恰恰看中了這一點。獲獎後，佩裏自嘲説，他以陶藝家而不是“克蕾兒”的身份獲得特納獎，實在是大跌眼鏡。
佩裏自認為不是藝術天才，他用了10到15年的時間才思考清楚一個問題：陶器正是他傳達思想的首選媒介。最初，他還喜歡陶器具有的那种家庭的、女性般溫柔的、踏實的、被蹂躪的氣質。但是，打第一件陶藝作品，佩裏就竭盡所想表現最粗陋的形象：被色狼摧殘的女人，有殘疾的法西斯分子，服用安眠藥的少女，大量的納粹十字標記，治療性虐待狂的醫院……他完全改變了幾千年來陶藝美好、優雅的形象，把它當作諷刺所謂美好家庭生活的利器。佩裏説：“人們通常把花瓶看作姨媽家櫥櫃上的一件普通裝飾物。實際上，它完全可以被賦予不同的意義。我的花瓶主要用來表現那些針對兒童的暴力行為。”他已經把陶器當作了“自我心理治療的靈丹妙藥”（摘自佩裏的傳記《做為小女孩的藝術家的肖像》）。
佩裏深知他的癖好不合人們的通識。絕大多數易裝癖者尋求的是身為成年女性所得到的注目，佩裏卻要打扮成小女孩。他認為女童形象讓觀者罵完他“傻瓜”後得到輕鬆、安慰。同時他希望自己被當作小女孩來對待，得到小女孩應有的待遇：不必承擔責任，不必做事，存在就是為了讓人疼讓人愛。但是，穿上女孩服裝後的佩裏內心升起強烈的被羞辱感，這種羞辱感刺激了他，激發出創作的靈感。佩裏的創作，不管是陶瓷花瓶還是銅版畫，主題都是評論社會的不公平和虛偽。他的作品看上去似乎遭受了汪達爾人的蠻搗破壞，畫面粗劣潦草，醜陋不堪，突顯了自我概念、性別、身份認同等命題的價值觀。
評論家認為，佩裏的創作和女童穿著已經合為一體，成為一種藝術表達方式。佩裏説，易裝癖是當今社會性別歧視的産物：“它是男性歧視的表現，因為身為男性，總是部分受到壓制的。而很多男人對女人的陳舊看法，也是性別歧視。”他小時候很羨慕妹妹幾乎沒有挨過繼父的老拳。女性總是楚楚可憐的、受到保護的，他認為這是一種性別歧視。
有人問佩裏，做了父親後是不是感覺到自己像爺們兒了？他非常生氣：“我從來都認為自己是個爺們兒！”日常生活中的佩裏穿牛仔褲、T恤衫，和妻子、女兒相處得其樂融融，一副居家男人的“正常”模樣，反倒讓旁人看著不習慣。前衛的佩裏最喜歡的藝術品陳列館是相對傳統的“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他很謙虛，説自己做為男人相貌可以打7分，扮成女人充其量只能打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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