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農民邁開了進城務工的腳步，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農民的遷移。就在這個遷移的農民潮中，一個從山村走來的農民工，20年後竟成了清華大學的教授，他就是畫家忻東旺。他的油畫作品《早點》、《誠城》、《遠親》等曾獲得過多項全國美展的金銀銅獎，其中《早點》、《誠城》還在中國嘉德2005拍賣會上拍出了成交價225萬和130萬的好價錢。 2005年的歲末，在中國美術館“村民系列：忻東旺油畫作品展”上，我見到了忻東旺。人群中的他並不顯眼，低調、平和，像一塊溪流中安靜的玉石，他那超然物外的表情，像是在參加一次別人的畫展。在樸實、平靜的外表下，透出他與土地緊密相聯的善良與樸素。從他談話的言語中，給人們留下一種無窮的力量。那是生養他的那塊土地給予他的力量。他説他同情、尊重那些身份低下、生活落魄的小人物，因為他曾是他們中的一員，不僅曾經是，現在也是。他現在要做的就是記錄這些普通人在中國正在發生的巨大變革中的表情，這是這段歷史賦予他的責任。 農村生活的艱辛，使我感到絕望。在少年時，我最大的夢想就是突圍我的農民身份我是農民的兒子。我的祖輩、父輩也是農民。上個世紀30年代，我爺爺和奶奶為了獲得更多一點的土地，從河北壩下老家遷移到幾百里外荒無人煙的壩上草原———河北省康保縣忻家坊，在那裏墾荒種田。但這次遷移並沒能改變一家人的命運。我記得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我們家分紅。辛苦一年的勞動，換來的卻是可憐的一點柴米錢。 家裏生活雖然艱難，但卻沒有影響我對繪畫的熱愛。我的教科書和作業本的空白處全被我畫得滿滿的。但我從沒想過將來要去畫畫。最初讓我有繪畫衝動的，是年畫。每逢過年的時候，我們農村的供銷社就會擺上一摞新的售價一毛、一毛二的年畫。稍富裕的人家常常能多買幾張。我們家買不起，就把上一年的舊年畫粘一粘又挂上。我覺得很沮喪，於是我就自己畫。 童年艱辛生活的記憶，讓我對土地不懷任何留戀。在家鄉，我實在看不到自己的前途，又不喜歡在地裏勞動，當時對農村的感覺絕望極了。而祖輩深愛的土地對我來説，是一種無盡的掙扎與逃脫。少年時，我最大的夢想就是“突圍”我的農民身份。 至於我對繪畫的愛戀，後來連我自己也沒有意識到，它就像草原上的野火撲之不滅，星星可以燎原。1981年，我18歲。在河北張家口的農村裏，我背著工具箱，走村竄戶招攬油漆生意。不知道遭到多少拒絕，但也總有老鄉把我請進屋，以來年秋後的收成作保。賒上三五塊錢，讓我把滿屋的墻壁畫上連我自己也沒見過的風景。農民的這種審美精神非常頑強，也是非常的偉大。他們生活那麼苦，還特別在意美化自己的生活。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正經歷著一場深刻的變革。巨大的城鄉差距，吸引著無數農民奔向城市，開始尋找自己的命運。1983年，母親去世。我揣著父親給的10元錢，踏上了開往山西小城的列車。那個時候，農民是非常受歧視的。記得我到自己的親戚家，嘗盡了白眼與鄙視。當時為了生存，我在煤礦裏當礦工。白天幫人們裝煤、幹活，完全陷入辛苦的勞動和生活當中，沒有任何力量驅使你能夠跳出那種生活。那裏並不是畫畫的地方，可有點時間我就用來畫畫，這也成全了我潛心作畫的心態。 在匆匆的過客中，那些肩扛行李、被田野裏的北風吹紅了臉膛的進城務工的農民，就像我兒時的兄弟，使我怦然心動，一種使命感涌上心頭1986年，我考入山西晉中藝術師專。1998年，我已經是美院的老師了。一次，在熙熙攘攘的太原火車站，在匆匆的過客中，我突然看到那些肩扛行李，手拿工具進城務工的農民。那是許多年前似曾相識的面孔，就像我兒時的兄弟。那熟悉的被田野裏北風吹紅了鄉親們的臉膛，此刻作為城市裏的一道景觀出現在我的眼前。他們新奇的目光中有希望，克制的激動中有迷茫，既有無奈的等待，又有莫名的惆悵。這使我怦然心動，一種使命感涌上心頭，催促我在畫布上記錄下這個時代中涌向城市的我的農民兄弟。於是就有了名為《誠城》的油畫。 在離開家鄉近20年後，我突然有了回家寫生作畫的慾望。在這之前，每年我也回去幾次，但一回到那裏，生活使我完全陷入瑣碎、恩怨的人情世故里，對村裏的人我根本沒有任何與藝術相關的聯想。 我了解農民，因為我曾是他們中的一員。我對他們的理解，遠不止城裏人頭腦中樸實、善良的概念。對農民的入骨理解，成為我繪畫的一筆絕對的財富。當我第一次用畫筆來接觸他們的時候，心中沒有底。但當我真正畫的時候，感覺卻是那麼自然。我畫他們，就好像和他們在談心、在聊天。在家鄉寫生時，我努力與他們交流。與其説是溝通，不如説是我在竭力感受著中國正在發生巨大變化的現實。 沒來之前我是以20年前的情境想像一切的，除了每個人的名字沒有改變，其他的都發生了變化。也許是我變了，童年時的美好記憶通通變了。我不知該如何與他們溝通，只有用繪畫捕捉現實與記憶。我畫的農民都是張著嘴。為什麼？就是因為這是他們最自然的狀態。它影射了農民對生活的一種渴望，是他們發自心底的。生活的艱辛，使得他們已經沒有力量閉上嘴了。他們完全被土地、被生存的壓力所屈服，這是農民精神上的一種狀態，不僅是體力上，更是精神上的。 在經歷了這樣的寫生後，我的內心得到了一點平靜。因為在這之前，對家鄉人的複雜心境多年鬱積在我的心頭，設想著能畫出善惡。但最終能實現留在畫布上的竟還是些原本善良的人。 我們應該給歷史一個交代，讓我們的子孫在未來還能知道我們曾經還有過這樣一種狀態。假如留給歷史的是蒼白、虛偽、粉飾的藝術品，我覺得愧對歷史我 領略了農民的質樸，儘管我幾乎熟悉每個人的優缺點，但農民終究是善良的。尤其是有一年我去了千里之外的甘肅天水，那裏的農民同樣讓我感到親切，時代的責任感自然而然地在心裏産生了。社會變革的因素已悄悄滲入到每一位農民的精神意識中，我知道，雖然貧瘠的土地難以驟然改變他們的命運，但時代變革的步伐卻已經真實地震動了這塊土地。 從來沒有一個時代像我們今天的社會這樣豐富多彩，文化衝突如此之大，社會發展如此之迅速，如果我們的藝術表現忽略了對這個時代精神層面的深刻把握，我們對這個時代就是失語的，我們的藝術自然缺乏表現力。 而我們的藝術往往缺少的就是“真切的感受”，這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特別需要的。我們處在一個社會變動的時期，這也是文藝創作風雲激蕩的時期，更是藝術最豐厚的土壤，最有力的宏闊的背景。在藝術的道路上，我覺得我應該回鄉，應該回到生我養我的源頭。當農村裏年富力強的後生們爭相投奔城裏謀生的時候，我覺得我應該回到家鄉，回到我曾經睡過的土炕上…… 我之所以選擇農民作為載體，就是因為我認為，農業文化始終是中國文化最深層、最基礎的，是最深最深的底脈，是中華文化的脊梁。儘管我們有很多更前衛的文化，很多市民文化，但那不是中國文化的典型，不是中國文化的主脈。從一定意義上説，我們在農業文化這個基礎上，每個人都是城市裏的鄉民。所以，我的畫並不僅僅是畫農民，是為農民畫，希望從這樣一批社會中最為敏感的人群層面的表情中，看到這個時代的巨大變革。 西方19世紀的社會變革，産生了很多偉大的作品。而今天我們的畫家同樣處在比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都更好的階段。社會在向好的方面發展。人們有了錢，買畫來收藏。收藏的價值在哪？這不僅是個人行為，單純地花了許多錢買來挂墻上欣賞；你從歷史現實主義角度看，這些畫最終都會成為國家的，成為歷史的。假如我們留給國家、留給歷史的，是蒼白、虛偽、粉飾的藝術品，我覺得愧對收藏者，也愧對歷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