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拉脫維亞首都里加被指定為“歐洲文化之都”活動的東道城市，這一年裏，各種文化藝術相關活動及展覽都將以首都里加為中心展開。作為“文化之都”活動的一部分，“國際紙藝節”（International Paper Objects Festival）邀請了九名日本藝術家參展。參與紙藝節策劃的日本攝影家／批評家石川卓磨同我們分享了他6月27日至7月7日期間在里加的所見所聞。
拉脫維亞1991年從蘇聯獨立，2004年加入歐盟，今年開始引入歐元。對於這樣一個國家而言，擔任今年“歐洲文化之都”的東道國的確是向國際社會宣傳本國歷史文化的絕佳機會。
拉脫維亞的國家和民族歷史非常複雜，13世紀以來，曾先後被德國、荷蘭、瑞典、俄國／蘇聯佔領支配。因此，進入20世紀以前，拉脫維亞從來沒有作為民族國家獨立過。第一次宣佈獨立後不到22年，又被併入蘇聯，因此和第二次獨立算在一起，作為自立民族國家的拉脫維亞歷史還未滿50年。在這種背景下，如何呈現本國的歷史文化，如何為自己的國家定位，這可能是所有從蘇聯獨立的東歐國家都無法回避的課題。
儘管拉脫維亞作為獨立的民族國家成立時間尚淺，這片土地和民族的歷史卻十分悠久。早在13世紀初，拉脫維亞就已登上歷史舞臺，而首都里加的歷史地區也矗立著從中世紀德國到20世紀初新藝術風格的各種樣式的古建築。拉脫維亞人在長期的衰退和危機當中，依靠文化的力量維持了高度的民族意識。自19世紀以來，拉脫維亞地區識字率就很高，現在幾乎達到100%。康得的《純粹理性批判》（1781年）等重要著作就是在里加首次出版。
在拉脫維亞新國立圖書館舉辦的展覽“書籍500年史 1514-2014”上，這種民族自豪感體現得尤為明顯。這場回顧書籍印刷500年曆史的展覽收集了自馬丁·路德和丟勒等人活躍的文藝復興時代以來各種類型的書籍，比起文本，更偏重物質層面，尤其是各類版畫插圖令人印象深刻。
這種對紙張的親近感在里加其他當代藝術展上也可以看到。正在里加證券交易所美術館舉辦個展的拉脫維亞藝術家維加·賽爾明斯（Vija Celmins）以細密的鉛筆風景畫著稱。其他當代藝術展上，以紙為媒介的素描作品也數量眾多。“國際紙藝節”則是以紙為展覽主題。這一現象可能沒有被特別意識到，但紙張輕捷、易於與自然調和的特性，以及作為過程和目的能夠和多個領域連接的素描／草圖也許對拉脫維亞人來説，真的具有某種天然的親和力。
另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現象是媒體藝術的大量存在。拉脫維亞國家美術館軍械庫展廳的展覽“場域－社會、科學和技術變革模式”和拉脫維亞新國立圖書館的 “幻想結構”展上，很多作品都可被歸入媒體藝術門內。而且這些作品並非只是一味提倡新技術，進而將可能性完全封閉在專業領域內，相反，包含設計和批評意味的社會實踐意識在其中佔有很大比重。冬天嚴寒漫長的北歐國家總體上都側重通訊技術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但該現象跟蘇聯時代科技改革等進步主義的歷史——蘇聯時代活躍的作家也被包含在內——可能也有密切聯繫。
此外，拉脫維亞加入歐盟以及現今與俄羅斯關係裏的糾結之處也可以從中瞥見一二。目前拉脫維亞全體人口裏，俄裔居民佔了三分之一。珊婭·坎塔羅斯基（Sanya Kantarovsky）和埃拉·克魯延斯卡婭（Ella Kruglyanskaya）的雙人展“小薇拉”（Little Vera）（kim? 當代藝術中心）似乎就直面了這一複雜的社會歷史問題。來自莫斯科的珊婭和出身拉脫維亞的埃拉目前雙雙都以美國作為活動據點。兩人此次展覽以1937年巴黎世博會蘇聯館屋頂的巨大雕塑《勞動者與集體農莊的女性》的創作者薇拉· 穆欣娜（Vera Mukhina）為主題。薇拉是蘇聯時代代表國家的著名女雕塑家。珊婭和埃拉在三個不同展廳以不同方式對該主題進行了闡釋。第一間展廳展示以薇拉説過的話為基礎創作的海報；第二間展廳裏是九名拉脫維亞美院學生從不同角度重新翻刻的1951年薇拉以遊擊隊女隊員為原型創作的頭像《女性》，因其角度固定，所有雕像都只呈現原雕塑的一個側面；最後一間展廳則迴圈播放美術史學家和文化評論家討論薇拉作品的錄影。
“小薇拉”這一題目取自1988年在全球引發熱議的同名蘇聯電影，因為薇拉（Vera）在俄語裏還有信仰之意，該題目也可譯為“小小的信仰”。展覽在對蘇聯所象徵的社會主義國家意識形態進行批判性解體的同時，也在薇拉身上看到了小小的希望。從這個意義上講，此次由分別來自拉脫維亞和俄羅斯的兩位藝術家共同合作的展覽就顯得意味深長。
最後，在9名參加“國際紙藝節”的日本藝術家裏，3人的作品我是從頭到尾一直跟進，所以在此也稍作介紹。
渡邊泰子的《Summer Triangle》（2014）以在日本和拉脫維亞之間來回遷徙的天鵝為主題。涂成天藍色的紙質植物和天鵝散置於草地上，擺放方式對應天上的天鵝座，在（天鵝的）動與（植物的）靜，天體的宏觀視角與植物的局部視角之間製造出詩意的往復運動。
山崎成美的作品以象徵拉脫維亞建國的國民敘事詩《Lā?plēsis》（意為：撕裂熊的人）為題：用牛皮紙做成熊的形態倒挂在天花板上，再在表面粘上熊毛，刷開工油，最後切掉“熊頭”。製作過程的儀式感和最終成品的物質感都為作品賦予了某種現實性，令人聯想到宗教行為和肉體給人帶來的強烈鮮明的刺激。
近藤亮介和烏爾瑪坎尼維（Irmak Canevi）共同創作的裝置《Drawing Train Ⅳ: House of Bonds》（2014）以素描為材料，而所有的素描都是當地居民在工作坊期間製作的：先用幾乎透明的檸檬水在紙上描繪好形象，之後再加熱讓圖像顯現——日本傳統的“烤墨紙”遊戲以其跟太陽的隱喻關係，放在歐洲仲夏節正可謂恰逢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