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震在微信上叫沒老闆，既可以解讀為沒頂公司老闆，也可以暗示其無拘無束乃至“無法無天”的自由狀態。上面原創的內容以圖為主，偶爾有大段的長文字也多半都是複製粘貼過來的，以警示不要上當受騙、對社會現象不公表示嘲諷為主，圖片則多有種憋著逗你一樂的“企圖”。徐震説自己是一個很隨便的人，讀書不多，也從不嚴謹地學習。他自認為很簡單，“遇到一個什麼事兒會有什麼反應，這就是一個價值觀，很直接很自然”。他用這種態度生活，也用這種態度創作。 “我們不是先有一個多牛逼的想法或思路，或想反應一個多深奧的問題再去創作，我們就是興之所至，我是藝術家，我的工具是藝術，結果做的有趣不就行了嗎？”在徐震眼裏，自己的創作道路上從來沒有遇到過多大的檻兒，“沒錢沒展覽沒機會對我來説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沒錢就賺錢，沒展覽就自己做一個，這是今天這個時代最大的好處。”
讓徐震如魚得水的不僅僅是這個時代，更是他的看問題的角度。不同於學院派的陽春白雪，徐震更青睞野蠻的生長方式。在他看來，想做好藝術評論家，必須像動物學家觀察動物那樣去研究藝術家的成長，而他自己觀察社會的方式也更原始、更直接。很多藝術家在工作室裏工作，平常時間裏生活，順便感受世界，有想法時再回到工作室的狀態去思考。徐震從沒有這個圍墻的概念，“這個社會，我們不要讓它把你逼回工作室。” 一開始，徐震在正確的道路上就沒能走出多遠。從上海工藝美校中專畢業後，徐震也打算考大學，“浙江美院連准考證都不給我，説我畫得太差”。輾轉來到北京後，徐震一邊報考了央美的進修班，一邊和北京自由散漫的藝術家混在一起，“在進修班兩三天后就發現要是四年都畫人體是件多無聊的事。”於是徐震決定“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一段時間裏，徐震被“藝術家是你説自己是藝術家就是藝術家嗎？”這個問題困擾。很快，他就發現這是外界強加過來的偽問題，太注重結果可能帶來的好處反而會限制創造力的發揮。
2001年到2008年，徐震參與了上海比翼藝術中心的一項工作，八年時間裏，他的工作是跟幾百個藝術家聊天。“基本上看到各種材料、各種工具和各種藝術家，以及他們在不同心態、狀態下的工作。”一開始徐震會從前人的錯誤中吸取教訓，後來他慢慢發現，每個人面臨的問題不同，而藝術也並非斤斤計較的算計，沒有必要揚長避短，策略化地去搞藝術。“藝術到後面就是自己把自己擱進去，有的人説堅持，有的人説一條道走到黑，你很難迎合什麼東西，迎合的東西很快就沒了。” “大多數人都局限在道德、技術、人情、藝術史等等各方面，限制自己的想像力，當然我這樣好像有點太寬泛，好像什麼都能弄，但也的確是這樣的。這個展覽比較明確地表現了我們什麼都想弄的氣概。”最近，徐震在尤倫斯舉辦了一場名為《沒頂公司》的回顧展，展出他出道以來的主要作品。不同於其他的回顧展，從不循規蹈矩的徐震巧妙地將作品本身作為材料來使用。他將不同時期的作品重新組合，呈現出一種新的關係。它們彼此之間的關係荒謬且超現實，映射了被資訊淹沒的現實生活。“當各種資訊撲面而來時，你必須要做出選擇，而藝術家所要做的就是營造這樣一種現場。”
這個現場看似蕪雜散亂，其實秩序井然，中軸線的安排一目了然，兩側對稱陳列著相似但不盡相同的歷年作品。其間散亂行走著一群穿著病號服的精神病患者，這組頗為感性的作品名為《3月6日》，這天是徐震的生日，“我覺得自己是不是也像一個神經病一樣，跟隨這個社會，使人不安”。儘管徐震給演員規定了“與觀眾保持著一米五的距離緊緊跟隨，期間不許説話，眼睛盯著觀眾的背部，不許和觀眾對視”等規矩，但顯然現場效果要差得多。對此他並不介意，“你後面賴不唧唧跟著一個隨隨便便的人，這不是很中國嗎？” 中國特有的現狀對徐震來説有著強大的吸引力，“我們有時候開玩笑説，在國外是好山好水好無聊，回國就是窮山惡水真快活”。最近，徐震被紐約軍械庫藝術展（Armory Show）選為2014年展會委託藝術家。藝術展執行總監諾阿•霍洛維茨説徐震是“敏銳的煽動者”。在西方人眼裏，徐震始終是一個使用各種藝術媒介質疑當代中國背景下的各種社會政治禁忌，同時表達自己憂慮的人。然而在他自己眼裏，政治不過是日常的一部分，“今天中國沒什麼是不政治的，可咱們誰都沒投過選票，公民的基本素質也差不多都已經放棄了，這些基本的東西都沒有，你就得另外想辦法去實現自己在這個社會中連帶政治藝術所有的一些看法了。”
對於徐震來説，一旦看清了各種框架的虛無，作品本身便能煥發生機。沒定公司像徐震的一塊試驗田，播種一個想法進去，作品便源源不斷地生産出來。以意識形狀博物館為例，幾年前，當博物館還只是一本書的容量時，徐震就想好了要在這個簡單的動機之上有所超越。他考慮能否將所有的宗教動作連起來，像瑜伽一樣做成對身體有好處的體操，在體育教練的幫助下，幾個月內，徐震就推出了一套意識形態操。“我覺得這已經不只是一個行為藝術了，你可以去推廣這個想法，推廣真的對健康有幫助的動作。”除此之外，在蒐集資料時，徐震還敏銳地發現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人類學工程，不失為一種對人類歷史重新觀看的角度。意識形狀博物館由此誕生。誕生於此的還有此次展出的上下佛像等作品。“博物館就像一個資源庫，我們會使用這些資訊，在完善一個作品的過程中不斷受到啟發産生新的作品。”徐震説，在未來，意識形態操可能會出現夫妻共同完成的部分，博物館盒子也會不斷變大。
破釜沉舟的氣概、愈發敏銳的藝術嗅覺和旺盛的好奇心共同構成了今天的徐震，在被問到生意人如何做好藝術家這個問題時，徐震給出的答案是：“你要回到一個非職業的狀態裏來，回到一個人，無論創作、規劃展覽還是賺錢都要整個融入，你的創造力就會在各個層面上得以體現”。作為生意人的徐震和作為藝術家的徐震，通過這個展覽證明了彼此之間不僅沒有干擾，同時還有幫助。
商人徐震的藝術邏輯
記者：作為藝術家的徐震和作為品牌的“徐震”有什麼實質性的不同？
徐：徐震作為一個品牌，表現了我們對藝術的一個看法。如今，展覽的是商品，賣得才是藝術品。首先要有一個産品，産品就是“徐震”。我要把藝術落實到一個很具體的工作上。人們都在討論資本跟文化的關係，這就是一個時代特點。但我覺得應該把商品做得藝術一點。不要甘心淪為一種商品，所謂的藝術一點就是它的商品的可能性，至於它能做到什麼程度就要看我們實際要做一些什麼事情，所以徐震作為藝術家和徐震作為藝術品牌完全不一樣的。 記者：商品的可能性是指什麼？徐：説白了就是我們在整個的社會環境中，文化的位置、文化的角色、文化的功能。藝術在今天，不管是藏家出於收藏或保值增值需要來購買，還是藝術家在強調我這是藝術，這些都是不靠譜的，都是説了不算的。想説了算，就一定要塑造你的文化核心力。
記者：你的作品裏有很多政治諷喻，為什麼會這樣安排？
徐：今天中國沒有什麼是不政治的。我不是從一個藝術家的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的，我其實是一個很隨便的人，讀書也不多，每天也不是那麼很嚴謹地去學習，但是我很簡單，當我遇到一個什麼事兒，我會有什麼反應，這個反應就是你的一個價值觀，很直接很自然。我們不是先有一個很牛的想法或思路，或想反應一個多深奧的問題，我們就是興之所至，有這個想法就去做，我是藝術家，我的工具是藝術，結果做的有趣不就行了麼。政治在這裡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似乎我們要把政治摘出現在的生活範圍，要討論政治就要專門討論政治，日常政治、現實政治和哲學政治在今天已經完全混掉了。
記者：日常政治、現實政治和哲學政治是怎樣混在一起的？
徐：比如《無政府主義者曾經想炸掉格林尼治子午線——以便將人民從時間中解放出來》，這一系列作品是為了這些標題創作的。我讓同事沒事時讀書，讀到有意思的摘錄出來，幾個月下來摘錄了幾百本書，然後我們從裏面再挑一些可以做成作品的言論。格林尼治是個標準，我們用帳篷搭成的這個廟也是一個標準。廟在中國傳統的定式審美裏是有標準，有規格的，不能亂造的，當我們把它搭建成帳篷的時候它就沒有了。帳篷是適合今天便捷生活方式的，那麼久很難説到底要不要這個傳統，要不要這個定式審美。它既有政治性，也能轉化為一種日常的可能。
記者：接下來希望能有怎樣的突破？
徐：籌備這個展覽的過程中，我發現和我一樣的70後的藝術家們，在有了十幾年的積累後，都面臨一個問題：你到底是什麼樣的文化價值觀，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我比較高興的是，大家都在差不多的時間意識到這個問題了，當然最後是通過作品體現自己，但你一定要慢慢形成或者説建設一個文化傾向。你到了40歲左右，希望告訴別人什麼東西，即將做出來的這一堆有用或沒用的東西，它可能是什麼樣的。這是真正有挑戰性的，就是能不能形成一個文化體系。